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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善的问题:柏拉图和孟子

更新时间:2020-06-08 13:49:14
作者: 谢文郁 (进入专栏)  
并不是简单地把某种共同利益(如天下利益、国家利益或家庭利益)当作出发点。他注意到,每个人或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国家有国家利益,家庭有家庭利益,每个人也有自身利益等等。如果从利益出发,上仿下效,各方都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忽视他者利益。这样一来,国家与国家、或家庭与家庭之间就会产生利益冲突。孟子关心的是,如果我们着眼于社会关系,体会或寻找合适的兼顾各方利益的社会关系(即“仁”是有“义”之“仁”,或在“义”中界定的“仁”),并把这种社会关系固定为社会规范(礼),这样,各方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这便是“仁义礼”的谈论方式。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孟子是在哪个意义使用“仁义”二字的。《诗经》用“仁”来描述一个人的样子,如“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等等。就其原始含义而言,“仁”乃是对人这类存在的描述,意思相当于说,这才是人的样子。一个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才算是人的样子呢?这涉及对人这种存在物的界定。其实,人们在谈论人时,总是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人,但却无法明确表达。如何明确地界定人这种存在就具有某种迫切性了。在先秦文献中常常读到这个界定:“仁者,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仁”就是人应该如此这般的那个样子。

   显然,在谈论人应该如此这般的样子时,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一个自我评价,一个他人评价。古文关于“仁”有两种写法,一作“ ”,一作“ ”。[3] 这两种写法反映了古人关于“人应该如此这般”的看法有两条思路。自我评价强调个体的构成。其他动物有身体,但人还有心灵。这是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点。不过,这个心灵是不可观察的,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直接感受到它的存在(自我评价)。这便是“ ”(从身从心)这种写法所代表的谈论角度。他人评价通过“ ”写法强调人的社会生活,即“两个人”。这后一种写法认为,要理解一个人必须从社会关系出发。可以观察到,人生活在社会中,离开他人便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强调人的社会关系这一特征,我认为,便孟子所承传的“ ”这种写法所代表的思路。人和人的关系,就其原始状态而言,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4] 意思是说,最原始或最实在的社会关系便是这种血缘亲情。从这一角度看,孟子关于“仁”的理解乃是着眼于人的社会关系。

   孟子反对梁惠王从“利”出发来观看社会,并以此基础为人处事、治理国家。他所主张的“仁政”是要提醒他的听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出发点。“仁”这个字承载了两个要点:我们只能在社会关系中生存(作为生存事实),因而我们的生存必须从关怀社会关系开始(作为生存出发点)。人在现实社会中生存,已经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并接受相应的社会规范约束。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父子之间可以有孝的关系,也可以是父子平等的关系,也可以是父亲侍候儿子的关系等等。梁惠王一见面就谈论利益。在孟子看来,这表明他生活在一种以利益为杠杆的社会关系中。这是一种缺乏“义”的社会关系。有些社会关系是有害的,如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有些社会关系是善的适合人的生存的。只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关系中,我们就会开始注意何为合适的社会关系,并去寻找这样一种合适的社会关系。合适的社会关系便是“仁义”,即:在“义”界定的“仁”。在这个意义,孟子希望梁惠王改变视角,从“仁义”出发:“亦有仁义而已矣”。从“仁义”出发施政就是“仁政”。

   关于“义”,先秦的相关文献往往是在“合适”、“合宜”这个意义使用它的。孟子谈到:“义之实,从兄是也。”[5] 人什么时候开始有“合适”这种意识呢?就现象观察而言,孟子认为,这是从学着兄长的样子开始的。对于开始懂事的孩童来说,父母的教训会让他产生敬畏感。但是,因为父母的爱,他在按照父母的教训做事时常常伴随两种感情:害怕(如果受到惩罚)和好玩(如果受到表扬)。在父母面前,他没有羞耻感,因而不会对自己言行是否恰当这一点有感觉。兄弟之间的年龄相近,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不同于父母之情。这种兄弟之情也是原始性的。对于弟弟来说,兄长的为人处事就是合适的。兄长的言行就是榜样。在这种感情交流中,兄长对弟弟的嘲笑或批评会让弟弟会感觉到自己的说话做事的不合适。这便是原始的羞耻感。一旦出现羞耻感,从这个时刻起,做弟弟的就开始有了“义”的意识,并根据自己对“义”的理解调整自己的言行。这便是最原始的羞耻感,是人追求“义”的原始冲动。所以,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6]

   《中庸》(章20)也是从“适宜”、“恰当”在这个思路上阐释“义”字的:“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人生活在社会中,从小到大必须学习合适地为人处事。从最简单的羞耻感开始,一个人先是在一些事情上,然后是在许多事情上,最后是在所有事情上,都做的得体。达到了这个程度,他就成了贤者,为众人的榜样。

   对“义”作“宜”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我们说,孟子所说的“仁义”乃是指称一种合适的社会关系。“亦有仁义而已矣”这种说法的关键点在于,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我们必须首先关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体会并寻找合适的社会关系,形成规范,共同接受约束。只有这样形成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社会。孟子认为,这种生存乃是以“仁义”为出发点的生存,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规范的生存,是一种“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7]的生存。

   人在社会中生存,他们可以采纳不同的社会关系和规范。这是现实中的社会。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中,人们乐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人处事,觉得为人处事就该这样。为什么人一定要从“仁义”出发?为什么一定要在合适的社会关系生存?孟子从性善论的角度给出回答。在他看来,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在原始情感中指向一种善的生活。因为人是在社会中生活,所以这种善的生活不是一种孤独生活,而是一种善的社会生活。从自身利益出发必然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战争,损害自身利益。从“仁义”出发,体会并生活于合适的社会关系之中,就能够过一种善的社会生活,共同受益。因此,“由仁义行”乃是人的本性做要求的。

   我们先来看看孟子的性善论。孟子发现,人和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人有一些特别的原始情感,主要有四种:“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8] 这些原始情感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同时,它们所指向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且作为原始动力(出发点,“端”)推动人在社会中为人处事。[9] 其中,“恻隐之心”指的是人对他人的同情和怜悯,比如,在没有利益关系的情况下见他人落难,人会出现自然而然的同情相怜感觉。这种恻隐之心是人的原始感情,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基础。这同时也表明了,“仁”不是外加给人的,而是内在于人的生存中的。“羞恶”是对自己的言行是否合适的原始感觉;“辞让”是行为的自我约束原始意识;“是非”则是思想活动的原始判断。这四种原始感情的前三种都指向人和人的关系。孟子认为,这些原始性的感觉、感情、意识来源人的本性,是自发性的冲动,都是善的。孟子用“可欲之谓善”[10]来描述这种原始性冲动。

   我们注意到,孟子从“可欲”的角度来谈论“善”。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可欲”意思是生存上的“想要”,即生存倾向。有什么本性,就有什么“可欲”。如果“可欲”的就是善的,那么,人的本性就必须是善。因此,孟子推论到,人的本性是善。在和告子讨论人性时,孟子谈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1] 这里,孟子实际上是从人的生存倾向向善这一观察出发推论出人性本善的结论的。重构其中的逻辑结构如下:

   大前提:欲望是由本性决定的;

   小前提:人的欲望是向善的;

   结论:因此,本性是善的。

   在孟子看来,人的本性是善,遵循自己的本性就能够过一种善的生活;违反自己的本性就是一种恶的生活。孟子的“揠苗助长”故事很能说明这里的思路。当人逆着自己的本性为人处事时,他就在做一系列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儒家的主流传统遵循孟子的这个思路,发展并丰富了修身养性作为生命的主题,即:要求我们充分体会自己的本性冲动,修正与自己本性不符的情欲、想法和做法,按照本性为人处事。这便是所谓的君子之道。

   三、真正的善和本性之善

   人应该如何为人处事?什么是合适的生存?这些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合适或善的问题,对于人类生存来说具有普遍性。这类问题的出现往往都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困境(如社会处于无序状态等),感觉到无法继续按照现存的社会状态生存下去。然而,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却引导着不同的个人生存方向和社会发展模式。鉴于柏拉图和孟子各自对中西文化的影响具有出发点意义,简单地比较他们的不同回应思路,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种文化在思维性格上的差异性。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善为人处事。无论是“人皆求善”,还是“可欲之谓善”,都是从生存的角度界定“善”。我称之为生存即善。在柏拉图和孟子看来,我们的社会治理出问题了。我们周围的人在生存上出差错了。如果不加以纠正,这个社会就危险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也危险了。如何纠正这个社会的问题和纠正他人的错误?在柏拉图提供的解决方案中,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思路。人人都在求善,出现错误的原因在于人们在判断上以恶为善。判断依据思想中的善观念。依据错误的善观念,就会做出以恶为善的判断。因此,纠正的途径就是找到真正的善。只有我们拥有了真正的善,拥有正确的判断根据,我们给出的善恶判断才不会出差错,并做出正确的选择,保证我们的向善生存。作为判断的根据,善观念乃是一种关于真正的善的知识。也就是说,真正的善这个问题是一个知识论问题。按照这条思路,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并把握真正的善(拥有真知识),我们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善恶判断,我们的选择就不会出差错,我们的生存也就在正道上。于是,作为生存的出发点,真知识(把握了真正的善的知识)问题就是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跟随者的主要关注。这个关注在思想史上称为追求真理情结。

   孟子在“可欲之谓善”的说法中完全认可个人在生存上对善的追求。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是在“仁义”这一观察的前提下给出的认可。在他看来,人生活在社会中,善的生存离不开社会,因而必须把着眼点放在社会关系中,体会何为合适的社会关系,并从此出发设置规范,调整社会生活。这便是“亦有仁义而已矣”的意思。“可欲之谓善”中的“善”归根到底是指向“仁义”的。孟子对于人在社会生活中采取不同的生存出发点这一事实有深刻洞察,并在此基础上批评人们在为人处事上忽略了“仁义”这一出发点。在这个思路中,人们面临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置身其中。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环节。在这种语境中,社会关系对于人来说无法外在化而成为一个认识对象。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在寻找合适的社会关系时无法把自己当作对象来思考。他必须置身于其中,并且作为其中的一员而体会合适的社会关系。因此,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才是合适的社会关系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生存体验的问题。作为其中的一员,每一个人在体验合适的社会关系时,既是体验者,同时也是被体验者。这一思路可以简述如下:为了说明人必须把“仁义”当作首要关注,以此为社会生活和社会治理的出发点(“由仁义行”),孟子在“可欲之谓善”的前提下推论出人性本善的结论。于是,人的生存能否向善的关键点就是发扬本性中的善性。这便是所谓的修身养性。我们称此为功夫论。

这是认识论和功夫论的对立。认识论强调对真正的善的认识和把握。人必须把握住真正的善,并从此出发判断选择,只有这样,人的生存才能满足对善的追求。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真正的善。但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善?如何判断我们得到了真正的善?在西方思想史上,问题的焦点是如何认识真理(真理之路)?如何判断我们把握住了真理(真理标准)?在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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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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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2年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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