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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张弘: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更新时间:2020-05-23 09:40:41
作者: 杨天石 (进入专栏)   张弘  

   杨: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 光绪皇帝把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提拔到军机处, 那是重用汉人一个重要表现。光绪皇帝裁撤了很多衙门, 而且准备精简机构, 裁掉好多冗官, 而且没有给这些官员安排出路, 这确实是损害了相当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康有为估计到, 他这个改革搞不下去, 另外他们也感到自己本身就有危险。光绪在衣带诏里就讲, 你赶快想办法救我, 你不救我, 我可能连皇帝的位置都保不住。西太后后来把他囚在瀛台, 让他没有任何权力, 而且想立一个新的皇帝, 因为当时外国人不同意, 国内也不同意, 没有施行。上海有个商人叫经元善, 他发起一个运动, 就是反对“己亥建储”。当时全国有一千多个人签名, 声势很大。所以西太后感到, 还不如把光绪留着, 权力都夺过去了, 光绪皇帝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

  

   经济上的“超稳定”与政治上的“超稳定”

  

   记者:我们现在来回溯一下, 晚清的政治制度变革, 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清廷开始被英国人打败, 后来又被英法联军打败了, 再后来甲午海战又惨败, 就是这种惨败之后, 对于士大夫知识精英会产生一种很焦虑的心理, 所有就非常激进。您说, 孙中山的革命是有必要的, 还算不上激进, 为什么?

   杨:前些年有一些议论认为, 只要按照清政府新政的那条路子就可以走下去, 所以辛亥革命没有必要。这种意见, 这两年好像还有发展的趋势。但是, 在满洲贵族集团已经非常腐朽、非常昏庸、保守的情况下, 等待清朝政府来搞君主立宪, 把权力交给人民, 等于与虎谋皮, 可能性有多大?从它将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为9年, 从它坚决镇压“国会请愿运动”, 搞“皇族内阁”等方面看, 等待它“自改革”, 要等待多少年?几十年、一百年、二百年, 都是可能的。如果这样, 我们就只能陷入漫长的等待、无望的等待中了。

   记者: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 在中国, 挪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因为几千年的君主统治, 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这是否就是光绪、康有为搞戊戌变法难以推进的原因?

   杨:这个我同意。金观涛、刘青峰说, 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 这个意见有一定道理。我在《帝制的终结》一书里, 曾经将中国的“中古社会”定义为“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 是“君主专制制度”和“地主小农经济”的结合体。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落后、十分腐朽, 但也十分严密、十分稳定的制度, 自给自足的“地主小农经济”是一种极为稳定、发展极为缓慢的经济模式。没有新的生产力, 没有新的阶级力量, 商人、资本家、资产阶级永远发展不起来, 社会就无法转型。经济上的“超稳定”和政治上的“超稳定”, 两者结合, 这个社会也就极为凝固, 形成“超稳定结构”了。

   记者:但是, 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不管是自强运动也好, 戊戌变法也好, 清末新政也好, 这些变革就没有一个成功的, 如果要是从戊戌变法来作为一个个案来检讨的话, 您觉得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挫折, 主要原因是在哪里?

   杨:国人急于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民主的国家, 这和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有关。因为危机一个接着一个, 中国人当然希望迅速改变这个状况, 这是好的。但是, 不能急于求成, 一步登天, 不能把稳步前进视为落后、妥协、折衷主义。须知, 激进主义超越现实, 超越可能, 也常常坏事, 带来许多问题和危害。多年来, 我们对于激进主义的危害性研究不够, 这是缺点。

   有些改革方案, 本来是正确可行的, 可是被激进主义否定了。譬如说, 对于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和它一定时期存在的必要性, 我们很长时期内都是否定的。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 主张对资本主义“取那善果, 避那恶果”, 主张“公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并存, 主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互相为用”, 这些都是适合时代、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主张, 但是被认为“不彻底”“资产阶级软弱性”, 于是, 急急忙忙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要把“私人经济”彻底消灭。结果, 绕了一个圈子, 改革开放, 又把“私人经济”请回来, 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这个教训应该永远记取。

   记者:宣统三年, 就是1911年, 康有为在日本发表《戊戌奏稿》, 内容和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所上真奏稿有很多不同, 为什么?是康有为有意作伪么?

   杨:康有为戊戌年所上真奏议, 和后来到日本时出版的《戊戌奏稿》, 确有很多不同, 有较大改动, 人们由此认为, 康有为善于作伪, 弄虚作假。

   康有为、梁启超或者是为了夸张自己的声势, 或者是为了争取拥护者, 确实讲过一些假话。但是, 康有为在日本出版的《戊戌奏稿》, 和我们前些年在故宫找出来的真奏议, 有其不同。到底是康有为弄虚作假呢?还是有具体原因?我倾向于有具体原因。康有为当时是匆匆逃走的, 他不可能把他当年的奏稿原封不动带走, 所以他到了日本之后, 手头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还要宣传, 还要争取拥护者, 那怎么办?只能根据自己的记忆去恢复。再好的记忆力, 他不可能恢复原状, 对这个情况, 我以为要理解。

   比较这两份奏议的前后不同, 由此证明康有为人格卑劣, 弄虚作假, 这是苛求。当然, 康有为到了日本以后, 时间、地点、政情都变了, 为适应当时情况, 有一些变动, 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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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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