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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蒋介石与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亲善——以蒋氏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5-30 15:44:45
作者: 臧运祜  
首当以道义为出发点, 则提携不难实现。”“此次广田外相对华政策之演说, 虽极抽象, 但吾人对之感想颇深, 至少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好转之起点。” (6)

   以上两次内外谈话, 表明了蒋介石对于广田演说的赞同态度及其对日亲善之方针。对此, 蒋介石亦在2月反省录中, 曾颇为自豪地总结道:

   发表对日本《朝日新闻》谈话与对中央社谈话, 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 实为余一生政治生命之大关键, 国民竟谅解, 并多赞成, 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 欧美震动, 自信所谋不误, 此心既决, 任何毀谤危害所不计也。 (7)

   继蒋介石之后, 2月20日, 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就广田演说发表了谈话, 认为它“和我们素来的主张, 精神上大致吻合”;表示“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 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 来解决中日之间之一切纠纷。”(8) 3月2日蒋介石来电, 对汪的上述报告表示赞成, 并认为汪氏报告书“与弟在京时对中央社记者所谈各节, 实属同一见解。中央同人既有所决定, 弟能力所及, 自当本此方针共策进行也。” (9) 7日, 有吉明到南京会晤汪精卫, 对其上述报告和蒋介石的回电, 均表示了满意。 (10)

   因此, 自2月开始, 蒋汪合作的南京国民政府, 以呼应广田演说为契机, 开始实行对日亲善之举动。

   (一) 内政方面。

   2月27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名发布通令, 严禁反日活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饬各新闻通讯社, 禁止刊载排日、排日货的言论。 (1)

   2月2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160次会议通过决议, 免去邵元冲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之职, 推叶楚伧为委员, 并指定其为主任。 (2) 邵元冲向以反日著称, 此次去职, 显示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之改向。 (3)

   3月5日, 国民政府通令各机关, 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本汪精卫、蒋介石1日之提议, 依据《中华民国约法》第16条、第37条之规定, 保护人民财产及自由权益;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7日拜会汪精卫之后, 认为国民政府明令严格履行约法规定一事, “实为严禁日货之排斥” (即无法律之规定不能没收日货, 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劣货) 。 (4)

   南京政府的上述对日亲善政策, 在接下来的两个事件的处理上, 得到了体现。

   “河北事件”发生后, 根据日本军方9日提出的禁止全国排外、排日行为的要求, 国民政府发布了禁止全国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 其文如下:

   我国当前之急务, 对内在修明政治, 促进文化, 以求国力之充实。对外在确守国际信义, 共同维持国际和平, 而睦邻尤为要著。中央已屡加申儆, 凡我国民对于友邦, 务敦睦谊, 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 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 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 仰各切实遵守, 如有违背, 定予严惩。此令。 (5)

   “新生事件”发生后, 7月7日, 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道歉的同时, 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向各省市党部发布电令, 告诫出版界及各报社通讯社, 严防此类事件的发生, 并称:“关于取缔反日运动, 中央迭经告诫, 应遵照本年6月10日国府明令, 转告各级党部同志, 并随时劝导人民切实遵守, 是为至要。”同时, 叶楚伧对于中央社记者发表了如下谈话:

   自蒋委员长、汪院长于2月1日及20日次第发表谈话及报告以后, 对日主张为全党所一直赞助, 中央于当时且曾分别召集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员, 予以充分说明, 各省市党部亦具有深切之领会。间有少数地点未及尽喻, 其言行偶有出入者, 亦已由地方党部秉承中央意旨, 逐渐纠正。 (6)

   以上说明, 直到日本挑起华北事变的6月初, 国民政府还在企图继续上半年的对日亲善。

   (二) 外交方面。

   2月8、9日, 蒋介石思考对日外交问题, 拟订了如下五条方针:

   “一、以日本外务省为主体, 不可四出接洽, 自乱步骤。二、对日外交应付, 处处不可忘记对英美之关系与立场。三、不可上亚洲主义之当, 对日与国际皆取亲善。四、对日妥协之限度, 对日妥协程度须有一定限度, 对英美亦须有一种特别活动。五、目前对日外交只可处被动地位, 若欲自动谋痛快解决为不可能。”

   (7)

   为了探求日方的真意、推行对日外交行动, 还在决定上述方针的同时, 蒋介石按照1月间的预定计划派王宠惠赴日。 (1) 2月8日, 他致电汪精卫, 拟请王宠惠在离国回任途中, “便在东京历访日当局, 交换意见, 以探明日方之真意。” (2) 根据蒋氏此意, 国民政府决定派遣国际法庭大法官王宠惠, 在离国赴海牙上任之前, 先到日本进行一次访问。

   15日, 蒋介石致电孔祥熙转王宠惠, 指示其赴日活动的注意问题, 希望其“不虚此行”, 并要求其“可本南京所定原则与奉化所讨论之程序与之周旋” (3) 。16日, 蒋介石致电驻日公使蒋作宾, 称王宠惠赴东京, “是政府与弟之意。请介绍日本当局与之接洽, 并望兄一致进行。”并再次致电王宠惠, 指示其对日交涉的方法。 (4) 由此可见, 王宠惠此次访日, 是身负蒋氏及国民政府所赋予的重要外交使命的。

   王宠惠于2月19日到达东京, 3月5日离开日本。他此次访日, 历时两周多, 时间相当充裕。其间, 他先后拜访了冈田首相、林陆相、大角海相等官员, 以及牧野伸显、荒木贞夫等人, 并进行了会谈。但他此行最重要的活动, 乃是在2月20、26日, 与广田外相进行的两次会谈。 (5) 与广田会谈期间, 他实际上代表中国政府, 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原则: (1) 以和平方法处理中日关系; (2) 两国进行对等的交流; (3) 两国以友谊相交。 (6) 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 中日两国完全立于平等之地位, 彼此尊重对方国际法上之完全独立。往时外国强迫中国允许之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全国人民所痛恨, 日本既将与中国实行亲善, 请先取消对华之一切不平等条约以为其他外国之模范, 尤望即时表示先取消对华领事裁判权, 然后中国人民皆知日本有实行中日亲善之诚意。

   (二) 中日两国均应维持真正之友谊。中日两国既将以诚意实行亲善, 则施于对方国之非友谊行为, 例如破坏统一、治安, 妨害人民卫生等皆应禁止。闻近来浪人鲜人在平津一带贩卖吗啡白丸等毒物者甚多, 凡与此相似或更甚之一切非友谊行为, 切望严行禁止。

   (三) 中日两国外交方式应归正规。

   近来日本对于中国, 关于外交事件屡有非外交机关之人以暴力压迫中国, 实非两国邦交前途之福, 切望两国外交方式复归正轨。 (7)

   在此, 南京政府首先提出了为实现中日亲善所应采取的和平、平等、友谊的对日关系“三原则”, 并主动开启了此后调整中日关系的步伐:“中日两国南京交涉调整邦交一案, 实源于民国二十四年春王亮畴博士与日本广田外相之会晤。” (8)

   但对于王宠惠与广田外相的会晤, 蒋介石仍有清醒的认识。他在26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倭寇方针决不能变更, 吾人惟在争得时间, 望其略为缓和耳。” (9) 在看过王宠惠3月5日发来的访日报告之后, 4月24日, 蒋介石对此概括地总结道:

   “甲、不许谈东北问题;乙、要求共同防俄, 进一步, 即对俄同盟, 军事受其统制;丙、要求经济合作, 进一步即经济受其统制。是倭所要求我者, 为土地、军事、经济与民族之生命, 其最后则在统制文化, 制我民族死命也。” (1)

   蒋氏的上述判断, 实际上等于宣告了他曾经寄予厚望的王宠惠访日的外交努力之失败。

   日本政府在外交上的回报, 则是被其视为日中亲善之高潮的大使馆升格这样一件事情。

   关于将驻华使节从公使升格为大使的方针, 日本政府早在1924年的内阁会议上就做出了决定;但直到1934—1935年间日中关系稳定化与亲善的氛围中, 才得以实现。 (2) 5月17日, 中、日双方同时宣布:派驻对方国的公使升格为大使。 (3) 6月14日, 日本首任驻华大使有吉明, 在南京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20日, 中国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 在东京向日本天皇呈递国书。

   以两国的使节升格为标志, 中日“亲善”达到了高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日发表谈话称“此次双方以最短时间与最简单手续, 将彼此所派使节, 同时升格, 俾多年悬案, 得一圆满解决, 实堪欣慰。同时以日本广田外相之努力及诚意, 使中日邦交得一划时代之改善, 尤足使吾人之感佩。” (4)

   “河北事件”发生后的6月14日, 汪精卫在会见有吉公使时表示:“中日两国之将来, 须树立至少10年乃至20年之大计, 以图亲善提携。”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也向有吉说明:“不管华北事件如何, 中国对中日亲善的方针不变, 愿具体地决定双方提携所需要的协定的轮廓。” (5)

   日本方面之所以对于中国方面的亲善采取如此的敷衍, 只有一种如下的解释, 那就是它们在对华政策上的另有所图。

   其实, 就在1934年下半年蒋介石开始转变对日政策的同时, 在“天羽声明”事件告一段落之后, 从6月开始, 日本政府的陆、海、外三省的有关课长, 分别在其上司 (局长) 的监督下, 围绕五相会议决定的对华政策大纲, 进行相互协商, 以确定日本对华政策的具体措施。 (6) 这期间, 尽管日本内阁发生了更迭:斋藤内阁总辞职, 8日成立了冈田启介为首的新内阁, 但由于前内阁的广田外相、林陆相、大角海相的继续留任, 而特别是“在冈田内阁留任的广田外相的基本政策, 也就是日本承认满洲国之后, 以入侵大陆为中心的政策” (7) , 因此随着军部进一步干预政治, 日本的对华政策亦迅速接近军部的主张,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从1934年6月以来就由陆、海、外三省有关当局协商的日本对华政策, 终于在半年之后出笼:12月7日, 日本政府的陆、海、外三省有关课长之间, 共同决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 (8)

   该文件关于对华政策, 共分“宗旨”与“策略纲要”两大部分。在“宗旨”部分中,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本义”是:“ (1) 使中国追随帝国的方针, 即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 确保东亚和平; (2) 扩张我国在中国的商权。”在“策略纲要”部分, 又具体区分为“一般策略”、“对南京政权策略”、“对华北政权策略”、“对西南及其他地方政权的策略”以及“扩张商权的策略”五个部分。在“一般策略”之外, 日本把当时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称作“政权”, 且与华北、西南等地方政权并列, 已经表明其对该政府的态度;还规定对南京政权策略的基调是“最终把南京政权逼到这样一种境地, 即该政权的存亡, 系于是否表明打开日中关系的诚意。”

上述三省当局决定的对华政策, 是继1932年8月27日阁议决定“对中国本部政策”以后, 又将1933年10月五相会议的对华方针进一步具体化的产物;也是日本根据当时的形势与军部的所谓“一九三五、三六年危机”以及中国政局而制定的新的对华政策, 因而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直到卢沟桥事变后的7月15日, 日本外务省编辑的《关于对华政策》 (时局宣传资料) 中, 仍然认为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基调”有两点:“一、依靠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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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国档案 Republican Archives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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