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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轶峰:明清时代的帝制与封建

更新时间:2020-06-16 11:12:17
作者: 赵轶峰  
然而明初分封造成的分权倾向过强,诸王各拥重兵节制一方而居嫌疑之地,朱元璋死后,矛盾立显。建文帝朱允炆忌惮诸叔而削藩,燕王朱棣很快举兵,篡取皇位。朱棣登极后,继续削藩,严管宗室,使之成为难以参与政治、衣租食禄的寄生人群。即便如此,永乐以后还是曾经发生诸王反叛。《明史》评论称:“封建之不可行于后世也,信矣!明太祖建立亲藩,大封诸子,方谓枝叶相维,根本益固,乃一传而有燕王之变,篡夺之祸,起不旋踵。厥后高煦、宸濠逆谋屡动,非所谓最强则最先反者欤?中叶以来,矫枉过正,防闲之峻,至于二王不得相见,省墓请而后许,识者讥焉。降及末季,盗贼充斥,社稷之危,在于呼吸,而起兵勤王者,且援祖制以罪之。诸王之据名城、拥厚赀,束手就戮,所在皆是,其能资捍御者谁耶?维屏维翰之谓何吁?亦可鉴已!”(9)《明史》卷120《诸王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9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1页。按《四库全书》本《明史》明指明太祖分封之过,反映乾隆中后期清廷对明初封建的看法。1974年中华书局版校点本以乾隆四年形成的武英殿本为底本,论赞颇为明太祖遮掩,反映清廷更早时期的看法。实际上,明中期以后诸王虽不掌兵、不与政,但坐享巨额社会财富,宗室人口高速增多,分割国家赋税,加速了明政府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相关研究已多,此不赘述。

   帝制时代的封建,与周代封建名目相同,形式略似,但也有重大区别。周代封建具有联盟意味,是多政权聚合而拥共主的体系;帝制时代的封建,尤其是明代的封建,主体部分是沿着皇室血缘关系分割权力和特权的体系。古未集权而行封建,可能持久;明代已集权而行封建,不旋踵而乱。朱元璋附庸古代“亲亲”之说,不辨今古,家天下而行封建,致乱不可避免。通帝制时代,皇权家族世袭从未改变,所有政治思想家也没有提出根本改变世袭皇权体制的理论或建议。在此前提下,特权沿宗室血缘网络做一定程度的分散辐射,权衡的只是其对皇权稳定性的利弊,无论如何具体操作,根本上皆不出帝制运行范围。

   (二)沐氏世守云南

   明代非皇子不封王,原则上无军功不封爵。皇子之外,受封并得世袭拥有巨大权力的是朱元璋义子沐英。洪武十六年(1383),明朝平定云南,令西平侯沐英留镇云南。沐英死后,子孙世代承袭爵位并镇守云南。永乐六年(1408),加封沐英次子沐晟黔国公,并赐“铁券”。通明一代,沐氏在云南世代镇守,明朝在北京的中央政权垮台后,沐氏仍然在许多年间参与抗清。李建军、谢雪冰曾对沐氏镇守云南事进行考察,将沐氏世守云南称为“亚分封制”。文称:此种安排,“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分封制度或土司制度,也有别于以流官为特征的省府州县制度或郡县制度,而是介于分封制度与省府州县制度之间的一种独具特色的管理体制。受封的云南沐氏家族嗣爵执政者不是真正的诸侯、藩王、土司或流官,却同时兼有诸侯、藩王、土司和流官的某些特点和权益”(10)李建军、谢雪冰:《论明代云南亚分封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明朝在云南既设流官,亦设土司,并曾有朱氏藩王一度封驻其地,沐氏不是以分茅裂土方式专制一方,而是以皇帝义子、皇族姻戚、功臣多重资格,监督镇守偏远之地。其全部资格、权力,皆来自皇权信托与荣宠,完全没有分割或制约皇权的位势和功能。沐氏对于地方行政机关,可以监督、干预,但非全责管辖,不过因其被皇权信托,遇有兵事及其他重大事宜,地位就会自动上升。云南地处边鄙,与明朝行政中心间限山隔水,此种在常规郡县体制外另设世袭者镇守的做法,可以加持皇权,却不足成割据之忧。沐氏安于其地位,成近300年世袭罔替格局。可见,即使在帝制时代后期,变通的“亚封建”在特定情况下仍可构成对中央政权的拱卫之势。

   (三)土司与羁縻

   明朝对西南地区统治,采取流官与土司交错方式。土司为前代遗留下来的偏远地方治理单元,依据相对原始的地方群落自治政权,赐以名封,使之在不改变内部权力制度的前提下纳入帝制总体框架,世袭管理,以安一方,如有不便,则可能改土为流。此种形式,与王朝腹地行省、流官制度迥然有别,从承认地方自治权力和统治者世袭意义上,与古代于边缘地区所行制度取义相近。惟西南地区土司在山地,与流官所治交错,多设于流官不便管理之地。东北、北方、西北毗邻内地行省边缘地带,因常凝聚具有较强内部管理能力的地方部族势力,明朝对其首领封与官职,认可其世袭,意在不致为乱,称为“羁縻”,如封建州女真首领为都督、封蒙古俺达为顺义王等。土司、羁縻政权之内,不另设流官,不征常赋,亦不以中原法律加以规范,但要求定期入贡,保持名义上的统属格局。两者根本上说,皆为安置边疆秩序之法,比较而言,土司带有更多今日所说“原住民”保留区自治的意味,羁縻政权则有更强的内部整合性,且可能向其原住区域以外扩展规模,故后者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具有更大不确定性。“土”相对于“流”,所以是帝制时代的制度、名目,分明表示已在帝制体系之内。“羁縻”原为描述中央对边缘地带政权方略的用语,也是帝制体系辐射出去的制度设置。两者皆为世袭,皆由中央政府授予资格,皆有地方自治权。从前述意义上说,二者都具有封建性质。

   (四)武臣世袭与品官荫蔽制

   封建在帝制结构内更微弱些的表现,体现在武臣世袭和品官荫蔽制度中。明代除极例外,无军功不封爵,故文臣基本不世袭,武臣有世袭。这与冈绍夫所说封建制下军人占据特殊地位的特点一致。武臣封爵,世袭之外,给予法律特权,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形如覆瓦,面刻制词,底刻身及子孙免死次数……所谓免死者,除谋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1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5《左右券内外黄》,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7页。。由此构成皇帝及其宗族以下,普通社会成员之上的军功特权阶层。帝制时代的封建,极少分茅裂土之事,但以经济、政治、法律特权加以补偿。文臣虽无世袭,另有比照世袭减杀的荫蔽特权,高级品官子弟,可以因其父祖身份而获得优先进入国子监读书机会,由此增加进入官僚体系的更多机缘。特定社会的社会、政治、经济权益是有限的,此长彼消,所以前述特权,都是从普通大众身上剥夺权利而赠与权力体系内部支持者而来,体现帝制体系利用封建精神制造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实践。

   (五)周边附属国及朝贡国之封建

   明朝与周边国家,多以藩封形式构成藩属关系。其中最为稳定者,为朝鲜、安南、占城、琉球等。此类关系的基本含义,包括受封者承认皇帝作为名义上天下共主的地位,定期入觐朝贡,表示臣服,接受朝廷颁赐的封号,行用明朝历法。明朝对于此类受封国,并不干预其内部行政,令之“自为声教”,对其中关系紧密者如朝鲜,则承担保护责任,也有可能令其为朝廷军事行动提供人力、物力支援。明朝与这些属国的往来文书,会将此种关系称为“封建”。如正统十一年(1446),安南国王遣使入京控诉占城国“欺其孤幼,曩已侵其升、华、思、义四州,今又屡次率兵攻围化州,杀掠其人畜财物”。明英宗敕责占城国王:“王与安南,俱受朝命,封建年久,彼此疆域,各有定界,岂可兴兵构怨,有乖睦邻保境之意?……王自今宜深体此意,祗循礼分,严饬守边头目,慎固封守,毋仍恣肆侵轶邻境,贻患生灵,自取祸殃。”(12)《明英宗实录》卷142,正统十一年六月癸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第2818-2819页。明朝对于更远地方入贡并被认可的国家,也常颁赐封号,但对其入贡行为并不进行严格管控,亦在实际上并不承担保护义务。封建制在这一层面的继续存在恰好是古代封建遗意的生动体现。古代的世界意识,以“天下”而非“国”为基本概念,“天下”广被无极,行政无法统一,易行封建。帝制时代“国”已强化,中心区易行郡县,边远区则便于用封建名目建立关系。

   明初统治者参酌历史记载和前代统治得失,未得精要,故意变通分封诸王,迅速失败后,诸王藩封蜕化成为对皇室贵族生活特权的安置制度,与国家基本权力切割。与此同时,封建仍如前代构成帝制中央与偏远地区及周边政权关系的基本制度,武臣封爵与品官恩荫制度则构成封建精神在帝制时代文武官僚制度中的孑遗表现。

  

   三、清代的封建

   清朝统治者入关时,明代封建已成失败往事,殷鉴不远,故其统治者并未如明初那样刻意推行诸王分封制度。但是,清朝入关之际,其自身内部社会包含较多从部落联盟状态迅速转变为国家体制时具有的军政合一性、联盟性,这些性质与封建制度精神高度契合。中国帝制时代历史上,凡自北方兴起的政权,皆有军政合一及联盟的特点,也因之都比帝制时代的中原王朝更倾向于带有部族联盟色彩的封建制。这些政权若得南进,都会以帝制为基本体制而变通保留封建,然后再强化帝制而弱化封建因素。清朝继承中原大一统帝制体系之后,同样长期保持了封建要素,但与包括明代的前代之封建相比,原委各异、形态不同。

   (一)清初八旗旗主、王贝勒议政及“三藩”

   萧一山曾指出:“满洲入关前之制度,盖合部族国家为一,而以军法部勒之。”(13)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0页。清入关之前所建八旗制度,军政一体,内部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理权,军、政、词讼皆得处置。后金建立之初,八旗总管大臣暨固山额真、旗主贝勒及其他王贝勒、重要大臣共同参与国政决策。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宣布实行八和硕贝勒即八王“共治国政”制度。依据该制,八王可以公议立、废汗王,集议处置一切大政(14)《太祖高皇帝实录》卷8,天命七年三月己亥,《清实录》(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6-117页。并参看周远廉:《清朝兴起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403-411页。。清入关前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曾具有中枢决策功能。“国初定制,设议政王大臣数员,皆以满臣充之,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会议”(15)昭梿:《啸亭杂录》卷4《议政大臣》,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3页。按王思治称天聪时期“清初独有的贵族共和制”呈“罕有的全盛状态”(见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康熙朝分卷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3页)。。雍正设军机处后,皇权集中强化,其权式微,至乾隆时期裁撤。

   清初多用明朝降将,其中势力强大者,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平西王吴三桂。孔有德早死,爵除,所余称为“三藩”。稍后,吴三桂王于云南,尚可喜王于广东,耿仲明之孙耿精忠王于福建,各拥雄师,节制一方。吴三桂势力最大,专制滇中,甚至干预朝廷任官,所荐称为“西选”。三藩兵饷,年近两千万两。康熙十二年(1673),清朝决意撤藩,三藩遂反,史称“三藩之乱”。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称帝,同年死,其孙吴世璠继位。至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彻底平定三藩,前后战乱历时八年。此后,藩王之产,尽收入官充饷,各地设八旗兵驻防,不使臣下世袭掌握军权、土地,亲贵功臣皆留京师,各省军政分离,藩镇之事,于清乃绝(16)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第393页。。

   旗主及王、贝勒皆为世袭贵族,旗主且拥有所辖军、政、司法权力。因清初政权处于扩张期,世袭贵族为征战主力,流动性大,不以地域分据而以军民占有为特征,即使在议政会议作为制度取消之后,八旗贵族对军民的占有依然继续。“三藩”与汉初“异姓王”略为相似,皆因战争时期军功而坐大,朝廷因用其力而崇其位,使之世袭,控制一方。帝制时代后期,封建要素虽被包容于帝制体系之内,但封建势力强大,则必然形成对帝制权威的威胁,如非削之,亦必裁抑,使之可控乃止。

   (二)王、贝勒世袭制度

清帝入关前即封诸子为王,分掌各旗旗务,具有军事、行政权力。入关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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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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