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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浩:新时期上海合作组织与全球治理

更新时间:2020-06-17 23:35:36
作者: 邓浩  
成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源源不断的动力之源。

   俄罗斯一直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近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形势日益严峻、美欧制裁持续不断的新形势,俄罗斯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并在全球治理领域频频提出主张和改革倡议,力图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建中占据话语制高点。2016年6月,普京总统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正式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首批潜在参与者有40余个,包括独联体、上合组织、东盟国家,以及韩国、日本、以色列、埃及等,对欧洲也是开放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实质上是俄版全球治理计划,也是其为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提出的“俄罗斯方案”。目前,俄罗斯正在积极完善并大力推进这一计划,其实施客观上也在推动上合组织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进程。

   第三,上合组织加大参与全球治理也是出于应对美国大行单边主义、保守主义的现实需要。特朗普上台后信奉“美国优先”,抛弃其所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急速回归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导致全球治理进程严重受阻,治理机制的代表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呈现碎片化趋势,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G20等主要全球治理多边机制正常有序运转面临严峻挑战。同时,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肆意挑起大国竞争乃至对抗,将中俄同时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千方百计重建排除中俄的国际和地区秩序,推出所谓“印太战略”、阿富汗新战略、中亚新战略,中俄倡导的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多边主义为原则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阻力。美国可谓是当前全球治理严重失序失衡的始作俑者,对全球和地区稳定构成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作为维护地区和全球稳定的重要力量,上合组织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弘扬合作共赢理念,力阻全球治理发生逆转,确保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化解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和地区环境,推动和引领全球治理朝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前行。

  

   三、上合组织加大参与全球治理的有利条件

   当前,上合组织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不论是从外部环境看,还是着眼于自身发展,加大全球治理都已刻不容缓。作为一个成立伊始即把全球治理视为己任的多边机制,上合组织完全有可能在当前完善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应有甚至更大的作为。

   首先,上合组织具有与时俱进的先进治理理念,为新形势下全球治理提供了方向指引和理念支撑,有可能引领全球治理走上一条希望之路。着眼于防止重蹈冷战覆辙,避免冷战思维、零和游戏、文明冲突窠臼,上合组织提出的“上海精神”完全不同于以往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理念,打破了传统和现存的很多国际组织和集团不同程度具有的封闭性、排他性、强制性特点,开创了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的新型合作模式。它倡导以平等协商为核心的新合作观,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协商一致,以合作促和平,谋发展,维护成员国核心利益,以平等互利方式推动区域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它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观,秉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原则,坚持不干涉内政,以开放合作方式增强战略互信,为地区发展创造稳定的安全环境;它推广以多元包容为特征的新文明观,提倡充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与各自的道路选择,倡导在求同存异中兼容并蓄,推动文明间交流对话,促进区域认同、和谐区域建设。上合组织提出并践行的全新理念,是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的创新性有益探索,为冷战后全球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2018年青岛峰会上,上合组织明确提出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两个构建”。这是对“上海精神”的进一步发展,赋予“上海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不仅为新时期上合组织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新形势下的全球治理贡献了新的先进理念。习主席在青岛峰会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弘扬“上海精神”的新“五观”,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赢得成员国的广泛支持和认同。这是对“两个构建”理念的具体化,揭示了“两个构建”的基本遵循,使“上海精神”与“两个构建”有机地融为一体,代表了时代发展潮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诉求,为新形势下全球治理贡献了新智慧、新理念,对于改变目前全球治理碎片化状态,完善全球治理价值体系,构建更好体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权益的新型国际秩序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其次,上合组织高度注重制度和规范建设,为新形势下构建全球治理制度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可能加速全球治理走出失序状态。世界各国千差万别,如何制定一套为各方认可接受并行之有效的规则制度是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难题,上合组织对此一直不懈探索,其实践经验对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具有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一直按照循序渐进、由易到难、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本组织的制度体系建设。上合组织成立伊始即通过了打击“三股势力”上海公约,在国际上第一次从法律上清晰地界定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概念,为成员国合作打击三股势力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上合组织先后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2009年6月)和《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2017年6月),进一步细化了打击三股势力法律制度,使之更臻完善和系统,为全球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积累了宝贵的制度建设经验。与此同时,针对地区存在的毒品、非法贩运武器等跨国犯罪行径,上合组织也制定出台了相应法律文件,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协定》(2004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非法贩运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的协定》(2008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协定》等,使上合组织在安全合作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为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法律武器,有效维护了地区安全与稳定。上合组织在安全合作上的法律制度不仅促进了本组织地区的安全治理,也对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范本,具有示范性和普适性。同时,上合组织在经济合作上也在加大制度化建设。2014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便利化协定》,标志着经济合作制度建设取得里程碑式的重要进展。2019年,上合组织政府首脑会议批准了新版经贸合作纲要,表示将进一步积极推进区域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自由化进程,不断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安排。目前,成员国正在积极商签《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服务贸易框架协定》,这将为推动地区贸易便利化奠定不可缺少的法律基础,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新的“上合智慧”和“上合方案”。上合组织在合作制度上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上合组织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所在。

   最后,上合组织秉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构筑多边伙伴网络,为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抓手。与全球治理机构建立联系和协作是上合组织直接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上合组织一直把联合国视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致力于维护联合国权威,积极与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建立联系和发展合作,力图通过联合国参与到改革和建设全球治理的进程。2004年,上合组织成为联合国观察员,获得参与联大会议和工作的权利;2009年,第64届联大全体会议通过《联合国与上合组织之间的合作》决议,强调联合国与上合组织加强对话、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2010年,上合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秘书处签署相互合作联合声明,表示将合作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与威胁;2011年以来,上合组织秘书处先后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2019年3月,上合组织反恐怖机构与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执行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上合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预防外交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也开展了不定期交流与对话。显而易见,上合组织与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建立日益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为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便利条件。与此同时,上合组织也注重与地区性国际组织或机制性协作机构建立联系和协作,为其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增添助力。从2005年开始至今,上合组织陆续与独联体(CIS)、东盟(ASEAN)、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ECO)、亚信会议(CICA)等签署了正式合作文件。与欧安组织、金砖国家机制、欧亚经济联盟也建立了联系。上合组织不断扩大对外交往和多边合作,为其更加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四、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不可避免地遭逢内外多重挑战。

   从外部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占据全球治理主导地位,其对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竭力干扰、阻遏和打压,成为制约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外部因素。一方面,美国等西方保守势力始终固守冷战思维,认为上合组织具有地缘政治色彩,是“东方北约”,将“上海精神”称为“威权主义范式”,视之为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同时,极力渲染夸大上合组织内部差异,声称印巴的加入损害了组织凝聚力,进一步冲淡了既有日程,使其沦为无效的“清谈馆”。西方的误解和偏见给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严重的消极和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公开将中国和俄罗斯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明确把秩序、制度之争作为与中俄竞争的重心所在,并推出带有浓厚地缘政治色彩的战略规划,企图将中俄排除在新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之外,从而对中俄力推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构成严重阻碍。同时,肆意抹黑、贬损、阻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其是在谋求规则制定权,不能容忍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推出美版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方案,联手欧盟,极力分化拉拢地区国家,与“一带一路”一争高下。美国不断加大与中俄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上的竞争,对中俄致力于推进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构成直接挑战。

   与此同时,上合地区是一个在全球治理中相对滞后、治理赤字比较严重的区域。当前,上合组织地区存在多种治理机制和方案,竞争色彩浓厚,甚至存在明显的对抗性和排他性,加之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上合组织地区治理环境不容乐观,给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投上阴影。

   从内部来看,随着印巴的加入,上合组织内部多样性和差异性更加凸显,协调一致行动面临更大困难。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上各具特点,彼此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利益相互交织,导致成员国在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问题上很难步调一致,在诸如如何对待现行国际体系、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和集团关系、如何确立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目标、如何推进区域合作等重大问题上,成员国之间尚需进一步协调立场,凝聚共识。强化共同价值观和集体认同理念始终是上合组织面临的艰巨任务。同时,如何将先进理念和地区实际相结合,切实有效推动各项合作,上合组织尚未拿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尤其是区域经济合作进展有限,成员国迄今未能在建立开发银行、专门账户以及建立自贸区问题上达成一致,导致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成效不彰,进展迟缓。自身实力和能力的不足对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构成严重羁绊,使其示范和先行作用大打折扣。

  

   五、上合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

未来5—10年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振兴的关键期和机遇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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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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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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