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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农村疫情防控及其社会机制——以“隔离”为中心的讨论

更新时间:2020-06-05 11:07:17
作者: 吕德文  
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高度重合,导致村庄有较强的认同和一致行动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国家政策符合村庄利益,就很容易转换为村庄内部事务。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团结型村庄的亚正式和非正式控制机制往往代替了正式控制机制,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可以有效落地。比如,村组干部、党员、村医既是被正式权力认可的疫情防控人员,亦是村庄内部有威望的人士。在疫情宣传,尤其是对高风险人群采取隔离措施的过程中,他们往往采用地方型的规范开展工作,既约束高风险人员的行为,又强调帮助和保护返乡人口的责任。

   第二种类型是分裂型村庄。在华北等典型地区,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切割,村庄内部有多股行动力量,一致行动往往以相互竞争的形式呈现。其结果是,正式控制机制有较强影响力,亚正式控制机制比较发达,疫情防控能力也比较强。比如,村委会在执行疫情防控措施时,容易以集体利益为由,不惜牺牲少数村民的利益过度实施,对高风险人员约束有加却保护不足。华北的不少村庄均容易出现“硬核”防控措施,采取封村堵路,在居家留观人员家门口拉横幅等措施。

   第三种类型是分散型村庄。在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等地区,村民居住分散,社会原子化特征比较明显,村庄集体行动能力较差,地方性规范也比较弱。通常而言,政策执行的力度取决于国家介入的程度。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亚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机制都比较弱,严重依赖正式控制机制。在有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迅速将扶贫工作队就地转化为防疫工作队,疫情防控措施就比较到位。但是在武汉周边的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疫情防控初期行政介入较少,出现了道路和人员管控都不到位的情况。然而,随着省市政府迅速提高防控等级,严格实行村(社区)24小时封闭式管控措施,这些地区又出现了封门、砸家庭麻将桌等极端措施。

   可见,在农村疫情防控过程中,尽管隔离的类型和技术具有相似性,但不同地区因社会和文化结构不同,对隔离技术的选择和隔离措施的适应程度,有极大差别。这也就意味着,疫情防控的社会机制也会有显著差别。

  

   四、疫情防控的社会机制

   任何新疫病都会引发社会恐慌、道德争议和一致行动等社会现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是以准军事化手段抗击的。但是,这一应对方式并不意味着不考虑社会的适应能力。恰恰相反,“全政府”的疫情防控模式,是建立在“全社会”基础之上的。准军事化的抗击手段,恰恰是以激活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作为前提的。只不过,不同社会疫情防控的微观社会机制也有所不同。

   事实上,几乎每一项疫情防控措施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激活当地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

   一是恐慌。对瘟疫的恐惧、恐慌、疑心和污名,是疫情期间普遍的“社会-心理”表现。这源自于人类对未知危险的天然恐惧,但也和人们的风险感知和社会安全阀有直接关系。田野观察发现,不少地方的民众根据社会记忆,把新冠病毒理解为“人瘟”,认为一旦感染上病毒,就“没救了”。在疫情防控期间,地方政府都会公布详细的确诊、疑似病例数据,以及确诊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不过,准确而公开的信息,并不意味着社会恐慌的消弭,而是有意外后果。比如,确诊和疑似病例的多少,居住地距离的远近,确诊病人的活动轨迹等信息,都会直接影响社会恐慌与否。只不过,恐慌是相对的。比如,在湖北农村这些核心疫区,只要村庄里没有确诊病例,人们就普遍觉得“安全”。但在非疫区,只要县里公布了有确诊病例,尤其是发生在本乡镇,人们就普遍有恐慌感。还有,湖北农村的武汉返乡人员比较多,人们对疫情反而不敏感,觉得“农村空气好,不会感染病毒”,对返乡人员也无戒心。在其他地区,人们对湖北和武汉返乡人员却普遍有戒心。在分裂型和分散型的村庄,一些民众还会对湖北返乡人员产生集体排斥。比如,湖北返乡人员家中来了“四包一”工作组后,很容易被邻居传言为已经感染了病毒,人们对其避之不及。反过来,返乡人员为了免于受到集体排斥,也更容易配合政府的居家隔离措施。在这个意义上,恐慌往往是开启社会安全阀的一把钥匙。政府公开疫情信息,本意是为了消除社会恐慌,却意外激起了一些人的恐惧心理,进而对高风险人员产生心理戒备,反而达到了疫情防控的目标。

   二是社会隔离。几乎所有的物理隔离措施,最终都会表现为特定形式的社会隔离。比如,提倡“不出门”,实际上是承认了家庭本位的交往原则。在绝大多数地方,家庭内部很难做到社会隔离。提倡“不聚集”,具体而言,丧事简办、红事不办,说明农村社会交往是有伸缩性的,可以因疫情防控措施而调节。大体而言,社会隔离的措施也遵循差序格局的人际交往原则。越是处于社会关系的内圈,如家庭和扩大的家庭内部,人们之间的交往越不容易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甚至于,还很可能因为风险共担的意识而强化了交往密度。反之,在一个熟人交往圈中,越是处于外圈,如一般的邻里关系,则越容易被物理隔离措施所影响,交往密度急剧下降,甚至出现社会排斥现象。只不过,在具有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中,社会隔离的具体表现有所差别。在团结型和分裂型村庄,家族内部的交往密度虽受影响,但很难实现彻底的社会隔离。而在分散型村庄,疫情防控措施里哪怕透露出微妙信息,也容易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湖北返乡人员在团结型和分裂型村庄,都容易受到家族成员的照顾。人们之间可能戴着口罩,隔着距离,但仍然会打声招呼,平常也会以适当的方式帮忙解决生活物资问题。但在分散型村庄,熟人之间则会回避交往,“路上见到了,掉头就走”。事实上,疫区之外的家庭聚集性传播占绝大多数,而社区性传播占少数,这不仅为宏观数据所证实,也符合田野发现。

   三是一致行动。采取一致行动是疫情防控的必经阶段,无论这一行动是否合适。一方面,民众有一致行动的要求。比如,要求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疫情蔓延,乃至于不惜牺牲特定人群的权益。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对民众的一致行动做出政策反应。比如,各级政府对疫情信息的发布并非一开始就那么细致。将确诊患者的详细个人信息和行动轨迹公之于众,客观上会陷感染者于不利境地。但最终,各地都选择了公开信息这一做法,显然是满足了多数人的一致要求。一致行动主要表现为社会排斥和社会团结这两种类型,不同村庄因社会结构的差异,采取的一致行动方式也有显著差异。在一些分散型村庄,由于村庄内部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人们之间的社会关联并不紧密。地方政府为了尽快摸清“四类人员”信息,或者为了有效管控居家隔离对象,设置了有奖举报措施。这意味着,疫情防控措施客观上调动了社会排斥机制,政府和社会在置高风险人口于监控中达成了一致。与之相反的是,在大部分团结型村庄,一致行动采用的是社会整合机制。由于村庄内部信息透明,社会关联比较紧密,高风险人口有较强的自我约束意识,且村民也以提供帮助的形式共担风险,客观上也达到了防控目标。

   综上,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各地的疫情防控虽然都以激活社会自我保护机制为基础,然而无论是恐慌、社会隔离还是一致行动,其微观社会机制都有较大差异,甚至于截然相反。北方某些农村地区出现的“硬核”措施,综合运用了拉横幅、封门等污名化手段,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集体排斥等社会机制。然而原子化地区一般没有细致的群众工作,主要采用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监督举报的方式进行,以激活个体恐惧感进而达到集体排斥的效果为基础。在宗族型村庄,疫情防控则主要采用社会团结机制,依靠在地化的村干部用非正式的方法展开宣传和防控,既不可能有拉横幅等污名化措施,亦不采取鼓励举报等分裂社会的措施。

  

   五、结论

   以准军事化手段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可谓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具体表现。它既是“全国一盘棋” “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实践的必然结果,也是运动式治理等具体工作机制的实际运用。然而,既有的理论假设往往将准军事化手段和人们对新型传染病的适应性相对立,认为准军事化手段很可能会破坏人们对“新常态”的适应性,反而会加剧社会恐惧、道德争议和社会排斥等问题。事实上,伴随着流行病而来的恐慌、失序和失信等各种社会现象,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这些社会流行也给疫情防控带来了次生灾害。比如,武汉“封城”之后,一度出现了“医疗挤兑”现象,反而增加了传染病的流行规模。但从农村疫情防控的田野观察来看,政府积极的疫情防控措施一旦考虑到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反而可以调动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以更为简约有效的方式应对疫情。

   尽管隔离是传染病防治的科学共识,但它必定涉及的社会隔离,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农村存在着区域差异,地方政府尽管都采用了准军事化手段,农村疫情防控的具体表现却有明显差异。这说明:第一,社会隔离的具体策略,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偏好。大致而言,尽管农村社会都存在多元社会控制方式,但团结型村庄偏好使用发达的非正式控制方式,分裂型村庄偏好采用亚正式控制方式,而分散型村庄则较为依赖正式控制方式。第二,在不同社会,社会隔离的微观机制会有不同。大致而言,农村社会在疫情期间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恐惧、社会隔离和一致行动这三个反应。团结型村庄主要采用社会团结、风险共担的机制应对疫情,分裂型村庄主要采用集体排斥的方法应对疫情,而基于个体恐慌感的自保行为,在分散型村庄的疫情防控中表现明显。第三,人们对社会隔离的适应性会有不同差别。隔离既是一种社会排斥,但也是一种社会重组。总体而言,在疫情期间,团结型村庄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对高风险人口的污名化、歧视等社会排斥比较少见。人们之间通过风险共担,反而强化了社会团结。在分裂型村庄,小集团间的风险共担和村庄集体排斥共存,疫情防控进一步强化了村庄内部竞争机制。分散型村庄对疫情防控的适应性较弱,恐慌和相互猜忌,进一步损伤了本就脆弱的社会关联。

   和其他政府治理截然不同的是,传染病防治是建立在“隔离”策略基础之上的,它不可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行政行为,也很难仅仅依靠医疗技术达到效果,而是要积极干预人们的行动,甚至改变正常的社会运行方式。因此,疫情防控措施是否有效,并不在于政府采取何种应对措施,而在于政府措施和社会应对是否匹配。积极的政府防控措施,必须以深入的社会动员为基础。田野观察发现,当前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还存在较为发达的社会动员网络。比如,一些贫困地区正在实施“脱贫攻坚”,地方政府在每个村都建立了扶贫工作队。这一正式的社会动员方式,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很多地方将扶贫工作队就地转化为疫情防控工作队,高效完成了防控任务。农村地区还保留的较为完整的社会网络,亦给政府的社会动员提供了路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全政府-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战略因为同时实现了官僚体系和社会的高度动员,正式、非正式和亚正式的社会控制有机结合,从而取得了较大成效。

   【注释】

   ①罗伯特·丁沃尔:《我们应该降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这场战事的级别》,科学猫头鹰网站,http://www.sciowl.com/2020/02/02/we-should-deescalate-the-war-on-the-coronavirus/。

   ②[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页。

   ③Philip Strong, “Epidemic Psychology: A Model,”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Vol. 12, No. 3 (1990), pp. 249-259.

   ④Shanhe Jiang, et al., “Semiformal Crime Control and Semiform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n Empirical Demonstration from Chinese Community Corrections,”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 10, No. 4 (2015), pp. 287-302.

   ⑤吕德文:《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赣南版上镇的计划生育工作(1991~2001)》, 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⑥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Lu Dewen, School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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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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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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