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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旦扎西 顿拉:试析民国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宗教事务基本经验

更新时间:2020-06-05 21:31:31
作者: 次旦扎西   顿拉  

   (三) 尊崇九世班禅, 积极恢复中央和西藏地方正常关系

   在英帝国主义的离间下, 西藏地方噶厦和后藏班禅势力出现了裂痕, 九世班禅被迫于1923年离开西藏到祖国内地。他于1925年到北京后, 受到了中央政府极高礼遇, 他先后到东北、内蒙、南京、杭州、青海等祖国各地进行了参观和朝拜, 受到各族信教群众的争相朝拜供养, 使他更加坚定了拥护中央之决心。蒙藏委员会做了很多加强与九世班禅联系的工作, 以求彻底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为巩固边疆, 抚辑边民, 1932年特派班禅·额尔德尼为青海省政府委员、“西陲宣化使”。1935年10月2日, 行政院颁布了《国民政府特派护送班禅大师回藏专使入藏训条》, 《训条》提出:“中央政府尊崇西藏宗教;达赖、班禅之待遇程序, 及在西藏政教上之职权, 概仍旧制。”鉴于九世班禅坚决支持内向祖国, 国民政府为其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张子新先生在《九世班禅内地广受尊崇原因初探》一文从5个方面分析了九世班禅在内地广受欢迎的原因:中央方面, 以史为鉴, 寄予厚望;各地军阀, 假名崇佛, 满足私欲;佛教界, 佛徒迷茫, 希解迷津;班禅自身, 高瞻远瞩, 爱国恤民;广大百姓, 深陷乱世, 寻找慰藉[12]。尽管如此, 从班禅深受西藏地方当局排挤之时, “虽僻在边隅, 而保国之心无日或忘”[13], 毅然决然踏上奔赴祖国内地寻求中央政府支持的史实, 强烈表明了班禅大师的爱国内向之心, 客观上为推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 妥善进行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工作

   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事务的积极管理, 还体现在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工作中。以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工作为例, 1933年,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 国民政府派遣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致祭专使, 1934年8月28日黄慕松到达拉萨, 他在沿途和在拉萨吊唁期间, 广泛联系藏区上层人士, 宣传中央的治藏方针:“一是共同尊崇佛教, 予以维护及发扬;二是保持西藏原有政治制度, 可许西藏‘自治’, 于西藏‘自治’权限范围内之行政, 中央可勿干预。”[14]针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问题, 民国中央政府于1936年2月颁布了《喇嘛转世办法》, 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高僧的转世作了明确的规定, 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工作有法可依, 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1938年12月28日, 民国政府行政院发布命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15]1940年,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藏后, 西藏地方认为青海灵童灵异显著, 勿需掣签, 吴忠信致电中央, 请求准予灵童拉木登珠免于掣签。1940年2月5日,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 慧性湛深, 灵异特著, 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 应即免予抽签, 特准继认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15]是月22日, 隆重举行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吴忠信在藏期间, 主持成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同时, 通过对西藏各大寺庙“拜谒”“布施”、拨款维修寺庙, 赢得了西藏地方政教领袖和广大僧众的信任与理解。

   (五) 筹划进行西藏政教分离改革

   为实现民国中央政府“内政统一”的政治理想, 蒙藏委员会努力筹划在西藏进行改革行政制度, 推行政教分离的改革目标。“进一步制定了对蒙藏实施政教分离的六年计 (1930—1935年) , 即第一期 (1930年底止) :一调查蒙藏原有行政系统;二调查行政权与宗教权之状况;三宣传革新蒙藏行政制度。第二期 (1931年底止) :一厘定行政新系统, 二划分行政权与宗教权。第三期 (1932年底止) :一实行改定行政机关之名称, 二实行政教分治。第四期 (1933年底止) :一视察革新后之行政状况。第五期 (1934年底止) 按全体计划分别进行。第六期 (1935年底止) 继续第五期的工作。”[16]尽管这一目标最终因西藏地方政府极力排斥和民国政府无暇顾及西藏政教事务而最终流产, 但对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敲响了警钟, 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对旧有的制度进行适当的革新, 同时体现了民国政府虽无力改变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现状, 但对西藏的政教形势却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关于这点, 可以从蒋介石的一席话中窥知, 他认为:“解决边疆问题之方法, 就其侧重之点观察, 不外两种:一即刚性的实力之运用, 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羁縻。如果国家实力充备, 有暇顾及边陲, 当然可以采用第一种手段, 一切皆不成问题;但吾人今当革命时期, 实力不够, 欲解决边疆问题, 只能讲究政策, 如有适当之政策, 边疆问题虽不能彻底解决亦可免其更加恶化, 将来易于解决”[17]。后来吴忠信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时指出:“西藏政教、语文及风俗习惯, 与内地不同, 故应付之法, 亦应因其性习而施之。大抵初在勿触其忌, 勿启其疑, 施之以恩, 示之以信, 晓之以利害, 而后在维护其政教之原则下, 徐导其协作, 进而使其服从。”[18]

   民国政府推行的诸如政教分离改革目标和很多对藏施政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对于当时的中国形势而言有一定的先进性, 但是由于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和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 民国政府对西藏始终缺乏有效的控制, 不但始终没有实现其改革目标, 甚至所有的工作仅处于筹划阶段, 而且在整个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西藏始终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渗透。

  

   三、结语

  

   中华民国时期, 尽管对藏事务, 尤其是对藏宗教事务采取了诸多措施,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 由于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 西藏先后在帝国主义的渗透和英帝国主义竭力培植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亲帝势力策划下, 上演了臭名昭著的“西姆拉会议”“泛亚洲会议”等一幕幕历史丑剧。而后来的“驱汉事件”、派出所谓“亲善使团”、成立“外交局”, 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等一系列严重损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反动活动, 更是民国政府治藏无能的后续结果。“在这种情况下, 按政教分离原则对西藏的政教合一制进行改造显然缺乏必要条件, 致使蒋介石在1934年提出的‘柔性的政策之羁縻’成为国民政府治理西藏的主要脉络。国民政府虽然是具有近代宪制性质的共和政府, 但是在治边方面从未摆脱传统怀柔、羁縻的窠臼, 祛除西藏行政上的‘特殊之形式’、剥离西藏政治与宗教的传统关系, 成为国民政府治藏的理想目标。”[16]直到1951年,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但在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 1959年, 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公开撕毁协议, 悍然发动武装叛乱, 中央政府在坚决平叛的同时, 在西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 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参考文献

  

   [1] 陈荷夫.中国宪法类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G].上海:上海书店, 2012.

   [3]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治藏行政法规[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1999.

   [4]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1:1155.

   [5] 周予同.教育杂志记事[G].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6]荣梦源.中国国民党历代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G].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7]谢海涛.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机构述略[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2 (4) .

   [8] 蒙藏委员会总务处.蒙藏委员会公报[N].南京:美昌印刷所, 1929 (1) .

   [9]左芙蓉.蒙藏委员会与蒙藏佛教[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 .

   [10]国民政府.修正蒙藏委员会组织法 (1932年组织法) [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5) .

   [11] 蒙藏委员会.派驻蒙藏各地办事处组织规则[G]//徐白齐.中华民国法规大全 (第一册)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

   [12]张子新.九世班禅内地广受尊崇原因初探[G]//嘎·达哇才仁.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318—220.

   [13]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元以来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汇编 (六) [G].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4.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1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G].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16]徐百永.政教分离, 抑或政教合一——国民政府对西藏政治和宗教关系的政策考量[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0 (4) .

   [17] 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G].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4.

   [18] 吴忠信.对藏政策之检讨与意见 (1939年8月4日) [M]//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释

  

   1 “蒙事处和藏事处各设有三科, 其中, 第二科为掌管蒙古和西藏的教育、宗教、军政之兴革、调查、设计事项。”参见左芙蓉:《蒙藏委员会与蒙藏佛教》, 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 第20页。

   2 (1) 提案委员会的名称时有变动, 此名称是最初名字, 后来先后改为设计委员会、边事研究会。随着名称的变动, 其职责也有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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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藏研究 Tibetan Studies 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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