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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轶峰:明清时代的帝制与封建

更新时间:2020-06-16 11:12:17
作者: 赵轶峰  
王、贝勒等爵位分封继续,而且“铭勋王室”的高级封爵,世袭而不做代际减杀,较之明代诸王,特权更具有持续性。与明代分封更明显的差异是,清代所封世袭王公贝勒不仅都不是地方行政主管权威身份,不能节制地方,而且诸王、宗室,皆得以在朝廷任职效力,既便于皇帝管控,又难以在地方培植势力。清修《钦定历代职官表》对明代封建甚加批评,而以清代处宗室之法为得:“明太祖慕古封建之制,择名城大都以王诸子,若秦西安,晋太原,燕北平,皆临要冲之地,环边万里,匝于三陲,自以为磐石之安矣。然一传而靖难兵起,遂至夺宗。自是以后,过为防维,诸王就国,郡邑吏得持其短长。至其宗支繁衍,岁禄猥多,竭天下之赋不足以供,过时不给,以致宗人聚谋,焚署殴官,诸宗命名、请婚,胥吏得以邀索,贫者无以应,则沈搁不行,婚嫁失时,愁怨载道……明政之不纲,于此可见矣。我国家敦睦宗亲,恩明谊美。诸王之铭勋王室者,皆延世无穷矣。恩泽启封者,则以次降袭用,以辨等差而昭奖劝。至闲散宗室,月有赡养之银,岁有禄米之给,婚丧嫁娶,特加恩赐。我皇上笃念宗亲,凡贝勒以下之降袭者,皆设为定制,令得常保世封。又念睿忠亲王有赞翊之功,特命配享庙庭,追谥续封。而豫亲王、肃亲王、郑亲王、克勤郡王子孙,亦皆复其原封之号,以彰旧烈。其果亲王等之以罪废者,亦并复其属籍,恩意尤为优浃。近复定亲王之子,给以一品章服,郡王贝勒以下,以次递推,又诏普给宗室冠带,优加职级,新正赐宴乾清宫,赏赉丰渥。又广宗室御史及陵寝官员额,令咸得以才自効。立法之周详尽善,有非三代以后所可几及者矣。”(17)永瑢、纪昀等奉敕撰:《钦定历代职官表》卷6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2册,第440-441页。这种制度,以皇权为中心分配权力和利益资源,血缘和功业为两大脉络,而亲亲为主,赏功次之,上者世袭罔替,下者随世递减,于是通清一代,保持了一个庞大的世袭特权阶层。

   (三)八旗等级附庸制度

   封建制度是一种突出体现人身依赖关系的制度。就军政合一社会单元的属性而言,前代北方政权中已有类似八旗的组织,但都不及八旗制度严密。随着清朝入主中原,此种制度从一种边疆地域性体制伸展到内地,形成旗民分治格局,从而大大扩展了此种制度对中国社会整体的影响(18)参见赵轶峰:《八旗、保甲与清前期社会结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1期。。

   清入关后的八旗,是一个由具有政治、经济、司法特权的满、蒙、汉旗人构成的封闭性群体,其内部,又有非常复杂的等级层次和管理规制。从缘起角度看,八旗具有军事组织属性,具有冈绍夫所指出的专职军事人员享有特权地位的突出性质,同时也因为八旗与清皇室之间的宗族、族属、附庸关系,而具有广义皇族附庸人口特权地位的性质。这种特权身份和地位的世袭特性,必然伴随封闭性。出旗和被纳入八旗,皆有非常复杂的限定条件,社会分层由是而深化。就世袭军人从最高统治者处获得社会特权身份地位意义上说,八旗是整个帝制时代体现封建性较强的制度。八旗人群集中在北京、盛京等政治中心,其他地方分布略弱,地缘性远不及社会层级性突出。这也是与前代体现封建精神的各种制度之间一个重要不同处。与此制度对应,清朝实行前所未有的给予满、蒙、汉八旗出身人员预留官僚体系中职位空缺的制度,用意在于保持八旗人员进入军政仕途的优先权,包括超出普遍科举制度途径之外其他入仕途径的优先权。于是,清代通过八旗制度,把封建精神渗透到整个国家体制之中,造成一种更内在化的融合。

   除此之外,明代所实行的周边附属国及朝贡国封建、土司与羁縻、武臣世袭与品官荫蔽制继续实行。比较突出的改变是清代曾大规模改土归流。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湖北布政使黄焜奏:“夫今之土司,无异古之封建。但古制公侯不过百里,今土司之大者延袤数百里,部落数万余,抢劫村寨,欺压平民,地方官莫之敢指。如遇投诚归化之生番,辄议令其管辖。一则曰以土治土,再则曰素所畏服。不知日积月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今请自后土司有犯,俱改土归流,凡有投诚归化之生番,或归流官,或另设头目管辖,则土司之势不至日炽,易于钤束矣。”(19)《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8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9册,第593页。改土归流的考量,大致如此。不过清代改土归流虽规模超过明代,但并未消灭土司。清朝对远方入贡国颁赐封号也比明朝更为谨慎,并非入贡即封,周边几个既封且贡的国家才具有封建性质,贡而不封者与清朝实际上仅为外交、经济往来关系(20)参见赵轶峰:《清前期中朝关系与“东亚”秩序格局》,《古代文明》2019年第1期。。

   基于帝制时代始终具有的相对边缘化的封建因素和传统,同时受满洲更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和普遍贵族制状态的影响,封建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的国家权力、社会关系、经济权益各领域都继续存在,虽然并未实行类似明初那样的分封,但等级和人身依赖关系却更为强化。奇妙的是,这些变化,总体上说并没有带来对皇权的挑战,反而支撑皇帝保持了强大权威。

  

   四、明清时代的封建观

   明清两朝参酌古意,在帝制皇权—郡县—官僚权力架构基础上,变通参用封建制,大要已见前文。与之相关,时人留下大量言论,可以帮助我们探析此类现象背后的观念理路。相关文献数量极大,观点歧义甚多。近有田勤耘《明清“封建论”研究》一书,颇加梳理、议论,可以参考(21)参见田勤耘:《明清“封建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惟追问的基本问题及所见有所不同,还需考察。

   朱元璋分封后不久,洪武九年(1376),因天变求直言。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居升)上《万言书》,指当时有“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三大弊端。关于分封,叶伯巨引古语“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主张“强干弱枝”,认为当时的分封是“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亚于天子之都,复赐之以甲兵、卫士,数世之后,将“尾大不掉”。那时削地夺权,就会引发怨恨,可能出现诸王恃险争衡、拥众入朝、缘间而起等“大祸”。他建议朱元璋仿照汉初贾谊之策,早分诸国之地,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使其国小而无邪心,然后用诸王贤德者入朝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如此可以“割一世之恩以制万世之利”(22)叶伯巨:《万言书》,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8,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2-53页。。朱元璋览书大怒,认为是离间皇家骨肉,将叶伯巨逮问,瘐死狱中。此公其实并未反对分封,也没有深入讨论古今分封的差异与利弊,只是主张分封不当过滥,需防其坐大为乱,见识未出贾谊所论范围,却遭横祸。其后,洪武二十三年(1390)应天乡试策问以封建为题,安徽绩溪人程通《封建策》称旨,擢第一。所论逢迎朱元璋做法,以亲亲、屏藩为说,别无新意(23)参见程通:《贞白遗稿》卷首四库馆臣提要及卷1《封建策一》、《封建策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5册,第725、728-732页。。叶伯巨以论封建致祸,程通以论封建显达,枢机不在事理,帝王旨意而已。

   明朝人封建论的主流,是以民本主义价值观权衡封建与郡县的得失,其间对二者得失见解如唐宋时代一样,有所分歧,但着眼点多在民本而认为后世当郡县为主,参用封建。方孝孺在洪武时期作有“深虑”之文10篇,思考的都是长治久安之道,其中首篇,就以封建得失为主。当时朱元璋分封之弊尚未显露,而叶伯巨因言致祸在前不久,方孝孺的论说表达出对分封可保长久的怀疑,却没有直接论证其不当。其大意云:秦惩周之灭亡,“变封建而为郡县”,以为可以长久,不久汉高祖以匹夫而亡秦;汉惩秦之孤立,大封庶孽为诸侯,七国之乱随即发生。汉武帝、宣帝削藩,以为可以无事,卒为王莽所篡……“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治国之道,不可“肆其私谋诡计,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如果“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24)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深虑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5册,第90-91页。。结合“深虑”其他各篇内容可见,他所说的“天心”,就是民生民意。他认为以公天下之心而行仁政才能长久,其他思虑无论如何周详,都不足以保证不会失去政权。这里显然包含对朱元璋以分封子弟来确保家天下长久之策的批评。可见方孝孺后来协助建文帝削藩,是有一些基本政治理念为基础,并非仅仅出于应对诸王强横的现实挑战。稍后的理学名家胡居仁与方孝孺同样,强调合理的政治在于统治者以公天下为心,认为古代制度是“从天理上裁制出来”,“圣人胸中流出”,若不得遵依天理之人,各种制度都会演出弊政。封建与郡县各有利弊,后世如果不存爱养斯民之心,恢复封建不足成善治;“苟得其人,二法皆可也”(25)胡居仁:《居业录》卷5《古今第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4册,第48-51页。并请参见田勤耘:《明清“封建论”研究》,第93-101页。。

正德时人黄省曾作《难柳宗元封建论》,对柳宗元所持秦废封建而为天下之大公说,做全面反驳。他认为,王者考虑政体,出发点当在于“生民”而不在自己的子孙,凡不能利于生民者,最终也不能庇护其子孙。柳宗元《封建论》大抵为帝王子孙着想,所以主张把天下之权尽归君主,把秦朝制度视为万世不易之规。政权存亡之机,在于是否以生民为心,如否,行郡县会亡国,行封建也会亡国。三代之兴因其仁,其亡因不仁,并非因为封建与否。柳宗元说上古圣王因时势而不得不行封建,虽欲废之却不能做到,然而封建制度如果真的不善,怎能实行两千余年?尧能禅让于舜,汤、武能推翻暴君,如何就不能摒除既知其不善的封建制度?柳宗元说周代分封导致诸侯尾大不掉,以致于乱。其实上古封建之时,天子定期巡狩查考,诸侯定期入觐述职,不德如防风、四凶者,诛放夺国,不朝者贬爵削地、六师讨伐,权未尝不在天子。周代的衰败,起因于不狩不朝、敌国相征,封建之意沦丧,不在封建制度不善。柳宗元称秦朝速亡,所失在政不在制,其实是“既失于制,又失于政”。就柳宗元的“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之说,黄省曾指其不说人话:“先王之法至秦始尽废,讪笑三代,自号皇帝,而子弟为匹夫,焚典坑贤,何所不极?……行郡县而并万国,以为一人之飨,天下之私莫大于是,而宗元以为公者,毋乃非人之见乎?”(26)黄省曾:《明文海》卷92《难柳宗元封建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4册,第86-89页。表面看,这是明清时期肯定封建制态度最鲜明的言论,但黄省曾所论及的,都是明以前之事,并未提及明代的分封。而且,他肯定古代封建的基点与方孝孺、胡居仁前述思想一致,根本都是民本政治观,他认为郡县制是私天下,也出于同样的逻辑。这种观念中,封建与否只是具体的制度,并不直接决定天下治乱,其利弊取决于统治者是否从公天下立场来对待国家事务。这种封建观,与朱元璋家天下的封建观,当然不在同一理路上。章潢《图书编》中所论,与前述方孝孺等人一样,都以民本为政治逻辑的价值基点,认为郡县与封建不过是代天理民的君主治理社会的两种具体方式。同时他参酌柳宗元的主张,认为郡县与封建各有时势,上古行封建符合当时诸国林立的现实,秦行郡县也是时势使然。两制得失,封建权在诸侯,郡县权在守令。比郡县还是封建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人民为政治的根本,一朝之子孙是否世代享有富贵却不是根本的问题。“夫本者何?天之立君与君之承天皆为民也。封建、郡县之制,贤哲俊乂之求,宗社灵长之策,皆所以为民也。为民乃为君也,岂徒为周之姬、秦之嬴子孙世世享有富贵福泽云乎哉?”秦朝速亡,“失在虐民,不能体天心以爱养元元,不可为上天之宗子,失不在郡县之法也”。封建、郡县既然各有得失而根本在于政治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后世以郡县为制,而“侯王封爵未之废也”(27)章潢:《图书编》卷86《封建郡县总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1册,第588-591页。按田勤耘《明清“封建论”研究》第三章第三节专门讨论章潢封建思想,但误将章潢所引用的马端临、刘秩等前人说法作为章潢本人言论加以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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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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