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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蒋介石与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亲善——以蒋氏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5-30 15:44:45
作者: 臧运祜  
确保东亚和平;二、以整个中国为对象, 扩张我国商权。” (1) 这两点“基调”, 与上述“三省决定”的“宗旨”部分的“本义”都是一脉相承的, 足见其重要性。

   1935年1月间, 在南京政府决定对日外交政策的同时, 日本方面也决定了对华政策的实施。1月12日, 日本政府的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分别向其驻华机关, 传达了上述《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此前的1月4—5日, 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了幕僚会议, 根据蒋介石政权和华北当局的对日态度, 对于1934年底决定的上述对华政策进行了再检讨。 (2) 此次会议由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主持, 有关的特务机关长及驻天津、北平、上海等地的武官也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上, 就“入侵华北”达成了协议, 同时还提出要暗助西南以倒蒋的方针。 (3) 大连会议是以关东军为主召开的日本驻华军方官员会议, 它所议定的方针表明1935年春, 日本“必向我察东或华北高压威胁” (4) 。

   关东军在大连会议之后, 又派遣土肥原贤二到中国南北各地进行考察。 (5) 根据他的报告, 关东军于3月30日决定了《对华政策》。 (6) 作为一支派驻中国东北的地方部队, 关东军无权作出这样关涉全局的对华政策文件, 故它的出笼表明了关东军对于广田外交的不满。该文件分析了中国中央政府、华北及西南的状况后, 分别对其作出了政策, 其中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是“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亲日政策, 依然持静观主义, 并不采取由我方加以促进的态度;且不行一切援助, 而对于中国是否觉醒, 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禁止排日, 则要加以监视”。从内容上看, 它不但是1月初大连会议方针的具体化, 而且是以去年底三省决定的对华政策的补充。故关东军的《对华政策》尽管有越权之嫌, 实则代表了日本军部将要推行的政策, 其中“引导华北政权使其绝对服从停战协定及附属处理事项”以及“开发华北经济”的方针, 就成为此后日本进一步制造“华北事变”的指导方针。

   上述可见, 就在南京政府以日本外交为主要对象采取对日亲善的同时, 日本当局特别是军部, 早已确定其强硬回应的方针, 甚至不惜在华北制造事端、援助西南派以反蒋。由此, 则足以说明南京政府对日亲善的一厢情愿了。

  

   尾语

  

   1935年春夏之交, 华北风云日急, 考验着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中日亲善之局。

   继年初的察东事件与“大滩口约”, 5月份的河北事件以后, 日本以中国驻屯军为首, 6月9日向北平军分会何应钦提出了强硬要求, 何应钦按照南京当局的决定, 10日口头答复了日方要求;但日方仍不满足, 最终在7月6日, 以何应钦致函梅津美治郎的所谓“何梅协定”的形式告结。与此同时的6月初, 关东军制造了“张北事件”, 27日, 由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达成了“秦土协定”。上述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与协定的达成, 形成“华北事变”之第一阶段, 它使得上半年的中日亲善之局终于走入顿挫、陷入败局。

   6月10日, 蒋介石得知何应钦对于日方要求的答复后, 记曰:“河北军队之撤换与党部之取消, 悲愤欲绝, 实无力举笔覆电, 妻乃下泪, 彻夜未眠。如上天有灵, 其将使此恶贯满盈之倭寇不致久存于世乎?” (1) 28日, 在得知“秦土协定”签字之后, 又记曰:“察事屈伏虽告段落, 但华北事得寸进尺, 此例一开, 正未有艾也。” (2)

   显然, 以上事变留给蒋介石的, 是痛苦的经历与思考。他在6月反省录中表示:“呜呼!国势至此, 何以为人!凡有气血之伦, 黄帝子孙, 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 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 小子记之。”并将此次华北事变视为“实等于九一八之巨祸”。又在1—6月反省录中再称:“本月平津与察东撤军撤党, 压迫倍至, 受人之所不能受, 忍人之所不能忍, 自古以来, 未有之国耻奇辱, 竟推余一身当之。” (3)

   由此, 蒋介石考虑要转变对日策略了:7月6日, 在本周反省录中指出:“倭方将以外交积极之进行而强迫我以屈服”, “中华立国外交之方针决不能联日或联俄, 当以自立为基础, 否则无论联日或联俄, 必致亡国灭种也。” (4) 12日又记曰:“对倭惟有磋磨时间, 万不可希冀其有所妥协。” (5) 8月3日的本周反省录记曰:“倭寇与我至今已无迁就余地, 亦无再有迁就之必要。……今则我处被动, 彼处主动, 我求和缓, 而彼求急进, 决不能操之在我。故为今之计, 只有自强自立, 奠定最小之基础, 以备最后之周旋, 则或有以柔克刚之一日也。” (6)

   而与蒋介石同感的, 还不止他一人。

   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递交国书之后, 汪精卫去访问他时, 以极其悲痛的态度, 说出了非常沉痛的一番话, 最后反问道:“究竟日本要中国怎样呢?凡日本所希望于中国的, 只要是办得到的话, 即在今日, 我还是愿意尽力的, 你还不相信吗?” (7) 汪氏因华北事变受到攻击而称病去青岛疗养, 并要求辞职。

   因反对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的王世杰, 曾在6月1日请辞教育部长, 但因蒋介石的强留而作罢。他在7月17日的日记中, 对于国民政府所实行的中日提携政策而造成的几种恶果, 有如下记载:“一、民气与士气之消沉 (原因于新闻与言论之取缔, 排货之禁止等等) ;二、无耻政客与汉奸之公开活动;三、忠实而有节气者渐渐不能安于其位;四、日本少壮派军人气焰之高长;五、国际对华同情心之消失;六、国民党正义权威之消失;七、冀、察、平、津之名存而实亡。” (8)

   无论蒋、汪之痛苦, 还是王世杰之总结, 在在都证明了1935年上半年的对日亲善, 到7—8月间, 已经走到了尽头。

   通过本文以上论述, 关于1935年上半年昙花一现的中日亲善, 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 笔者有下列见解: (一) 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之下, 他在1934年底发表《敌乎?友乎?》、进而提出对日亲善的策略, 其初衷和宗旨有其合理性。1935年1月间, 他的这个策略转为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 也是经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和对外宣传过程, 绝非其个人独断。 (二) 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推行对日亲善, 也是采取了内政与外交上的诸多措施, 并非一时与敷衍之举。日本外交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回应与回报, 而并非中方的单边所为。 (三) 中日亲善之迅速顿挫、陷入败局, 其内在的蒋氏方面的原因主要有:

   1、对于国际大势特别是对于日、苏关系的误判, 且过于高估、甚至于期盼日苏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这在蒋氏日记中多处可见关于俄、倭问题之记载, 可见一斑。

   2、对于日本文武关系的误判, 特别是对其文官政府制约军部的可能与能力, 估计过高;对于日方信息与情报的掌握, 亦十分有限。 (1) 特别是, 对于日本政府与军部在1934年底决定的《对华政策文件》及其实质, 以及日本军政双方分别以不同策略手段加以实施的情况, 蒋并不是“知彼”的, 这就导致了其过于信赖广田外交。

   3、国民政府内部在对日政策上是存在分歧的。蒋介石虽曾与汪精卫、戴季陶、黄郛等人多次商讨, 而确定了对日亲善的方针, 但他的方针与这些“亲日派”显然有别 (2) ;1935年秋华北事变进入第二阶段后, 蒋氏在对日政策上走入“最后关头”, 也是其来有自。

   1935年1月29日, 天津《大公报》在开始连载“徐道邻”《敌乎?友乎?》一文时, 专门发表了社评《读徐道邻文感言》, 认为徐氏此文“殆为最大胆的主张两国亲善共存者”, 但对于其主张是否有实现性, 则倾向于悲观:“至少在目前阶段上, 认为殆无可能性。” (3) 6月11日, 针对国民政府发布“敦睦邦交令”而发表的社评, 又指出:“春间徐道邻氏之《敌乎?友乎?》一文, 若自身反问, 恐敌友皆难。能为敌者, 亦能为友, 不足为敌, 亦未必足为友。”并针对中日亲善评论道:“若谓希望亲善, 则国民理应同情, 然此为相互关系, 非一方之事。若谓已亲已善, 则显非事实, 漫然标榜, 徒失身份, 吾人望当局注意之。” (4)

   察以上时论, 征诸上半年的实践与结局, 在日本并未放弃、且变本加厉地实施其侵华政策的情况下, 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所实行的中日亲善, 无异于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罢了, 其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本文曾提交第四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年6月, 杭州) 及“纪念全面抗战爆发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年7月, 北京) 。

  

   注释

  

   1 汤中:《中日邦交转变之关键》, 《外交评论》第4卷第2期 (1935年3月出版) 。

   2 刘维开著:《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 (台北) “国史馆”1995年版;周美华著:《中国抗日政策之形成---从九一八到七七》, (台北) “国史馆”2000年版;彭敦文著:《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李君山著:《全面抗战以前的中日关系 (1931-1936) 》, (台北) 文津出版社2010年版;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壹“和战选择”, (台北) “国史馆”2015年版, 均依据相关档案资料, 对此问题有所论及。

   3 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作的考察》,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吕芳上:《面对强邻:1935年〈蒋介石日记〉的考察》, 载黄自进主编《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1》, (台北) 稻乡出版社2006年版, 第195-218页, 亦分别根据1934、1935年的蒋介石日记, 对此问题有所论及。

   4 [日]户部良一:《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步平、[日]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 (近代史卷)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第239-266页;[日]户部良一:《稳定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从塘沽协定到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日]戸部良一:「日中戦争をめぐる研究動向」『軍事史学』第46卷第1号, 2010年6月, 第6-22页。

   5 (1) 《蒋介石日记》 (手稿本) 1931年9月28日、11月7日, 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未刊日记》, 氏著《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285-304页。

   6 (2) 《蒋介石日记》1933年1月4日、5日。又见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四册, (台北) “国史馆”2014年版, 第3-4页。

   7 (3) 《蒋介石日记》1933年6月1日、6日。

   8 (4)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 第1-2页。

   9 (5) 《外交部长张群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外交报告》 (1936年7月10日) ,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三) ,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 第660-661页。

10 (6) 《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四册, 第118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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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国档案 Republican Archives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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