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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吉胜:中国外交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再思考

更新时间:2020-06-01 17:59:53
作者: 孙吉胜  
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空白,对促进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该峰会还把发展问题置于突出位置,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并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措施。这些成果体现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这一议题的设置和引领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有效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2019年金砖五国峰会期间,中国进行了机制创新,创建了“金砖+”模式,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包含进来,为更好地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发挥建设作用。主场外交本身也是展示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活动期间,各国媒体也要对此进行大量报道,这是传播中国声音的有利时机。中国利用主场外交活动全面展示中国,如文艺演出、参观等,也是促进世界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的过程。每次主场外交活动也是对中国外交的一次历练,对中国外交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也大有益处。

   元首外交通常是国家元首直接出面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是国际交往的最高形态,具有其他交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战略价值。中国元首外交在国际话语权提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近年来,中国元首外交活跃。例如,2018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世界57个国家,接待了110多位外国访华元首。每次访问前,习主席都会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中国和相关双边关系的发展。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各种双边、多边场合表明中方立场,亲自做各方工作,展示了个人的领导力和领导风格,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2016年世界经历了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如特朗普当选、英国宣布脱欧,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兴起等。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表达了中国支持全球化、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的鲜明立场,在国际上引起热议。同时,元首外交形式多样,除正式会谈外,还可以进行元首间小范围会晤,无论是中美元首之间的“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秋叙”,还是中印元首之间的“金奈会晤”,都对促进并提升当时的双边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其三,推动国际制度建设,努力塑造外交新格局。二战以来,国际制度是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和国际机构及国际组织。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日益紧密,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制度本身可以产生权力,即制度性权力。实际上,参与权、投票权、份额、代表权等都是制度性权力的体现。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还能够引领世界议题,规范国家行为,促进国际合作。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日益融人国际社会,从加入国际组织、条约,到今天的改革和创设国际机制,提出中国倡议,体现了中国对制度性话语权的高度重视。中国首先是维护二战后形成的主要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尤其是联合国框架下的组织、机构、公约和条约,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中国的影响力。中国为维护全球治理领域的一些重要协议积极发挥了大国作用,如《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等,美国退出后,中国成为中坚力量。同时,中国也努力推进一些国际制度和机制的改革,以更好地提升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二十国集团的演进等都是典型例子。此外,中国努力创设一些国际机制和组织,提出自己的倡议。从上海合作组织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体现了中国对创设国际机构的高度重视。在这些机构中,中国自创设之初就可拥有较多的国际话语权,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来予以保障。此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把130多个国家和组织联系在一个网络中,建立了中国在新的国际合作网络中的话语权。

   其四,努力加大公共外交力度,促进人文交流,提升中国影响力和吸引力。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体现在对他国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方面,背后要有充分的相互了解和民心相通、民心相亲为支撑,否则经济实力的提升就无法转化为真正的国际话语权。从中国外交的实践可以看出,中国日益加大了公共外交力度,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工作。一是努力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例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被翻译成几十个语种版本对外发行,使世界对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有了更加系统、深人的了解。二是加大公共外交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驻外使馆主动召开记者会,或在当地电视等主流媒体发表演讲、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增信释疑,各级别的外交官积极发声。例如,在中国香港“修例风波”期间,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驻英国使馆举行中外记者会,多次接受电视采访,阐明中国立场。三是更加重视对社交媒体的运用。很多中国驻外使领馆建立了自己的公众号,不少中国驻外使领馆及外交官开通境外社交媒体账号,通过脸书、推特等积极发声,以加强对外沟通交流和相互理解。外交部2019年12月正式发布了第一条推特,一个月内增加粉丝2.3万。一些中国外交官如崔天凯大使以及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等拥有众多粉丝。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还开通了“抖音”账号,进一步增强和新媒体用户的互动。四是利用春节、国庆等特殊节日展示中国文化,加大人文交流,加强国外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例如,春节期间,多个使馆邀请国内各省的歌舞剧院、歌舞剧团、文化厅等在当地举行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或联欢,在世界各地组织春节游行等。五是加大人文交流力度,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为更好地实现民心相通,加强各领城的人文交流,如教育、科技、媒体、医疗等。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64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共计26.06万人,占总人数的52.95%。中国与中东欧、东盟、俄罗斯、尼泊尔、希腊、埃及、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共同举办文化年活动,形成了“丝路之旅”“中非文化聚焦”等10余个文化交流品牌,打造了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一批大型文化节会,在沿线国家设立了17个中国文化中心。

  

   三、未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

   尽管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是综合中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速度、人口规模、文化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以及当前的国际环境考量,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加强中国文化理念和传统思想的宣传。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大国,中国需要就自我定位进行深入思考,如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与其他西方大国有何不同,中国可以为世界贡献什么等。正因如此,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中国外交要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随之提出了很多外交新理念和新主张。但是,仅仅从字面来看这些新理念和新主张,其内涵很难被全面准确地理解,尤其是这些新理念、新主张和新政策背后包含了很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难以被国外受众感知。例如,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简单的七个字蕴涵的是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天下观,体现了中国解决问题的视角和方式。中国在面对全球治理时,所倡导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有很多方面与西方不同,如中国强调标本兼治、共同与平等治理,强调发展治理、综合治理和过程治理。对于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外国受众而言,不了解中国的文化理念就很难全面准确理解这些理念的内涵,所理解的仅仅是几个概念,这些理念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随着中国外交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增强,这种情况今后还会继续增多。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与世界互动紧密,国外对中国的显性文化,如饮食、功夫、手工艺品等有了充分的了解,但是对于理念和传统等隐性文化可能并不一定如此。因此,加大中国文化理念和思想的宣传,充分挖掘中国的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影响力的基础工程。只有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等中国理念才可以更好地被世界理解和接受。

   其二,处理好制度改革与制度增量的关系,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中国近年来非常重视制度性话语权,也多次强调规则制定、议程设置的重要性。实际上,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对干中国崛起及其世界影响力,一直心存恐慌,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自然不会一帆风顺。尤其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要注意一些国际制度话语权的零和特征。当前的世界秩序、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等大都形成于二战后,主要体现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争取制度性话语权的过程中自然要涉及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利益,中国权益的增加意味着这些国家原有利益的减少,如份额、代表权等。因此,中国要避免陷人孤立状态,要多动员和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力量,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共同体。二是在创建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过程中,尽早让其产生可视性成果增加有效性。中国近年来的制度创新,最典型的是“—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实际上在二者创建之初,不少国家也提出了质疑。但是,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和相关政策的适时调整,“一带一路”倡导的互联互通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理解和接受;亚投行在成立之初,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它要取代世界银行,对其高度警觉排斥,在产生大量可视性成果后才开始予以接受。对中国而言,这些成果转化为更多的制度性权力。三是关注中国创设的一些机制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国际论坛和国际会议等实际是产生软影响的一种重要机制。近年来,除传统的博赘亚洲论坛等外,中国也创设了一些新的类似机制,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南南人权论坛、全球政党大会、香山论坛、和平论坛等。这些论坛和会议实际也是制度性话语权的体现。如何让这些论坛产生真正有影响的长期效果,还要继续精耕细作,从论坛议程设置到后续沟通、实质合作等,以保证其可持续性和长期影响力。

其三,加强中国在地区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中国外交一直强调周边的首要性,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大变局之际,中美博弈日益加剧,全面做好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就更加重要,亚洲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良好,各种合作机制活跃、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也外干重要的建构期。中国需要继续加强在亚洲的话语权,塑造良好的地区安全和经济秩序。因此,中国当前需要运筹好亚洲区域内的各项机制,推进制度的延展,如利用好原有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3,东盟10+1等一些传统机制,同时也要扎实做好亚投行、“一带一路”“测湄合作机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新机制的相关工作,尤其加强与东盟以及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同时,在朝鲜半岛问题、南海行为准则等方面争取更多主动权和话语权,夯实中国的亚洲影响。在全球治理层面,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形成于二战后,中国作为后起者,本身就具有一些劣势,而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紧密相关,当前世界秩序正在经历复杂深刻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不时出现治理困境,这些为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的全球治理话语权提供了契机。实际上,谁掌据了更多的全球治理话语权,谁就可以在变化的世界秩序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全球治理话语权涉及治理组织和治理平台的搭建、治理议程的设定、治理制度改革与创新、治理规范的传播、治理知识的传授、治理理念的落实等多个方面。随着世界秩序的不断变革与调整,各大国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竞争将加剧。中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出要推动国际秩序向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此需要相应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能力,如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同时,要努力成为深海、外空、极地、网络、核安全、气候变化等新的疆域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树立新的国际话语权,在这些领域不能再做后来者。全球治理应对的是纷繁复杂的具体全球性问题,需要大量的治理人才和专业知识做支撑。中国需要加大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做好各领域治理人才储备,使培养的人才具有兼顾国际交流、国际视野、专业素养、协同沟通等多方面的能力和素养,尤其是治理专业知识,要能够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时贡献有效的中国方案。此外,要加大向国际组织输送治理人才的力度,增加中国的代表性,改变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人才格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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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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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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