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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君子困境和罪人意识

更新时间:2020-06-08 13:57:55
作者: 谢文郁 (进入专栏)  
“诚”的意思就是真实地直接地面对自己。这是一种原始的情感倾向,而不是一种主观态度或道德倾向。[1]在《中庸》看来,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生存中保持“诚”这种原始情感倾向,人就能够直接和自己的“天命之性”同在,并且看见自己的本性之善。但是,我们如何描述并谈论“诚” 这种原始情感呢?我们注意到,在中国思想史上,“诚”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总的来说,我想指出如下几个角度。

   我们知道,中国思想史重视《中庸》并对它进行深入的文本阅读和讨论,乃始于宋儒周敦颐。因此,他关于“诚”的理解对后学有方向性的引导作用。周敦颐在追踪人的生存出发点时提出“主静”的说法,认为这就是人之根本。我称之为以“静”解“诚”。[2]在他看来,人在情绪激动中无法真实面对自己。激动给人带来的是心情不定,导致思维混乱。因此,“诚”就是一种“主静”状态。

   朱熹在编辑并注释儒家经典四书时,充分地注意到“诚”的核心地位。他发现,当一个人自以为是,不愿接受外界知识或教育,拒绝追求“天理”时,往往会把自己的现有思想观念作为判断和选择的出发点。这是一种由“人欲”主导的生存,是缺乏“诚”这种情感的生存状态。这种人无法真实地面对自己,却自以为认识了一切,自欺欺人。结果是,他完全被自己的“人欲”蒙蔽,压抑自己的真实本性冲动,破坏自己的生存。因此,朱熹认为,必须打破这种自以为是的生存状态,“存天理,去人欲”,回归自己的真实本性。具体来说,就是要“格物致知”,打破自己的狭窄视角和心胸,扩展自己对外界的知识,进而认识“天理”,并顺从天理而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谈论“诚”,归根到底是要保持一种“毋自欺”的状态。[3]

   另一方面,从陆王心学的角度看,人的认识必须有一个出发点。比如,当我们想要认识竹子这个对象时,我们必须有一个认识的出发点。我们可以从编竹楼的角度来看这些竹子是否合用;我们可以从种植的角度来观察竹子的生长;我们也可以从寓意的角度来体会竹子对人生的象征意义;等等。显然,如果没有一个出发点,这个竹子就无法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而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就无从谈起。王阳明说他“格”竹子凡七天,“劳思致疾”,并终而认识到,如果对自己的认识出发点没有任何把握,那么,这天下万物的道理就是紊乱无序的。[4]如果这个认识出发点是外在的,那么,应该采用谁的?采用哪一条原则?这个问题直接导致这些无穷后退的问题:为什么是他的?为什么是这一条原则?等等。因此,王阳明认为,只有在“诚”这种情感中回归自己的内在良知,并以此为认识和生存的出发点,才是唯一出路。只要由“诚”这种情感主导,人就能够看见自己的“良知”(也就是所谓的“本性之善”或“天命本性”),并顺从它的带领。我们说,王阳明的这种做法是用“良知”解“诚”。[5]

   无论是周敦颐关于回归“静”的说法,朱熹谈论的自我限制,还是陆王谈论的外在限制,我们发现,他们关心的都是“诚”的遮蔽。人只有按照天命之本性去生存,才是正道。这便是“率性之谓道”。“诚”这种情感作为人的认识-生存出发点一旦受到遮蔽,人就不可能按照本性生存。从这个角度出发,“诚”这种情感倾向所引导的生存才是真实无妄的生存状态。朱熹在注释《中庸章句集注》对“诚”注释时,强调的就是“真实无妄”四字。根据这个思路,王夫之训“诚”为“实有”。[6]

   由此看来,《中庸》的“诚”指称的是一种不受内外限制的原始情感倾向,是“喜怒哀乐之未发”的生存状态。这便是人的生存出发点。在这个出发点上,人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真实无妄”,没有任何隐瞒和遮蔽。换句话说,真实地面对自己(即在诚中),他所看到的生存是赤裸裸的没有修饰的。它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生存延续。这就是“天命之性”,是真正的、绝对的善。面对如此真实的生存,他只能顺从这生存的冲动。这里,“诚”这种情感被理解为人之生存的根本动力和终极基础。

   我们进一步分析,在《中庸》的“诚”中所体会到的生存是怎样的一种生存?前面提到,在不同的善恶观念的争论中,偏执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永不休止的争论。换句话说,从一定的善恶观念出发,善恶就永远是相对的。然而,人在“诚”中看到的善就是自己的本性,即生存本身。它不是概念或观念,因而不受观念冲突的影响。《中庸》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20:17)。这里,“明乎善”和“诚乎身”是在同一层次上说的。“明”是一种自我呈现,而不是概念表达。因此,在“诚”中“明善”也就是呈现本性或生存本身。也就是说,这个“善”和概念中表达的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而不受到任何善恶观念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在“诚”中所呈现的善就是生存自身的冲动,因而是绝对的善。

   当然,在“诚”中呈现的善对人的生存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人不是一种依靠本能而活的动物。他有自我意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并选择。就人的实际生活来看,在“诚”中所呈现的善是必须上升为一种意识,并作为一种意识参与到人的判断和选择活动中。也就是说,在“诚”所看到的善必须概念化,成为一个观念,引导人的判断和选择。《中庸》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20:18)这里描述的生存是一种从“诚”出发的生存,即“诚之者”。在“诚”这种生存状态中,善(即生存本身冲动)自然呈现。面对这个“善”,人开始把它概念化,即“择善”,并把概念化的“善”作为生存选择的指导原则,这便是“固执”。于是,赤裸裸的生存冲动之善便转化为一种善观念。人的判断和选择只能在某种善观念中进行。

   人在“择善-固执”中所持有的善观念是否能够完全把握并准确表达在“诚”中呈现的本性之善呢?对此,《中庸》采取了一种“不断完善”的说法。在“诚”中所表达的本性之善乃是生存冲动本身,因而是一种绝对的的善。但是,当一个人进行“择善”而把它概念化时,在不同的经验背景和概念思维水平中,所形成的善观念是不同的。作为观念中的善,存在着不同角度和不同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对于同一件事,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同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评价,并且对自己以前做出的评价(或善观念)有后悔的感觉。后悔这种感情的出现表明,人的善观念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庸》用“弗措也”这种语言强调这个完善过程。[7]

   可见,《中庸》区分了两种善,一种是在“诚”中呈现的生存冲动,我称之为“本性之善”;一种是在意识中对在“诚”中呈现的生存冲动的概念化,我称之为“善观念”。在《中庸》看来,这两种善的分化是人的生存的显著特征。对于一个在本能中生存的动物来说,它完全遵循自己的本性冲动,没有判断和选择,因而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善观念。因此,一般动物的生存乃是一个简单的遵循本性过程,也是一种“成”。但是,人的成长过程是在“诚”中实现的。就文字而言,“诚”由“言”和“成”组成。“言”涉及人的语言和意识。在“诚”中的成长过程是“善观念”对“本性之善”之体会、判断和表达的不断完善化过程。这就是修身养性的过程。

   由于“善观念”是对“本性之善”的把握,因而在意识中两者往往是等同的。不过,本性之善是在诚这种情感中呈现的,而支持善观念的情感更多地是一种意志(应用时),或一种留恋(当它不再适用时),或一种顽固(当它受到批评或攻击时)。也就是说,这两种善在人的生存中是和不同情感联姻的。在《中庸》看来,“不明乎善,不反身而诚也”。这就是说,只有在诚中呈现出来的善才是真正的善,即本性之善。在实际生活中,人必须从诚出发,“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从诚出发,人必须判断选择,从而必须面对在诚中呈现的善(指称),以某种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出来的善乃是善观念,是不完善的,需要扩充完善的。修身养性就是修善观念,而动力来自本性之善的推动,即:当善观念未能给生存带来好处时,本性之善就要求善观念的改变。

   不难指出,“本性之善”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每一次被概念化,所形成的善观念总是不充分、不准确的。只要在“诚”中,“本性之善”就会呈现在生存中,并对当下的“善观念”施加压力,要求它完善自身。不过,在这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出现这种事:人在择善固执时把这个尚待完善的“善观念”当作是绝对的善,并以此作为他的生存出发点。也就是说,这个“善观念”不但是当下的判断选择的根据,而且是永恒不变的根据。一旦这样做,他的“诚”被遮蔽,“本性之善”无法呈现,而他的“善观念”的完善过程就停止了。《中庸》称这样的生存为“小人”,属于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下面将对“小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入分析。

   总的来说,《中庸》认为,在“诚”这种原始情感倾向中所呈现的是赤裸裸的人类生存实在(即本性之善);跟随这个本性之善,并对它进行判断选择(“择善固执”),我们就进入君子之道。这是一种修身养性的生存,即对我们的“善观念”不断完善,越来越准确地把握并表达“本性之善”的过程。因此,君子之道在于反身而诚并从诚出发。“是故君子诚之为贵”(25:2)。

   2,从君子到小人

   《中庸》对君子的界定并不复杂:一个人只要能够回到“诚”这种原始情感中,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存,那就是君子生活的开始。君子是一个现实中的人。他在“诚”中看到的善是一种赤裸裸的生存冲动。作为人,他必须用某种方式来表达这个本性之善,其中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便是善观念(一系列表达善的概念和命题)。实际上,人的判断和选择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善观念基础之上的。我们指出,一方面,从“本性之善”转化为“善观念”是人进行判断选择的必要前提。没有“善观念”,人就只能服从于自己的本能冲动,如同禽兽,无法进行判断选择。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善观念”在形式上成为“本性之善”的表达者,并进而成了判断和选择的根据。比如,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善观念中。在社会生活中,这些善观念表现为一套道德规范。[8]然而,作为“本性之善”的表达者,“善观念”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或准确的表达者。实际上,我们常常持有错误的“善观念”。对此,《中庸》的君子论认为,“善观念”必须在“本性之善”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即:君子必须不断地修身养性。

   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种可能性,比如,表达者认为自己完全地表达了被表达者,从而把自己和被表达者等同起来。这样,“善观念”取得了绝对性,等同于“本性之善”。一旦进入这种生存境界,“善观念”的完善化过程停止了,而修身养性也就没有必要了。这一变化带来了什么样的生存呢?

   我们需要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更多的分析。我们先来看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的“善观念”完全把握并准确表达了“本性之善”,那么,这个人的修身养性就已臻完善。孔子在回忆自己的生命历程时,提到他在七十岁时“随心所欲,不逾矩。”在这个境界中,修身者已经完全在观念中把握了自己的本性,因而在意识中的判断和选择都和自己的生存冲动完全一致。这是圣人的境界,天人合一。这也是君子之道的最高境界,是君子修身养性的最终目标。

   我们注意到,《中庸》在描述君子的形态时用了“君子坦荡荡”这样的语言。根据我们前面关于君子界定,君子在“诚”中与自己的生存冲动同在,对于自己的善观念并不采取顽固不化的态度,而是顺从生存冲动而不断地进行完善。因此,他不受名利,观念,情绪,幻觉等等所左右,不患得失,所以坦然。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事情无论好坏顺逆,对于君子来说,不过是他的善观念之完善的契机。比如,孔子说他五十岁时“知天命”。他曾经东奔西跑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经历了挫折和碰壁,进而发现自己真正要做的事是教化人心。他没有对自己过去的失败耿耿于怀,反而坦然地面对,寻找自己的使命。又如,孟子谈到,对于君子来说,苦难和困境其实是修身养性的一部分。[9]在这一思路中,生活中的甜酸苦辣都是修身养性的契机。这是君子的应有生活态度。

然而,问题就在于,在整个修身养性的过程中,人只能从自己的现有的善观念出发进行判断和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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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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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门》201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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