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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梅:“反封建压迫”:国共反缠足观念的合离

更新时间:2020-06-01 08:11:27
作者: 杨兴梅  
缠足并不是旧礼教。[25] (P.11-13) 不过,青山并未辩驳反对旧礼教者以缠足为口实的观念。

   青山所驳斥的“三家村冬烘”说缠足是“教女人莫乱行”,是晚清就有的说法,只不过那时更多是从风化方面出发。而他所驳斥的反对旧礼教者也以缠足为口实,确是区别于晚清的一个重要现象。晚清时期缠足与反缠足双方关于缠足与风化间的关联之争,已变为缠足与礼教间的关系之争。

   青山从“妇女解放”的角度驳斥传统以缠足为风化的观念值得深入分析。北伐前后,强调放足是对被“压迫”妇女的解放这一观念相当突出。对缠足的“压迫”与“解放”阐释或与1920年代对革命的美好想象和顶礼膜拜相关,使革命与自由、翻身、解放等字眼紧密相连。4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党领导的三、四十年代的反缠足运动中,尽管不时仍有强调缠足是男子、专制或旧礼教对妇女的压迫者,5但已不再是主流话语。此时的国民党主要延续晚清以来的国族主义言说,继续阐释着缠足对国家、种族的危害。6与此同时,缠足对女性实际人生的影响也是其重要依据,如男女平等、女权、身体健康等。正如1933年时云南的张一鸥所总结的,“过去的宣传主旨,不外乎是男女平等,不应该再缠足等”。[26] (P.8)

   而与国民党分道后的共产党,则继承了反压迫的反缠足理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二、反封建:中共反缠足观念的坚持 (1928-1949)

   苏维埃时期,中共继续坚持国共合作时期反封建压迫的反缠足主张。乐安县委、万载县、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湘赣全省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江西省苏区召集的各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联席会议都在相关规定中将缠足视为封建礼教、封建压迫、封建遗物、封建制度等一系列与封建相关的革除对象中。7

   红军长征后,随着战略重心转移到西北,中共在西北地区继续扛起反封建的旗帜。1937年7月苏区政府颁布的禁止缠足布告指出,妇女缠足是一种“野蛮的伤天害理的封建习惯”,放足是解除妇女身上的锁链。[27]

   抗战爆发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1937年,中共在新形势下,确立了妇女运动新的任务,提出争取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是妇女运动的总目标。“禁止缠足”成了这一总目标下对妇女的具体要求。[28] (P.1、3) 1943年2月,中共中央确定了新的妇女工作方针,再次鼓励妇女逐渐挣脱小脚等“封建的压迫”。[29] (P.648-649)

   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反封建”成为陕甘宁边区、华北、山东、华中等各根据地反缠足运动的基本依据。1937年9月13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中,要求各界妇女联合会等组织“领导妇女摧毁一切封建束缚”,倡导放脚运动。8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训令各县区乡政府查禁妇女缠足时也说,缠足是“千百年封建之积毒”。[30] (P.74)

   这一时期,负责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的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强调封建思想对妇女缠足的束缚与压迫。1938年3月,史秀芸在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指出,“封建残余的束缚”及小足妇女占多数的现象“限制妇女运动的开展。”因此要继续肃清封建残余的束缚,反对缠足穿耳。[31]同年5月,邓颖超、孟庆树在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上所作的《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报告》中,强调陕甘宁边区“风气闭塞,封建思想浓厚,大多数妇女缠足不识字”。[32] (P.30) 邓、孟二人在大会上提交的另一篇建议书中也说,农村“许多地方还在盛行着缠足、束胸等压迫妇女的老法门”,因此“取消一切对妇女的封建束缚和缠足束胸等肉体摧残”是动员广大妇女参战的必要条件。[33]33] (P.169-170)

   在华北根据地,1939年8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令各县开展放足运动的令文中指出,“妇女缠足为旧社会对妇女残酷压迫之遗毒”。[34] (P.196) 1941年7月,献珍在《华北妇女》上也说缠足是对妇女的“封建奴役”。[35] (P.26) 两年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将“解除封建残余加于妇女肉体上的苦痛,禁止缠足”视为各级人员“随时随地的政治任务”。[36]

   解除妇女缠足的封建束缚成了华北妇女工作领导者总结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1942年岫岩在总结华北根据地的妇女工作时指出,根据地的妇女运动有了许多成绩,但妇女仍然缠着极小的脚,“说明我们的工作尚没有使妇女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37]次年7月,浦安修在检讨1938-1943年的华北妇女运动时也说,“我们的干部,多为知识分子出身,从未体验过这种家庭封建束缚之痛苦,以及这种束缚所加以妇女的限制是如何深重”!故对妇女所受封建束缚,了解非常抽象。什么是妇女的封建束缚呢?缠足即其一,“替妇女缠上小脚,这是限制妇女不参加劳动及社会活动的最好办法,缠足对于妇女是种非常残酷的待遇”。因此“解除妇女本身特殊封建束缚,使妇女逐渐走上社会活动”是华北妇女运动的基本方针。[38]38] (P.690-694)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妇女救国会宣传大纲》在解释妇女救国会何以是“争取妇女本身解放的基本组织形式”时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得不到一点权利,农村妇女还“遭受着缠足束胸等肉体的摧残”,反缠足教育“不普及”。因此“我们要争取自己本身的解放”,解除妇女本身“所受的压迫”。[39]随后成立的山东省妇救总会,将“解除妇女大众的封建压迫 (如缠足穿耳等) ”作为其工作纲领之一。[40]1940年3月,八路军代表黎玉在鲁南妇女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讲时也说,“反对封建势力,开展放足运动”是提高妇女文化的具体措施之一,“封建势力取消妇女的权利,说妇女抗日不规矩,叫妇女缠足,我们要反对这些言论”。[41] (P.120) 同年4月,鲁南妇女救国联合会在成立通电中仍强调,“为提高妇女之抗战热忱,应在政治上、经济文化上提高其地位”。而废除缠足正是“保障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平等,打破数千年来束缚妇女之封建桎梏,确行妇女之自由解放”的措施之一。[42]

   在闽西南根据地和苏中根据地,相关人员在总结妇女的缠足情形时,依旧将她们置入“封建”的束缚中。1939年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妇女部在关于闽南妇女运动的报告中指出,“闽南绝大多数地区的封建思想还非常浓厚,封建对妇女的压迫还相当厉害。如绝大多数妇女还缠足,男女间的隔离还很深刻,妇女绝不能稍随意和男子在一块,妇女受教育的更是少之又少”。[43] (P.104-105) 1943年章蕴在感叹苏中根据地妇女工作的不足时也说,苏中根据地已开辟三年了!而“妇女工作却黯然无光。我们找不出一个妇女组织,听不见妇女的呼声”。妇女们依然过着一贯不堪的旧生活,缠足髻发,男女不平等,“在封建的束缚与压迫下做着牛马”。[44] (P.212)

   在华中根据地,1943年华中二地委为开展妇女工作给各级党的指示中指出:“‘妇女工作’早已在同志们的脑子里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二分区数十万妇女仍旧是梳髻子缠小脚,封建社会的一套,束缚妇女的绳索,在今天共产党领导地区,抗日民主政府之下,仍是一成未变,未免是一件奇事”。为巩固根据地、争取反攻胜利,改善妇女生活,当年冬季的妇女工作即提出“反对封建束缚”,取缔缠足,提倡剪发。[45] (P.188-189) 1946年3月华中解放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所布置的妇女工作的任务之一,也是“反对和解除压迫与束缚妇女的遗风恶习”,缠足被列为“应予首先取缔和转变的几种最恶劣的习惯”之首。9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继续在新老根据地反对缠足,不过,这一时期,中央的相关文件更多将反封建压迫与提高生产相结合。1947年9月康克清、杨之华、邓颖超等5名妇委委员在给中央的《妇女工作报告》中说,“在农民翻身运动中适时进行打破妇女封建束缚的斗争;在阶级的一致性与全体利益之下,力争妇女的解放与应得的权利”。应提出“男女平等”、“禁止缠足”等口号。”[46] (P.208) 这五名妇委委员的报告成为次年中央对妇女工作指示的基本依据。不久,中央即提出了同五位委员的报告相同的主张:在土改运动中应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妇女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是一个重要力量。在土地改革已完成地区,则要全力去发动并组织广大妇女参加生产运动。[47]47] (P.245-246)

   1949年3月,太行行政公署令各专员、县市长,禁止缠足这一封建束缚,发展生产,“铲平妇女解放的道路”。[48] (P.120) 同年,晋绥边区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要求,“对于阻止妇女参加各种活动的封建思想残余,与旧的传统习俗,必须进行说明教育批评与必要的思想斗争”,在政府法令的保障下,坚决反对缠足恶习。[49] (P.414)

   由上可知,1928-1949年,中共在各根据地继续从反封建压迫的角度阐释反缠足的意义。不过,这类宣传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的观念已有所变化,基本不再将男人、军阀、帝国主义等看成是压迫妇女缠足的罪魁祸首,而更多将之置于种种的“封建”名目之下,如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等。

   中共的这类反封建压迫的反缠足言说,对部分妇女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在冀鲁豫边区的鄄城吕庙村,吴桂荣参加妇救会后,第一个解下缠脚布。很多人笑话她,说她闲话。她说:“我跟共产党闹革命没有错。妇女应该解掉缠脚布,走路、劳动才方便。妇女们只有起来斗争,才能解除封建势力对自己的束缚与压迫”。[50] (P.92) 不过,反封建这类与平常百姓生活不太相关的陌生外来话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一般的群众接受恐还需进一步考察。曾在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的浦安修回忆抗战时期北方局的妇女工作时即说,她们在宣传放脚时,“首先讲清妇女要解放,就首先要在经济上解放,一双小脚不能参加生产,在经济上没有发言权,如何谈解放呢”?不过,她也承认,“不少妇女不理解,她们认为脚小好看,大脚找不到婆家”。[51] (P.25-26)

  

   三、反封建残余与阶级斗争:1950年后中共的反缠足言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反封建仍是中共反缠足运动的主要话语。1950年,政务院以“我国尚有一部分妇女仍存在有缠足的现象,这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且有害于妇女健康,妨害妇女参加生产”,令各级人民政府禁止缠足。10

   在政务院的指导下,各地继续开展反缠足运动。中南区及湖北省人民政府随即将政务院的命令转发。[52]云南省的反缠足运动甚至还持续到六十年代中期,并融合在阶级斗争的洪流之中。1964年5月云南省委在给各级党委的文件中指出,“妇女裹脚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摧残压迫妇女的恶习,不仅严重地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而且直接影响生活劳动”。解决妇女裹脚的问题,“是发动群众同封建残余思想作斗争,是解除妇女群众痛苦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启发引导群众,使其认识到裹脚的“阶级根源及其危害性”,从而提高思想觉悟,自觉地起来制止和杜绝这种“封建陋习”。[53]

随着社教运动的逐渐开展,云南省妇联又将反缠足问题上升到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之争的高度。1965年9月24日云南省妇联关于妇女缠足问题给省委的报告中说,全省有40余县的缠足现象“仍然严重”,“这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在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道德风尚方面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势力在妇女问题上的复辟。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妇联建议各级省委“以阶级斗争为纲、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广泛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教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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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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