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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演进逻辑、构建维度与现实挑战

更新时间:2020-06-05 10:03:23
作者: 李强  
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中国始终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和“公平”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利益。

   (二)道义性话语权

   当一国的利益诉求与全球共同利益相一致并能推进全球福祉时,其政策主张与实践行动通常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回应。道义性话语权的权力基础就源自这种国际认同。道义性话语权虽不能直接产生强制性权力,但能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和示范作用,吸引具有共同认知的国家做出效仿行为和跟进措施。诚然,国际道义无法对道义失范的国家直接制裁,却能形成强大的世界舆论,从而对其施加可能无法承受的压力,令其修正政策与行为。世界舆论的作用就在于其能团结不同国家在某些基本的国际问题上形成共识,“只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宣布某种政策或在国际上采取某种违背公意的行动,人类就会不分国籍起来反对,至少也要通过自发的制裁把自己的意志加诸于这个抗拒的政府”,结果是“社会或者迫使他们遵守它的准则,或者因其不遵守而把他们孤立起来”。

   国际话语权与国际道义通常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亦即遵从国际道义会强化国际话语权,反之则会产生弱化的后果。道义对一国的国家力量也会产生影响,即遵从或违背国际道义原则能提升或削弱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道义性话语权与国家实力并没有必然关系。即使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实力,如果违背国际道义,不但无法掌握话语权,反而会跌入国际道义谴责的深渊。美国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候协定》,就让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失去了道义性话语权。小国在特殊领域或特殊时刻,其主张和诉求往往因其处境特殊而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从而获得较强的道义性话语权,如小岛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就是如此。

   根据理性主义的逻辑,国家作为具有理性的个体,其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个体理性很容易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道义的本质是寻求共同认同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约束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避免“市场失灵”的后果。因此,中国要构建道义性话语权,首先必须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大国博弈必须以道义为先,否则就会“道不行则名不正、言不顺、事难成”。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义性,就体现在它强调各国在追求本国正当利益时应该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应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构建道义性话语权还必须加强推广和践行新理念的能力。这一方面需要提升国际传播的影响力,选择最佳的国际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另一方面更需要中国在实际行动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三)科技性话语权

   科技性话语权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共同认可。这种认可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一国科技水平、人才数量和研究经费等要素的认可;二是对其在国际科技治理领域拥有相应地位的认可。换言之,当一国拥有先进的科技水平、充足的科技人才数量和研究经费之后,并不必然拥有科技性话语权。只有当它全面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科技治理领域,具备能够领导创设国际科技治理的组织、制度、规则、议题和能够引领国际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之时,它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科技性话语权。因此,拥有国家科技硬实力和创造有利的国际科技治理软环境是获得国际科技性话语权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二者应“同时并举、互为巩固、不可偏废”。

   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这些科学论断都深刻说明了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及其快速应用引发的产业革命极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最终对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因此,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内容。科学技术的世界性和时代性特征决定了国际科技合作治理的必然性。国际科技治理体系包括国际科学机构、国际科技合作协议、国际大科学计划、国际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国际科技援助、国际科技智库、国际科技创新评估体系等。如同其他全球治理领域一样,各国在国际科技治理体系内也展开了对组织设置、议题设定、规则制定、高层人选、名额分配等事项的话语主导权的激烈竞争。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要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加强和提升国际科技性话语权。中国必须加强科技能力建设,包括科技发展战略制定、科技研发、科技人才培养和经费投入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科研论文被引用次数高居世界第二位,被国外三大权威检索工具(SCI、EI、CPCI)收录的数量分列世界第二、第一和第二位。2018年,中国的科研经费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科研人员数量已经连续六年高居世界第一位。但这些并不能掩盖中国在很多领域依然处于“跟跑者”地位的现实。因此,中国要实现科研能力的全面提升,就必须争取在更多的领域由“跟跑者”变成“同行者”甚至“领跑者”。同时,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科技治理,在优势领域努力发挥引领作用,发出中国声音,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科技治理领域,中国不应该总在别人设定好的赛场上按照别人设置的规则比赛,而应该更努力主导一些赛场建设,做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和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

  

   三、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现实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经济重心“由西向东”之变、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之变、全球治理话语权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之变、全球治理体系趋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之变、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日益朝向“文明交流互鉴”之变,正在形成合力,推动当前的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中国当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其内涵特征已经呈现出新的重大变化:中国国力增长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显著变化,正在明显增强战略机遇期的内生性和可塑性,使其开始由客观形成向主动塑造转变。中国要构建符合自身实力的国际话语权,不仅要积极利用有利的国际国内机遇,更要冷静思考,做好应对现实挑战的充分准备。

   (一)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

   国际话语权之争的实质是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包括国际秩序的创立、维护与修订的权力。国际秩序的形成与持续,不仅标志着某种话语的主导地位及其所代表的利益分配原则的确立,而且表明其合法性也通过话语所表达的价值和原则能被其他成员认可、制度设计能保障其他成员的利益等得以实现。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据其政治、经济的垄断优势创建并主导运行的国际秩序,已不能完全反映当前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带来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突出贡献与西方国家发展普遍陷于颓势,对二者在国际话语权结构中的“权力倒置”提出了重构的客观要求。

   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的话语权诉求,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维护体现其既得利益的国际秩序的话语霸权之间的斗争,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核心内容。为维护其霸权地位,美国的话语霸权相较之前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体现出新的特征与变化:一是话语霸权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二是话语霸权由简单的语言演绎归纳拓展到操控数据与模型。三是话语霸权从学术研究范畴扩大到网络娱乐空间与社会基层。四是话语霸权从官方主导建构演变成政府、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共同建构。

   为了阻止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美国凭借话语霸权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打压与阻挠:政治上,以“中国威胁论”为由进行遏制;经济上,以“中国是现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为由进行封锁;文化上,以“文明冲突论”为由进行诋毁;生态上,以“中国未承担应尽义务”为由进行污蔑。要有效应对美国的话语霸权,中国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始终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通过积极推进全方位改革开放,不断完善中国发展模式;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三是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身体力行地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四是不断创新体现中国智慧的新理论、新概念、新表述,构建和丰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并以之作为构建中国的制度性、道义性和科技性话语权的话语载体。

   (二)西方话语陷阱的挑战

   西方话语陷阱是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面临的除西方话语霸权之外另一个主要挑战。在国际舆论结构下,话语陷阱很容易给国家造成诸如国家利益受损、政治合法性削弱、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等负面影响。究其本质,西方话语陷阱是西方国家将特定时空下的特定事件进行抽象化总结,根据需要将其包装成具有“普世化”色彩的一般规律,而罔顾这种所谓的规律在时空条件变换下并不适用。西方不断炮制针对中国的各种话语陷阱,无非是通过否认中国发展道路、无视中国发展成就、歪曲中国战略意图,给中国获取应有的国际话语权设置各种障碍,从而达到维护西方话语霸权的最终目的。

   当前西方国家针对中国虽然炮制了不同的话语陷阱,但是其路径无外乎扼杀和捧杀两种,前者如修昔底德陷阱,后者如金德尔伯格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反映出美国因世界权力由西向东转移而产生的焦虑,意在呼吁西方国家一起扼杀中国崛起。格雷厄姆·艾利森把“使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一特殊时空下的特定情况,抽象成“崛起国必然挑战守成国”的一般逻辑,暗指中国崛起必然挑战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国际秩序,从而引发冲突甚至战争。“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则是在世界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造成全球秩序混乱。“金德尔伯格陷阱”实际是美国蓄意推出的捧杀战略,为此美国甚至提出中美构建“G2”治理模式,其意图就是在美国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下滑之后,借助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道义压力,使中国因接替美国承担国际责任,从而达到削弱中国的最终目标。

   其实,无论是“修昔底德陷阱”还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其遵循的逻辑都是“霸权稳定论”,实质是殊途同归,即阻挡中国崛起的进程和维护美国的霸权。面对美国不断抛出的话语陷阱,中国首先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和战略耐心,坚决走和平崛起之路,努力与美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的庄严承诺打消美国的霸权焦虑,寻找双方更多的利益交汇点,推动中美间的务实合作。中国应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国际治理体系不断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国际传播能力的挑战

   国际话语权的“权力”需要通过国际传播得以发挥作用,国际话语权必然依托于国际传播能力水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具有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目的的超越国境的传播行为就是国际传播。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的目的是向世界传播中国价值观念、文化理念和发展成就,营造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交往的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争取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展示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尤其要注意话语创新问题,即努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借鉴国际通行话语,又要体现中国特色,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谦虚心态和“求同存异”包容精神,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交流、友好沟通。

   中国国际传播的本质是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即首先要让世界正确认识和理解真正的中国,因为“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的内部和发展去理解”。然而,在当前“西强东弱”的话语格局下,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无语”或“失语”状态,不但没能把中国的发展成就与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反而经常使中国无力应对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或话语陷阱,甚至连发展中国家有时都会产生误解,从而构成对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巨大挑战。

   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一答案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讲什么样的中国好故事,二是怎么才能把故事讲好。第一层含义的关键是选取中国故事的标准是能否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按照这一标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奋斗,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努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都是中国好故事的重点素材。第二层含义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话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讲。话语选择涉及“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问题,即话语表达必须体现中国的立场、观点、态度,同时又要考虑传播受众的思维方式、接受习惯、信息偏好等主要因素。方式选择则要求国际传播既要体现官方传播机构和民间传播机构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发声,又要体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综合运用。(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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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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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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