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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柏拉图真理情结中的理型和天命——兼论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

更新时间:2020-06-08 13:33:06
作者: 谢文郁 (进入专栏)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自以为是而认为自己在求善时,他应该问问自己:是否所做的决定都是以恶为善,从而在实际生活中追求恶?

   找到真正的善乃是走出陷阱的唯一途径。柏拉图并不认为他自己已经把握了真正的善或已经拥有了真知识。相反,借助于苏格拉底之口,他反复强调“自知无知”。他知道自己在真理面前的缺乏。缺乏真理的人在观念上是善恶混淆的,因而常常以恶为善而做错决定。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他认为,就是找到真理。拥有真理,就可以避免做错误决定。作为起步,我们首先必须盯着真理,即拥有真理情结,然后才能追求并认识真理。这个真理情结是可以在阅读《国家篇》时强烈地感受的。

   柏拉图对真理做了一些界定,首先,它是思想的对象(非感觉对象)[16];其次,它拥有如下一些特性:永恒不变的[17]、全善全美的[18]、唯一的[19]等。对于他来说,拥有真理的知识乃是真知识(γνώσις)[20]。柏拉图当然企图提供这个真知识。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在知识上和生存中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21] 当然,虽然是难题,但如果不加以解决,人们在生存中以恶为善而求善,结果却是身处不断地求恶的生存状态中,却还自以为在努力求善。这是一种危险的生存状态。柏拉图对此有某种迫切感,并企图找到解决办法。根据他的成文文字,柏拉图对此至少有两套关于真知识的答案,即理型概念和天命观。

  

   2、第一套解决方案:理型概念

   巴门尼德在界定真理时给出了三个标志:唯一、不动、和完满。[22] 在上述关于真理的界定中,柏拉图基本上遵守了巴门尼德的思路。柏拉图对巴门尼德有足够的尊重。不过,柏拉图关心的问题和巴门尼德相去甚远。对于巴门尼德来说,古代哲人就“本源”概念的理解争论不休,因而认为需要就本源概念的界定问题进行分析讨论。这里,真理问题更多地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但是,我们前面指出,柏拉图是通过生存分析而提出“人皆求善”原则、并进而发现善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真理问题的。对于任何认识论问题,如果不涉及人的生存,其真假问题可以暂时乃至永远搁置。柏拉图是在真正的善的问题上切入真理的。如果不解决真正的善的问题,人的生存就会陷入以恶为善而求善的危险境况中。因此,真理问题是生存问题。这正是柏拉图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动力所在。

   柏拉图在《国家篇》探讨了真理的认识论问题。他分析了两种认识途径:信念认识论和理性认识论。[23] 在他看来,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往往瞩目并满足于事物的表象,并形成各种观念;而且,他们还常常在放弃判断权的状态(如激动、兴奋、信任、恐惧等情感)中接受他人的信念。如此得来的观念是杂乱的;观念和观念之间缺乏内在逻辑的统一性,甚至前后相互冲突。如此建构的思想体系不是真知识。这种不经思考而接受他人意见的认识论称为信念认识论。

   但是,柏拉图认为,我们还有另一种认识途径,即,寻找那普遍不变的原则,如数学-几何学-天文学。这些学科都是寻求不变的对象的,要求通过推论来建立原理或命题之间的关系,不允许前后矛盾的原理或命题。除此之外,人们还运用辩证法,解释对象本身或本质,从中给出准确的概念界定。如此建立的思想体系,可以把握住那不变的对象,并形成真知识。这种认识途径称为理性认识论。在柏拉图看来,理性认识论是我们认识并把握真知识的正确途径。

   那么,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想到的真知识是一种怎样的理论体系呢?就文本而言,柏拉图区分了两类关于不变对象的知识。第一类是数学-几何学-天文学。数学几何学从假设原则出发进行推论;凡是符合推论的原理和定理都是必然的;天文学则是研究天体运动。天体虽然在运动中,但是,它们在观察中都是按照不变的模式做规则性运动。天文学是要揭示它们的运动规则。这些知识虽然有助于人们注视不变的对象,但是,它们也不属于真知识。他谈到,虽然关于它们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获得真知识,但是,它们本身并不是关于真正的善的知识。[24] 而且,这些知识的对象存在于感觉对象之中,作为感觉对象的摹本;因此,它们仍然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感觉对象。比如,数学需要在感觉对象的量的基础上假设数的独立存在;天体运动是观察对象等等。尽管如此,柏拉图认为,这些知识为我们进一步去获取真知识做了准备,因而是有益的。[25]

   第二类则是在辩证法中呈现的知识。柏拉图谈到:“当一个人企图靠辩证法通过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以求达到每一事物的本质,并且一直坚持到靠思想理解到善者的本质时,他就达到了可理知事物的顶峰了,.......。”[26] 在《国家篇》中,我们注意到,柏拉图对这类知识的内容并没有做系统性陈述。就这种知识的对象而言,柏拉图深信有一个独立于我们认识之外的世界,即理型世界。只要完全把握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就拥有永恒不变的真知识。根据柏拉图在《国家篇》中的陈述,我们大概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谈论这种真知识。

   首先,理型世界是一个充满善的世界。知识问题所追求的是何为真正的善。只有认识并把握了真正的善,才拥有真知识。或者,如果我们所建立起来的知识缺乏真正的善,这种知识是无益的,也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柏拉图提到的“善者的本质”(αὐτὸ ὃ ἒστιν ἀγαθὸν,或译为“那善者”)可以理解为“善理型”(真正的善)。理型世界是由各种理型在一定结构中组成的。而且,这些理型都具有善性。就其存在而言,善理型只是其中一个理型。但是,善理型是真正的善(善是一),因而理型世界不可能存在任何与它不一致的善。善理型和其他理型的关系是在辩证法中不依靠感觉经验而仅仅通过推论(διὰ τοῦ λόγου,或推理,指逻辑推论)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推论是必然的,因而通过推论而建立起来的关系是不变的、必然的。因此,我们在理型世界中把握的善归根到底都统一于善理型。[27] 就此而言,它是最重要的理型,是理型世界的顶峰。如果我们对理型世界的认识尚未达到善理型,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已经认识并把握了理型世界。

   其次,理型世界是由“事物的本质”组成的。“事物的本质”(αὐτὸ ὃ ἒστιν ἓκαστον,或译为“那事物”)指的是理型。柏拉图对“正义”、“德性”、“美”等等用词的含义进行分析讨论,力图给出这些语词的意义界定。这些都是涉及价值判断的概念。不过,他也涉及那些知识性的概念,如在《国家篇》第十章提到的“本质的床”(或“真正的床”)、“本质的桌子”等。[28] 可见,柏拉图的谈论方式仍然是认识论的。如何理解“真正的床”?他谈到:“在凡是我们能用同一名称称呼多数事物的场合,我认为我们总是假定它们只有一个形式或理念的。”[29] 也就是说,我们在感觉中呈现的是个别事物;这些个别事物被划分不同的类,如床、桌子、凳子、树木等。从语言学角度看,这种谈论方式实际上是把理型归为类词。类词所指的对象首先是感觉经验中呈现的个体,但也包含了一些不在感觉经验中(如从未见过的)的个体。[30] 因此,就类词所指对象超出感觉经验范围而言,类词不依赖于感觉对象。柏拉图注意到类词的这一特性,进而推论理型是一种独立于感觉对象的存在[31]。不同类词在一定结构中彼此联结而构成一个类词(或概念)体系。柏拉图称此为理型世界。就这一点而言,柏拉图的理型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概念论。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的第二部分和《智者篇》中便是在这种概念论思路中分析理型(概念)的。[32]

   第三,理型世界的内在结构是逻辑。柏拉图反复强调“推论”(λόγος)对我们理解理型世界的重要性。从亚里士多德后来对逻辑学的研究来看,推论应该包含三个方面:概念界定、命题结构、和命题演算。这三方面都是逻辑学研究对象。[33] 我们指出,真理意识产生于矛盾命题的出现。人们进行判断时常常遇到相互矛盾的命题,因而不得不判断它们的真假。真理意识要求给出唯一的真假判断。柏拉图认为,真假判断是在推论中给出的。推论的起点是概念界定。因此,他企图给出一种全面的概念界定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对推论的其他两种要素进行具体研究。比如,在《智者篇》,他只是十分简单地处理了经验命题的真假问题。[34] 因此,柏拉图的理型论主要地就是概念论。

   第四,理型世界是感性世界的原因。柏拉图在《国家篇》十分谨慎地认为,感性世界中的个别事物源于理型世界。比如,他认为,感性世界中的个别桌子或床乃是工匠注视着桌子理型或床理型而制造出来的。[35] 对于人造物来说,桌子理型或床理型乃是作为感觉对象的桌子或床的原因。或者,个别桌子是桌子理型的摹本(通过工匠)。但是,对于那些自然物的产生应该如何解释呢?按照上述思路,这些自然物应该是造物者根据相应理型制造出来的。然而,柏拉图只是谈论造物者是理型世界的创造者。[36] 除此之外,我们在《国家篇》并没有读到感性世界的创造叙述。这表明,柏拉图这里更多地是讨论认识论问题,而对于理型世界产生感性世界这种宇宙论问题并未涉及。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柏拉图呈现的理型世界最吸引人的地方乃是关于类词或概念的理解。理型世界就是一个概念体系。由于概念之间具有某种必然的关系,而且,概念相对于个别事物而言具有某种稳定性;这些特性符合巴门尼德所界定的真理标志。于是,柏拉图先是赋予这个概念体系以善性,并进一步认为其中包含了真正的善。然而,真假判断和善恶判断一定是吻合的吗?当柏拉图深入分析讨论理型世界时,很快就发现,这个世界并非如他一开始所想到的。在《巴门尼德篇》第一部分,柏拉图注意到那些在价值判断中属于丑恶的事物,从类词意义上看,也是有对应的理型的,即存在着恶理型。就定义而言,恶理型缺乏善性。如果这样,理型世界兼有善理型和恶理型,因而它就无法提供真正的善。即使完全认识把握了理型世界,我们仍然需要通过恶理型来理解并分辨善理型。这种与恶理型对立但又无法离开它的善理型不是真正的善。同时,柏拉图也很快发现,理型世界和感性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建立起来。[37] 因此,柏拉图的第一个努力,企图通过理型世界这种说法来解决真正的善的问题,可以说基本上是失败的。

  

   3、第二套解决方案:天命观

   前面引用恩培里克·塞克斯都关于柏拉图学说特点时,把“天命”概念归为三大标志之一。柏拉图之后,学园的后继者先是在柏拉图的真理情结中发扬怀疑主义精神(对所有现成概念进行批判性分析)。这种倾向通常称为中期柏拉图主义的做法。[38] 怀疑主义当然无法满足真理情结。与此同时,人们在柏拉图晚期著作中发现,柏拉图还有一套解决方案,这便是天命观。这套解决方案对于许多柏拉图著作的读者(包括斯多亚学派和学园派)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39] 而且,在基督教的刺激下,三世纪出现了一股所谓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潮。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普罗提诺对“天命”概念也十分感兴趣,认为,“天命”概念的关键点不是预见未来,而是指万物都在理智的控制之下。[40] 西元5世纪的普洛克罗(Proclus, 412–485)是最后一任柏拉图学园园长,他对柏拉图的“天命”概念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写作了至少两部关于“天命”的著作:《论天命》和《关于天命的十个问题》。[41] 就这些文献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命”概念是晚期柏拉图思想的关键概念。我这里想通过分析《蒂迈欧篇》中相关文字,追踪他的天命观思路,考察柏拉图是如何用它来满足了其真理情结的。

我们在分析理型概念时,指出,柏拉图的基本思路是认识论的。他认为,只要我们的认识指向唯一的、永恒不变的、完善的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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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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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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