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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城市史的意义——宋代城市研究杂谈

更新时间:2020-06-01 08:05:37
作者: 包伟民  
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通常从经济与城市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化的过程和结果,等等。也有学者从综合的角度来界定它,认为一是物质要素的转化,例如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农村地域的城镇化,等等;二是精神要素的转化,即从乡村社会、乡村文明逐步变为现代城市社会和城市文明的自然历史过程。总之,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城市化”的本质系指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化,它是在近代社会转轨中才产生的现象,具有它的特指性与明确的历史规定性。但是,“城市化”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后,就产生了泛化的现象,在一些论者的使用中,被剥离了它原初的历史规定性,实际上被等同于例如“城市发展”那样的一般描述性词汇了。因为所谓“化”,就是指一种动态过程,无论是早期城市的起源,还是中古时期城市一定程度的扩张,都不妨将其描述成一种动态演变或曰“城市化”的过程。不少学者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来使用这个词汇的。不过也有论者坚持以特指的形式来使用这种泛化的概念,提出了所谓“早期城市化”的命题,用以专指“近现代以前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现象”,将原本特指近代社会转型的专用概念,移用到了前近代数千年的历史之中,将它泛化成了相对于乡村聚落,城市聚落逐渐扩张的漫长过程。可是,这除了告诉我们关于城市逐步发展的一般情形之外,并未能具体揭示特定历史阶段的关键内容,以作为引导人们认识那一段历史的基点。如此勉强生造概念,除了概念翻新可能带来某种新鲜感之外,它对我们深化认识历史看来不会有什么实质帮助。

   所以,核心概念的应用,可不慎乎。

  

   资 料

  

   关注的议题,找不到充分的历史资料来展开讨论,是史家心中永远的惆怅与无奈。尽管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应用,宋代历史资料存世者比前代相对丰富,不过当落实到某个具体的议题时,总会让人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感谢前人留下了诸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以及《清明上河图》之类的图文资料,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粗略展现宋代城市的生活场景,但是对其内部的细节、机理、结构,仍然无从得知。举例讲,作为城市基层管理组织的坊区,究竟如何组建,它与前期的乡里、后期的保甲,相互之间如何衔接、配合,其存世记载就要比当时的乡村还要零星稀少。应对之道,也不太可能有什么捷径,仍然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精研深读,尽可能从常见文献的“旧资料”中挖掘出新的历史信息。其中,前人未能解码的一些“异常”记载,如果能得门径而索隐之,豁然开朗,就会有不期之心得。本人解读宋代城市中的“乡坊”,或者可为一例。尽可能在对作者持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之上,探寻其叙述的本意,有时也会收到峰回路转,探得真实文义之效。例如,与前人大多从字面解读古人的韵文之途径不同,本人转而将一些诗文作品中出现的人口数量词,无论是百万户、十万户,还是万户、千家市等等,视作反映他们心目中关于城市等级的“意象”,而不是直接将这些量词等同于实际的人户数,这样至少在本人看来,是更接近了文献的原意——以及历史真相。例如陆游既称成都“九衢百万家”,数月后复称它“城中繁雄十万户”,前后相差十倍,这些当然不能视之为诗人乙夜梦呓,弃之不顾,也不应取其“百万”“十万”的字面之义,作为统计南宋时期成都城市人口数量的依据,只能将它看作诗人为了描述成都城市人口繁多的修饰之辞,反映了其心中所存关于成都城市等级规模的一种意象而已。

   此外,在阅读中切忌心存预设,这点尤其重要。传统的历史文本大多言简意赅,存在多种释读的可能性,阅读者如果事先抱有成见,心存预设,难免不被某些表象所遮蔽,曲解古人的原意。学术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关于宋代城市研究也是一样。

   其二,集腋成裘。在“深读”常见文献之外,尽可能“泛读”,拓宽阅读面,探抉遁隐,广征博引,汇集一切可能的历史信息,以成集腋成裘之效,至少进一步补充细节,有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认识的框架,也是可能的。正如本人在其他不少地方已经指出的,除同时代的四部书之外,后世的一些文献也同样值得关注,例如海量的明清地方志。本人此前的工作无疑存在不少隐漏,期待时贤补正。

   其三,追踪新迹。近二三十年,托基建大跃进之福,考古新材料大量面世,前所未有,涉及宋代的城市考古也是如此。仅在两宋的京城开封与杭州两地,前后就有多项成果列入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录。但是,既可能是因为两宋时期存世文献相对前代略为丰富,更由于史学界对中古以下的考古新资料常常不够敏感,所以不少未能及时利用,推进研究。至少本人就是如此。事实上,迄今为止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有关宋代城市的新资料,虽然不一定会带来结构性的认识推进,至少可以在许多方面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考古新资料,对于立体地展示两宋时期的城市生活,更会收到文献资料所不能及的功效。2015年,浙江省博物馆举办“中兴纪胜 南宋风物观止”专题展览,大量展品所传递的关于南宋时期城市生活信息之丰富,远超出了本人此前的了解,这些只能在以后有机会修订旧作时再行增补了。

   此外,对于所涉及城市的个案研究,考古资料无疑可以提供更多基础性的信息,目前已有不少示范性的研究可供参照。

   其四,借鉴后世。相对而言,关于明清时期城市史的存世资料,无疑要比宋代丰富得多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历史细节。那些资料当然无法引为直接论据,用于讨论宋代城市的议题。不过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宋代对于后世社会的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可以引为间接论据。正如明人陈邦瞻所言:“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尤其在城市生活层面,可以说宋代奠定了元明清而下八百年的基本格局,后世的资料,可以引发我们对于宋代城市生活的合理想象,将我们引向那些仅凭宋代的资料难以触及的历史面相。从一些历史现象的后世走向,回溯其与两宋时期的联系,也可以使我们对于那些仅据宋代资料看起来隐晦不显的一些内容,有更多的认识。例如明清城市人口职业构成的一些例证,对于我们认识宋代城市相应的层面,就颇具启发意义。因此,当我们已经对于研究宋史应该了解一些唐史这样的说法视为常识时,或者也应该开始强调“了解一些明清史”了。

   总之,尽管相关的学术积累已经相当丰厚,如果我们能够调整思路,改进方法,博采众长,精研深读,宋代城市史研究仍将是一个颇具深入余地的学术领域。由于它的议题集聚性,其对于有关领域的辐射推动也会相对明显,本文所言城市史的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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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唐宋历史评论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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