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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华文:以科学和法治精神坚持正确的疫情观

更新时间:2020-06-03 11:58:02
作者: 柳华文  
世卫组织发布《新型人类传染病命名最佳实践》,规范了命名方法,排除不科学、不公平和带来负面影响的命名方法。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被称为COVID-19,这是权威的命名。但是美国一些媒体和政客执意要叫“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涉及多种歧视,包括种族歧视,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在病毒科学溯源工作并未取得应有进展的情况下,美国一些政客、个别法律界人士急于“甩锅”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仓促炮制了多起针对中国的所谓“索赔”诉讼。这公然违反了美国自己的国内法和判例也承认的国家豁免权,混淆视听,转移矛盾。在历史上,没有追究流行病疫情源头责任的先例。这种做法也将完全不利于今后新疫情的发现和应对——因此一国未来可能要努力避免被认为自己是疫情发现国或者疫情的源头,非常不利于全球信息分享与合作。此类诉讼在法理和法律上没有根据,是一种诬告滥诉。更为直接地说,科学角度的发现和认识也不支持这些诉讼。必须科学寻找疫情的源头、发展和传播的状况,准确推断其中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如果疫情被证明首先发生在美国,美国没有发现和采取应对措施,用美国这些滥诉的逻辑,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向全世界赔偿?美国国会有议员要专门针对中国修改国家豁免的法律,法治精神全无。但是,我们要正告美国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家豁免原则不仅是国际法原则,不仅保护中国,也是美国国内的法律原则,也是保护美国政府的。

   在美国大选之前,这种法律和政治讹诈还会不断“上演”。对旷日持久的法律战,我们可以见招拆招,从主张诉讼豁免,一直到最终——如果有最终的所谓不利裁决的话——主张执行豁免。我们当然要有所准备和应对,特别是要坚持基于科学和法理,予以揭露和反对。同时,我们不需要被这种无底线的法律骚扰行径困扰,更不必恐慌。

  

   六、疫情防控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事业

   关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有支持全球化的,也有反对全球化的。在欧共体这样的世界一体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有主权国家和一体化组织关系的矛盾和张力。在国际法上,这涉及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国际合作和一体化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相反,治理贴近基层是一种民主主张和诉求。但是,在环境保护、流行性疾病防控、通信和外空利用等领域,必然需要国家间跨越国界的合作,这是典型的需要国际法发挥作用的空间。流行性疾病不问人的身份、不问国家间的界线,传播和蔓延的遏止和应对成效取决于防控能力上的短板——应对能力最弱的国家。如果不能从整体上应对疫情的挑战,各国成功战胜疫情后更可能面临疫情卷土重来的危险。

   因此,信息互通和技术共享颇具价值,国际多边领导和协调机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对国际卫生法的发展是一个挑战。缺少资金上的充足保障和各国普遍和一贯的积极配合,这是主权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中国际组织面临的普遍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也不例外。美国作为综合国力最强的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尊重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在COVID-19疫情应对过程中,动辄威胁不支付会费,任意指责该组织的领导人,甚至扬言“退群”,这不是有担当的大国作为,也罔顾客观事实和法律义务。

   人间正道是沧桑,危急关头,世界各国应该更加团结,更加努力地为人类的生命健康考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危和发展计议。中国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抗疫,在克服自身困难和压力的情况下,积极地援助他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是参与和推动新型国际治理的担当者和先行者。应对疫情,各国的团结和合作,刻不容缓。

   总的来说,中国坚持科学战疫和依法战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COVID-19疫情还没有结束,还需要坚持科学精神和法治思维,这是中国和世界战胜疫情、有效保障生命健康权的关键。

   作者:柳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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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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