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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曦昊:论二十年来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之特征与流变

更新时间:2020-05-29 08:51:55
作者: 徐曦昊  
最终形成食品安全法的研究领域。

   (二)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由单一分析向多元研究发展

   “规范分析方法是法学特有的方法。法的构成要素,制度事实构成规范分析的对象。”[40]相较于其他法律学科研究以概念、规范分析为基本立场,食品安全作为法学研究的对象存在科技特殊性。诸如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兽药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单纯的法学研究方法对于现代食品的危害解释力十分有限。现代社会中的食品“风险”的预防则必须由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联姻”,即法律规范分析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与科学技术方法共同运作才能得出结果[41]。在卢曼系统论的视角里,法律系统判断功能在于导出“合法”和“非法”的判断结论。但目前来看,以规范分析为方式、合法性判断为结论的法律系统,需要对科技发展、经济发展、社会运作的客观规律加以思考和体认。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在经验层面归属自然科学问题,在规范层面归属于法学的双重属性。这决定了领域化的研究方法必需拥有交叉学科的视野和获取经验性科学判断的才能。在食品安全法律领域化的背景下,研究方法的发展不仅要突破部门法的二级学科局限,甚至要突破法学的一级学科界限。食品安全法学研究形成了由法学单一学科独大到借鉴科技研究方法与社科研究方法的研究路径。此类研究主要从经验和科技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在经验层面归属自然科学问题,在规范层面归属于法学的双重属性。这决定了领域化的研究方法必需拥有交叉学科的视野和获取经验性科学判断的才能。

   在食品安全法律领域化的背景下,研究方法的发展不仅要突破部门法的二级学科局限,甚至要突破法学的一级学科界限。两个层面关注食品安全事件或科研结论对社会的风险和后果,并不过分关注研究在法学立场的教义体系中占据何种理论意义。研究者们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研究的学术属性,“这类研究者关心的仅仅是有效应对本领域内日新月异的现实问题”[42]。食品安全法治领域所不断遭遇的第三方网络食品平台规制、食品添加剂等全新的、复合的问题解决的现实需求也在呼唤着此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拓展。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意味着对于法学传统意义上判断标准的革新。当传统法学研究方法意识到自己的规范进路存在局限之时,或许是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增加自身解释力的绝佳时刻。“在一个多元主义的价值相对的时期,各种利益群体和价值观念均无法证成自身的唯一正确性,于是法学只能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43]依据科学技术研判、社会科学分析的食品安全法治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必须接受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双重检验。一方面,科学性是食品安全体系中作为事实发现工具的内在要求。如果在经验层面上科学无法确保结论产生的正确性,那么规范判断的前提就无法得以展开。另一方面,科学化的决策模式必须向规范化的层面进行进制转换。基于科学判断的食品安全立法、公共决策、社会研究,必须要接受民主程序考评、监督,科学话语有义务规范体系解释结论做出的具体形成过程以及背后的科学原理。简言之,科学应该向规范负责,不能陷入专业主义背景下精英治国的窠臼。规范研究也应充分意识到现代社会生活因高度分工而产生的复杂性、专业性需要科技判断参与规范研究的必要性[44]。比如对于“风险社会”分析方法的概念引入和理论内化是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分析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绝佳范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侧重于风险事前预防的研究已经开始与事后救济的传统法律研究在引用次数上分庭抗礼[45]。

   (三)比较法学分析方法中的中国立场逐渐凸显

   首先,那种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理论和学说就可以提出富有创见的法学思想的观点,几乎过于天真了[46]。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一方面,经过初期的域外制度引介性的比较法研究,加深了农产品、添加剂、食品安全标识、进出口检验检疫等规范体系的国际、国内制度同步性。我国的食品进出口行业与国际市场兼容性不断增强,制度差距不断缩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现象虽仍然存在,但相较之前已有所消退。另一方面,我国当选为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主持国,开始逐步参与世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标准选取和规则制定[47]。当我国食品安全法学研究的成果也开始转化为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标准,比较法学研究成效所仰赖“制度差距”所产生的学术研究方法红利也在不断缩减。

   其次,随着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在我国不断发展,具有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也开始逐步显现,日臻成熟。中国本土的“地方风味食品”如腊肠、腊肉、辣条、泡菜等的标准制定,“三新食品”(新食品原料、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和食品添加剂新品种)、“药食同源食品”如当归、党参、天麻、山药、山楂、金银花等的规制研究需要本土化的中国智慧,不能单纯依靠比较法学的法律借鉴和移植。此外,我国以谷物、蔬菜为主的膳食结构与西方高蛋白、高脂肪的膳食结构不同,本质上也需要不同的食品安全标准和与之配套的食品安全监管措施。目前的,比较法学研究方法也已在逐渐实现由追赶型的制度引介、规范同步向经验借鉴性的自我发展、体系完善进行转变,以经验教训的总结为己用的方向进行转变,比如提出借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2011年更新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的六大创新的经验完善了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规范体系[48]。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研究如果要做出独立、坚实的学术贡献,就需要对我们本土实践所存在的食品安全特殊法律问题做出回应和解释。在回应和解释的研究基础上,找到问题解决的系统思路和理论路径。

   (四)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的对策法学属性过强,理论根基不扎实

   “中国的法学——尤其是部门法学——在研究问题方面,更多地赋予法学研究以实用性和功利性的考虑,以推进立法、改进司法为研究归宿,走进了‘对策法学’的桎梏。”[45]无论是从《食品卫生法》向《食品安全法》转变,还是互联网第三方平台经营所带来的电子平台经营规制新问题,都说明食品安全治理的理念、原则、规范正处在高速变动的时期。食品安全研究领域的方法论发展应时而变的特征较为明显。研究往往是随着立法变化、司法改革,甚至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对策进行学术研究和方法论的选择,呈现出强烈的“头疼医头”和“亡羊补牢”特征。研究缺乏持之以恒的学术关注,更关键的是没有长期耕耘的学术重心。同时,食品安全法律规范和技术标准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成熟,推陈出新周期较短。这导致食品安全法治领域的立法对策研究与强调秩序稳定性的法教义学研究“你方唱罢,我方登场”,造成了法律规范研究方法的零散断裂。随着食品安全领域法律修改、规章出新、标准更迭,食品安全法治领域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种在良法(立法对策)和善治(法教义学)中交替不停的“走马灯”状态。

   无论是从《食品卫生法》向《食品安全法》转变,还是互联网第三方平台经营所带来的电子平台经营规制新问题,都说明食品安全治理的理念、原则、规范正处在高速变动的时期。正如前文所言,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到社科法学的研究进路,再到比较法学的法律借鉴,食品安全法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均以对策解决为目的,强调学以致用的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是为了解决食品生产、交易过程中,无法为传统法律分析方法经验性地进行评价的事实;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则源于食品安全风险预防社会共治的现实需要;比较法学的兴起更是直接为了与国际制度接轨在增加食品安全目的为导向的同时,扩大出口减少梗阻,发展民族食品工业,增加经济发展水平。食品安全法学研究的一系列方法和特点,虽然对于问题解决、目的实现有所裨益,但却缺乏对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深层洞见。既往研究不断提出新的研究角度、引进新的法律制度,但却没有基于旧有食品安全法治理论学术凝练,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45]。或许此刻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还不具备产出法学思想和基本理论的学术品格,但食品安全法治的学术研究绝不能不以思想理论的凝炼为基础,沦为立法对策的附庸,技术思维的奴隶。

  

   五、结语

   二十余年来,食品安全法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属性兼备,贯穿社会生活全局的特殊法律研究领域,具有综合性、科技型、专业性等特点。研究方法从单一的法律规范价值分析向多元化的法律研究方向转进的同时仍需要坚持从中国食品监管法律实际出发、从法学学术理论发轫的基本立场。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的未来一方面在于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不应拘泥于部门法学的争执,而应进一步把稳中国立场,对领域完善所需的各种研究方法对实际问题的解释兼容并蓄,另一方面,避免过于功利的对策法学与方法使用,遮蔽了具有价值的理论问题的发掘,阻碍了食品安全法研究的学术积淀。

   注释:

   [1]胡雪琴.中国食品立法:从“卫生”到“安全”[J].中国经济周刊,2008(17):56-57.

   [2]孙娟娟. 中国食品安全法治治理十年[N]. 中国医药报,2018-11-02(003).

   [3]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坚持改革创新。深化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堵塞漏洞、补齐短板,推进食品安全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4]蒋晓伟.论法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法则[J].东方法学,2012(02):120-126.

   [5]戚建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的公民权利之新探[J].当代法学,2017,31(06):45-53.

   [6]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J].法商研究,2014,31(05):74-80.

   [7]王旭.论国家在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J].法商研究,2019,36(05):112-125.

   [8][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8:7.

   [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刘宁宁、沈天霄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43:.

   [10][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 :19.

   [11]张雨思.科技伦理视角下的食品添加剂安全问题探析[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6(12):70.

   [12]沈岿.风险评估的行政法治问题——以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为例[J].浙江学刊,2011(03):16-27.

   [13]王康.基因改造生物环境风险的法律防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22(06):132-147.

   [14]王扬,刘晓莉.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5(04):162-167.

   [15]吉丽颖.法经济学视角下中国食品安全事件的规制维度[J].食品与机械,2018,34(12):63-66.

   [16]吴元元.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J].中国社会科学,2012(06):115-133+207-208.

   [17]周显. 《食品安全法》的经济学分析——以“重典治乱”背景下的小微食品经营者为例[C]. 湖北省法学会法经济学研究会.湖北省法学会法经济学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集.湖北省法学会法经济学研究会:湖北省法学会法经济学研究会,2016:3.

   [18]侯猛.社科法学的跨界格局与实证前景[J].法学,2013(04):30-35.

[19]“今年上半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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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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