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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雅:他帮助推开了一扇门——写在父亲马洪诞辰100周年之际

更新时间:2020-06-04 16:46:33
作者: 马雅  
我也想趁机和那些退还的东西,跟父母一起回家。爸爸知道我是舍不得让他们走,于是带着我第一次逛了北海公园。那是一个大晴天,刮风,还挺冷。爸爸头戴鸭舌帽,身穿深蓝色的呢大衣,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柳条在他身后的春风中飞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那里,身材高而挺拔。

  

父母在上海黄浦江畔,高岗事件前夕,1953年

  

  

   那时的中国,其实是在苏美争霸的孔隙中,艰难地生存。毛泽东试图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可这谈何容易!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党内对未来发展战略的不同意见,演变成解放后首次的"路线斗争"。有军队背景的干部,批评来自白区的干部“太右”,脱离工农群众而投靠资产阶级。不料,这一次较量的结局是,倾向"左"的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联盟"。爸爸被定为“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

   爸爸出事后,被发配到北京建筑公司当副经理,有一段期间不准回家。他住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一扇布帘把房间隔成两半:里面放一张硬硬的木板床,外面放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了书报。我去工地看他,他怕我闷,借来好多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于是,他读他的文件,我看我的小人书,几小时的探望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后,我迅速升级,开始阅读这些名著的正本。

  

父母与马雅在北海幼儿园,高岗事件中,1954年

  

   爸爸在公司期间,单位曾组织去了一次周口店。爸爸和我以及十几个人站在一辆小卡车的后边,很挤,加上近百里山路的颠簸,我在路上吐了好几次。但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咱们中国“50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

  

家庭照(我和父亲母亲,爷爷牛梦月,大妹马怡,小妹马筠,弟弟马佳),摄于北京三里河计委宿舍131号门楼前,1959年10月1日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却始终没有正式的职衔,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继续使用”的干部吧。和从前在东北局以及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一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模样的青年被爸爸请到家里来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场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就一笔一划,认真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可以后当我再问到王叔叔时,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告诉我,王笃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一棵大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作者注:此为讹传,罹难的右派是另外一位。王笃九死一生熬了过来,文革后没有接受马洪的邀请,到社科院工经所任职,而是留在家乡如皋当老师。可参阅:李榕:《舅舅的故事》)那些年被爸爸赏识和提携的新秀,有不少人受牵连,影响了升迁。但后来的第五任国务院总理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位。

  

   20世纪60年代初,每年开计划会议时,爸爸住在北京饭店,附近的人民大会堂,总有京戏一类的文艺节目供与会的干部欣赏。爸爸因工作忙,很少去看戏,于是票自然地落到我的手上。我听遍了马连良、荀慧生、谭富英等名旦名角的看家戏。虽然没变成戏迷,可《二进宫》《将相和》和《宇宙锋》这些传统戏,确实让我长了见识。

  

家庭照(包括姥姥陈普兰,其时母亲陈伯林已下干校),摄于子女上山下乡和父亲下放外地前,北京,1969年

  

   在北京音乐厅有中央乐团的合唱和交响乐演奏。起先,我没有兴趣,可爸爸劝说我,去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嘛。没成想,从此我竟听西方古典音乐成癖。爸爸这种开放的心态,使他不墨守成规,独立思考。早在当年,他已经开始权衡全盘照搬苏联经验的利弊。

   在同一时期,爸爸常去《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聊天和游泳。有时,两人还去琉璃厂的书市买点旧书,多半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杂书,后来都在文革中失散了。当时爸爸不时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写社论,每得15元或20元稿费,便与党内其他几位“秀才”一起下饭馆。那是困难时期,能下“东来顺”、“全聚德”这样的馆子,非得有稿费这样的外快不可,这算是爸爸少有的消费。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业余爱好只有读书和游泳。

   也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爸爸受李富春的委托,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那里积累经验,写下《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依据。据说,毛主席临终时的枕前,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爸爸曾带我去机床厂,告诉我如果将来不上大学,可以下厂当工人。而文革中学校都封了,按我的家庭条件,不够留城进厂,便下乡插了队。

  

   1962年夏秋之间,在一次北戴河的政府工作会议上,一位曾在东北身居要职的党内领导撞见了我爸爸,大怒,摔门而去。此后他要求薄一波将我爸爸调离经委。当时爸爸正在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在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爸爸突患严重的腰肌劳损,卧床难起。我已经懂事了,记得每天都有十来个中青年干部到家里来,围坐床前,听爸爸口述,他们做记录。经过数月,终于完成任务。

   书成后,爸爸离开经委。那要人坚持要把他发放外地,经薄一波、谷牧的疏通,才勉强留京,派到化工部北京的设计院工作。《企业管理》一书发表后,成为我国当时企业管理的指南。后来,该书又分别以俄、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6年,文革来了。一开始群众不明了主席要整刘的意思,就把爸爸这些“死老虎”揪出来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使爸爸想不通。在经委接替我爸爸职务的梅行,是爸爸几十年的老友,他既有士大夫风骨,又侠肝义胆,能为知己两肋插刀。他不断给爸爸撑腰打气,先拉他上附近的回民小饭馆填饱了肚子,然后鼓足劲头,两人一同上台迎接批斗。后来,梅行因死保朋友田家英,被关入秦城,一关就是八年。

  

父亲随单位下放到山西程家,摄于1970年

  

   1970年,我插队时顺路去山西程家探望爸爸,他那会儿正随单位疏散到那里。当时我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上,对前途很悲观。记得我俩在干沽的乱石滩上散步,他对我说:“不管谁当政,任何国家都要发展经济。情况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下去。”爸爸的窗前,有一棵新栽的树,朝阳,树干挺直。他说,如果他得在这里终老此生,他要眼看着这棵小树长大成材。

  

马洪与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1978年)

  

   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爸爸复出。不久,我考上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和留学生,准备出国。爸爸虽然被解放,且再度受重用,但“高饶事件”并没有解决,成为了党内少有的悬案,爸爸因此没有得到“正名”。他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能做什么、怎么做,然后郑重地说,只有在中国,他才能真正做点事;他还说:“人如果没有压力,就会满天飞了。”

   我感到,爸爸草根出身,且历经波折,能够接地气。而他现在又有机会在高层工作,却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可能会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我还觉得,当时国民经济百废待举,他临危受命,是有备而来的。

  

马洪在中南海办公室,1982年

  

   1984年9月初,爸爸为时任国务院领导草拟了一封给中央的信,信中强调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和它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这句话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此信送交邓小平和陈云以后,得到认可。局外人也许不知,这是石破天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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