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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明代赣闽粤边的人口流动与社会重建——以赣南为中心的分析

更新时间:2020-06-08 09:03:10
作者: 王东  

   摘    要:

   有明一代, 在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一毗邻区域, 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现象。伴随着日趋频繁的人口流动, 赣闽粤边的社会动乱也日甚一日。南赣巡抚的设置, 特别是王守仁在南赣巡抚任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则是赣闽粤边移民社会“土著化”进程中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客家方言群在赣闽粤边的基本分布格局,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伴随着赣闽粤边移民社会的“土著化”进程而奠定起来的。

   关键词:人口流动; 社会重建; 客家;

  

   一、 赣闽粤边内部的人口流动

  

   元代以降, 随着北方移民大规模南迁运动的结束, 赣闽粤边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 大量地接纳北方的移民人口, 尤其是江西中北部一带的移民人口。与这一总体的趋势相对应, 赣闽粤边内部的人口迁移, 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唐宋时期, 北方移民、尤其是赣中北一带的移民, 总是利用地利之便, 首先迁入赣南, 然后再通过赣南绾结闽西和粤东北的通道, 陆续迁入闽西和粤东北一带。正因为如此, 就赣闽粤边内部而言, 其人口迁移总是由西向东、自北而南展开的。赣南对于赣中北一带而言, 是移民人口的接纳地, 但是, 对于闽西和粤东北而言, 则是移民人口的输出地。从明代开始, 尽管赣南还在向闽西和粤东北一带不断地输出人口, 但是, 闽西和粤东北一带的人口, 也在悄悄地向赣南转移, 从而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现象。赣闽粤边内部人口流动现象的产生, 是赣闽粤边地域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而流民群体的产生, 则是推动赣闽粤边内部人口流动的历史前提。

   有明一代, 赣南既是赣闽粤边流民人口的最大输出地, 又是流民人口的最大接纳地。赣闽粤边内部的人口流动, 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伴随着赣南的流民输出和对外来流民的接纳而展开的。正因为如此, 以下的论述将围绕赣南而进行。

   进入明代, 赣南境内的户口自宋元之际的大幅度下降之后依然呈不断下降的态势, 而且绝对的降幅很大。为便于比较, 我们将明代赣州和南安两府的历年户口数列表如下:

  

  


   表1的统计结果显示,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的百余年间, 赣州境内的户口数总体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在这期间, 永乐十年至二十年的10年间降幅最大, 户数和口数分别下降了46.5%和50.3%。宣德初年, 赣州府的户数和口数虽然都有20%以上的增长, 但接下来30年间却又连续下降。总体上来看, 百余年间, 赣州府的户数和口数分别下降了52.1%和55.1%, 降幅都超过了五成。

   表2虽然只有两个年份的统计数据, 但它所反映的南安府人口发展态势, 却与赣州府基本一致。百余年间, 南安府的户数下降了近六成, 而口数的降幅也超过了四成。

   也许有人会说, 嘉靖《赣州府志》和《南安府志》所记载的明代赣南户口, 只是文牍统计的结果, 与赣南境内真正的户口数相差甚远, 因此, 不能据此就得出赣南户口不断下降的结论。1对此,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有足够的文献材料可以证明, 赣南境内持续不断的户口耗减, 在当时的人看来, 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向来被视为赣南“壮县”的雩都为例, 弘治初知该县的高伯龄就曾有过这样的议论:

   雩都为汉大县, 自孙吴割地为阳都, 肖 (当代“萧”——引者) 梁分地为安远, 南唐析象湖镇为瑞金, 宋析九州镇为会昌, 石城之分, 又自阳都, 是雩一邑分为虔之六县。且吴、晋立郡于此, 实为一大都会。慨想古昔, 其盛可知。夫何沧桑屡变, 版籍益少?姑置宋元弗论, 即国初尚有东西八厢坊, 编户三十里。至正统间, 则存七厢坊, 一十七里。今则厢坊减三, 而里又减六。民之衰耗, 一至于此。[1]

   高伯龄的这番话是在弘治十二年 (1499) 说的。他以“国初”、“正统间”和“今”三个时段内雩都县厢坊、里数的盈缩, 来证明“民之衰耗, 一至于此”, 应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如果雩都的户口自明初以来并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下降过程, 身为知县的高伯龄为何要无中生有地发出如此的感慨?

   再来看看与雩都毗邻的赣南另一个大县——兴国县。嘉靖四十二年 (1563) , 海瑞出任兴国县知县, 在名为《兴国八议》的这份奏议中, 针对兴国乃至整个赣南地区的人口现状, 他作了如下的描述:

   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 姑置勿计。其间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近日荒废, 里里有之, 兼山地耕植, 尚可万人。岁入所资七八万人, 绰绰余裕也。访之南赣二府, 大概类兴国。

   及查户口, (兴国) 则名虽五十七里, 实则不及一半。嘉靖三十年以前, 犹四十四里, 今止三十四里。卑职到任后, 极力招徕, 今亦止得四十里。其间半里、一分、二分、三分尚多。通十排年计之, 该五百七十人, 今止有四百三十人。其间有有里长而全无甲首者, 有有甲首而止存一二户, 户止一二人者。以故去县二十里外, 行二十里、三十里, 寥寥星居, 不及十余家。问其人, 又多壮无妻, 老无子, 今日之成丁, 他日之绝户也。人丁凋落, 村里荒凉, 岭内县分, 似此盖绝少也[2] (P203、206) 。

   从土地的大片荒芜, 到里甲的大幅度减少, 海瑞的这份奏议以铁的事实证明:兴国以至赣州全境人口的严重耗减, 乃是不争的事实。

   雩都和兴国二县分别位于赣南雩都盆地与兴国盆地的中心, 长期以来一直是赣南最为发达的农业区, 也是赣南的人口大县。这两个县的户口耗减尚且如此, 其他各县也就可想而知了。南安府的户口耗减也十分严重, 嘉靖后期巡抚南赣的陆稳曾报告说:

   据南安府四县里老称, 南安僻居江西之穷源, 路当岭表之首地, 所辖四县共止六十里, 总计一府四县之粮, 不及外府一县之数。……即今之地方生聚日微[3]。

   南安府辖下的4个县, 总共只有60里的编户, 以标准里每里110户计, 总户数只有6600户。与表2中嘉靖十一年的户数相比, 30年间又减少了近1000户, 降幅达11.3%。

   从高伯龄、海瑞和陆稳的上述言论中不难发现, 尽管嘉靖《赣州府志》和《南安府志》所记载的户口数字, 与赣南境内真正的户口数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但是, 它们所反映的明代赣南人口不断下降的趋势, 应该说还是符合明代赣南人口发展实际的。

   研究明代移民史和人口史的学者曹树基认为, 导致明代赣南人口大幅度耗减的直接原因, 是鼠疫的流行。根据他的研究, “鼠疫流行是导致赣州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洪武时期, 鼠疫传入南安府境。……洪武年间, 南安府境相继发生大疫。弘治八年 (1495) 冬, 大疫再次发生。……直到1949年, 鼠疫仍是这里常见流行的地方病之一。”[4]在我们看来, 鼠疫流行可以解释永乐十年至二十年这个时段内赣南人口超过50%的大幅度耗损。但是, 如果把明代百余年间赣南人口的持续下降统统归之于鼠疫, 则是有欠周详的。

   有材料表明, 有明一代, 赣南境内大规模的人口逃亡现象, 一直十分突出。以兴国县为例, 嘉靖三十年 (1551) , 卢宁出任兴国县的知县。上任伊始, 他对该县的人口和里甲编制作了一次调查。据他报告:

   本县五十七里, 里长五十七名。本职到任, 幸不逃亡者仅半耳。后稍招集, 复业当差, 今得四十四名。然半里者已居强半。其中有有里长无甲首, 如崇贤、曹溪等里之曾桥、刘通、钟实、刘克浩者;有无里长, 仅存贫单甲首一名, 如方太上之刘元海者;又有里长, 仅余寡妻幼子, 名具而不堪应役, 复无甲首帮助, 如云山里之谢蒙福者。其余闾团、衫团、云相上下等一十三里, 则里长、甲首尽行逃绝。查各里下, 有止存三五姓、流移佃种小户而已。不惟远年里书无存, 而近岁排老亦皆渐尽。[5]

   根据卢宁的调查, 导致兴国境内人口大幅度下降的直接原因, 是人口的大量逃亡。连里长、甲首都已逃亡过半, 其他的贫民百姓也就可想而知了。正是鉴于人口大规模逃亡的这一事实, 海瑞在知兴国县之初, 就把“招抚逃民”作为治理该县的第一要务。在《兴国八议》中, 他奏称:

   居官幸值全美县分, 安之不使逃流, 不幸适当疲惫, 去者招之使来, 将去者抚之使得安集, 县官第一事也。即兴国一县论, 逃绝户极多, 问其故则虚粮不能貱, 重役不能供也。而其去无还心, 则拖欠之粮未除, 重役之差银尚在, 追征如故。数年并之还之, 尤不可也。是以招徕为难。[2] (P207)

   如果不是逃亡的人口实在太多, 海瑞所谓的“招抚逃民”便无从谈起。随着赣南人口的大量逃亡, 从明代中期开始, 赣中北一带的移民开始进入赣南地区。嘉靖初年巡抚南赣的右副都御史周用, 在一份奏疏中就曾指出:

   南赣地方, 田地山场坐落开旷, 禾稻竹木生殖颇番, 利之所共趋, 吉安等府各县人民常前来谋求生理, 结党成群, 日新月盛。其般运谷、石, 砍伐竹木, 及种蓝栽杉、烧炭锯板等项, 所在有之。又多通同山户田主, 置有产业, 变客作主。[6]

   由此可见, 赣中北一带的过剩人口, 在向湖广一带大量转移的同时, 也有一部分在向赣南流动。

   尽管赣中北一带的移民早在嘉靖初年就已经在赣南“变客作主”, 但是, 从总体上来看, 他们的到来对改变赣南的居民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作用。海瑞在稍晚的一份奏折中曾报告说:

   昔人谓江右有可耕之民, 而无可耕之地, 荆湖有可耕之地, 而无可耕之人。盖为荆湖惜其地, 为江右惜其民, 欲一调停行之也。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 姑置勿计, 其间地可田而未垦, 及先年为田近日废芜, 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 尚可万人。岁入所资, 七八万人绰绰余裕也。访之南赣二府, 大概类兴国。而吉安、南昌等府之民, 肩摩袂接, 地不能尽之使农, 贸易不能尽之使商, 比比皆游食于他省。是一省之民也, 此有余地, 彼有余民, 目亲睹, 身亲历, 听其固然而不一均之可乎?即今吉、抚、昌、广数府之民, 虽亦佃南赣之田。然佃者南赣者十之一, 游食他省者十之九。盖去远则声不相闻, 追关势不相及。[2] (P203)

   从海瑞的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出, 尽管当时吉安、南昌等府都有移民进入赣南, 但其总体的人口规模却十分有限。为什么江西中北部一带的移民, 尤其是赣中地区的移民要舍近求远迁入荆湖地区, 而不就近迁入赣南呢?对此, 海瑞也有详细的分析:

   一佃南赣之田, 南赣人多强之入南赣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 新附之差役不可减, 一身而二处之役加焉。民之所以乐于舍近, 不惮就远, 有由然矣。

原来, 赣中北一带的移民迁入地广人稀的赣南之后, 赣南当地就会强迫他们就地入籍;由于赣中北距离赣南太近, 移民进入赣南之后, 无法摆脱原籍的赋役。这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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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200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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