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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吉胜:理论、机制、能力:加强中国外交研究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0-06-05 10:05:07
作者: 孙吉胜  
使沿线经济体贸易增加9.7%,全球收入增加2.9%。中国从2018年起连续两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三是中国提出的很多新理念、新主张和新政策是对很多西方理念和西方实践的超越和补充,也为当今世界多提供了一种选择。例如,中国提出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这些实际都从多个不同角度来促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与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念存在很大差异。四是中国对世界思想、理念和知识的塑造产生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在世界盛行,垄断了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自由主义经常被普世化。但是,从中国的国内发展经验以及中国的对外交往看,西方理念、西方思想、西方路径显然不是唯一。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对外交往理念也显示了中国在思想领域的世界作用。在当前西方面临诸多治理困境、制度危机、各种思潮迭起的情况下,更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中国外交面临的新变化

   随着中国自身、中国的世界角色以及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的任务也和以往不同,需要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变化,不仅体现在量上,也体现在质上,既有国内层面,也有国际层面。这些变化需要中国外交加强战略运筹,调整外交机制,提升外交能力,加大理论与实践创新。

   首先,中国外交应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交运行环境日益复杂。当今世界正处于复杂深刻的变化之中,世界秩序不断演变,国际格局不断调整,世界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难题,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与日俱增。尽管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经济整体影响力增加,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但世界秩序的更新并没有与时俱进。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坚持“美国优先”,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公约和条约,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下降,国际合作意愿也在发生变化,更多转向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修正主义和单边主义,使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受到不小的冲击和破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变量和根源,这也使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及时有效地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面对这些变化,世界各国担心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世界会面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导致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希望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发挥更大作用。欧洲多国面临国内危机,多国经济增长乏力,不少国家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兴起,法国、意大利等多国出现不同程度问题,暴露出国内治理困境。英国脱欧、德国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关系以及欧洲多国的民粹主义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与此同时,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全球治理体系时常失灵。气候变化成为影响人类未来生存环境的一大未知因素。有证据表明,地球生态系统和地球气候系统可能已经达到甚至突破了重要的临界点,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变化。2015年,比尔·盖茨在埃博拉爆发之后的演讲中就强调,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再次敲响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警钟,其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外溢影响更加凸显了全球合作应对危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智能化引领的科技革命,也是人们所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改变多个领域,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具体竞争领域也在改变各大国的竞争模式和竞争格局,美国在全球争取和构建反华为联盟就是典型案例。社交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广泛运用极大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改变了民意动员和社会运动方式,外交变得更加公开透明,高度暴露在公众面前。也有学者提出网络使外交成为裸露外交(naked diplomacy),影响外交实践。同时,社交平台的广泛使用使个人的赋权加大,外交的独立运行空间缩小,很多时候转变为即时外交(real-time diplomacy),使外交官们没有更多时间和空间去运筹。以上这些变化改变了各国外交的运行环境,各国外交,尤其是世界大国的外交,不得不进行重新适应和调整。

   其次,中国外交转型为世界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迈进。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身份定位会直接影响其对外政策的目标、理念、政策和具体的外交实践。从世界主要大国崛起进程看,国家实力的增强与对外政策的变革相互影响。大国外交的决策和实践效果取决于实力、意愿和行动能力,更多体现运筹能力、塑造能力和掌控能力。大国外交同样需要大国自信和大国自觉。过去中国强调最多的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明确提出要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对本身的定位不再仅仅局限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国,大国外交在立足自身的同时,需要更多大国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引领意识。大国需要向世界贡献理念,提供公共产品,需要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当前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不断变化调整之时,大国需要对世界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提供有说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的答案和方向引领。

   第三,中国外交的内涵进一步明确,外延进一步扩大。传统的外交主要指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用谈判、通讯和缔结条约等方法处理其国际关系的活动,重点在对外。但是,外交实际和内政紧密相连。外部环境的变动经常会引发国家内部变革,而内部变革又经常影响外交的发展,内政与外交联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定位进一步明确,就是外交要为内政服务,外交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2013年,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外交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中国对外工作要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条件、做出应有贡献。也就是说,外交不仅要进一步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还要紧紧围绕维持和服务国内稳定这个大局。从这一点看,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内涵更加突出。近年来的外交实践也充分体现出这一特征。2019年王毅国务委员在谈到2020年外交工作重点时所强调的第一点就是全力服务国内发展,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充分运用各种外交资源,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如期实现全面小康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为顺利达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争取更有利的外部条件。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要求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对外工作要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由于中国与国际互动的日益紧密,内政和外交的联动在近年来的外交实践中也更加凸显。例如,香港修例风波本是中国的内政,但是风波出现后,外交领域的工作量俱增。这也表明中国作为大国本身的治理能力与外交是联动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也带来了一系列外交领域的工作,催生疫情外交,如撤侨、公共外交、具体双边合作等。与此同时,中国外交的外延进一步扩大,需要面临更多低政治领域问题。例如,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以及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展,经济外交的分量越来越重,具体涉及金融、贸易、知识产权、监管、风险防控等多个方面。随之而来的是在整体外交中面临的各类法律问题。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很多时候涉及参与国的国内法律法规,处理不当直接影响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在涉及一些国际问题时,国际法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关注内政的同时,更加强调国际责任、大国意识和大国担当,这也使中国外交的外延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外交议题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国内更多相关部门不得不参与到外交进程中来,如发改委、商务部、生态环境部、科技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等,有很多时候还涉及民间团体,这些对外交机制的调整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四,中国外交面临的全球治理任务日益艰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深入加大了人员、信息、商品等的全球流动,很多全球性问题也随之出现,如环境、气候变化、食品安全、公共卫生、跨国犯罪、移民难民、跨境河流水资源、生态等,很多问题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典型问题。这些问题的治理无论是从治理主体看,还是从治理手段和影响面看都变得更加多元。例如,治理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主权国家,还涉及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很多时候需要外交出面进行国际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外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管理各种关系,这也使中国外交需要应对的关系日益增多,工作对象更加多元,需应对的领域日益拓宽。对这些问题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国家整体利益,还会影响到每个民众。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融入国际体系,加入众多的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和条约,如到1997年中国加入了52个国际组织,1 163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客观上中国也参与了很多全球治理的活动,但是2008年之前,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并不是一个积极参与者。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才进一步凸显,才开始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也在经历变革和调整,全球秩序之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全球治理话语权之争。中国不仅需要参与日益增多的具体治理活动,还需要参与治理规则制定、治理议程设置、治理机构创设等,这些会直接影响未来的全球治理秩序和全球治理格局,也直接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五,中国外交面临的海外利益保护任务与日俱增,复杂程度加大。近年来中国的海外存在无论是数量还是类别都日益增多,海外利益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整体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海外利益涉及重大投资、重大工程等的经济利益,中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人格、尊严等基本权益,事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资源的需求,中国对外贸易海运、陆运通道的安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创设的一系列“中国方案”的有效性以及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受损害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外交面临的海外利益保护工作量增大,难度增加,复杂性增强。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已基本遍布全球。2017年底中国 2.55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3.92万家,分布于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6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8万亿美元。根据《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仅2019年的对外投资就达到1 30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中国公民出境人数日益增多。改革开放前,中国平均每年只有几千人次出国,2018 年,中国公民出入境达到 5.6 亿人次。2016年至2018年,中国出境游人数分别为1.22亿、1.3亿、1.49亿,连年增多,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旅游消费支出国。中国近年来的出国留学学生数量持续上涨,2016年为5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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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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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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