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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张弘: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更新时间:2020-05-23 09:40:41
作者: 杨天石 (进入专栏)   张弘  
而是由于八月初三杨崇伊的上书——这应该是直接的导火线。杨崇伊上书后, 西太后立即回宫发动政变, 杨崇伊很高兴, 就跑到天津去向荣禄报喜, 当天晚上成为荣禄的座上客。

   康有为的计划是:第一步, 由皇帝以红色“朱谕”命令袁世凯, 立即将荣禄“正法”, 然后以袁代理直隶总督, 张挂告示, 宣布荣禄罪状。第二步, 封禁电局、铁路, 率兵入京, 以一半兵力包围颐和园, 一半兵力守卫皇宫, 以湖南好汉毕永年率领敢死队入园, 捕杀西太后。八月初三夜, 谭嗣同访问袁世凯, 告以计划的主要内容。袁世凯问:包围颐和园干什么?谭嗣同答:“不除此老朽, 国不能保。”他说:“此事在我, 公不必问。”当时, 谭嗣同声称有“朱谕”在手, 袁世凯要看“朱谕”。谭嗣同拿得出来的只有光绪帝交给杨锐的《密诏》抄件, 其中只有“另议良法”的希望, 并无“诛荣”“围园”之说。这些自然不可能使袁世凯相信。

   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导火线是杨崇伊八月初三的上书, 政变在先, 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在后, 袁世凯是知道西太后已经“训政”——政变了, 然后才向荣禄告密的。八月初五日晚间, 西太后自颐和园回宫, 发动政变。同日, 袁世凯回津, 立即拜会荣禄, “略说内情”。六日一早, 荣禄主动来见袁世凯, 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所述康有为的“围园”密谋。当时, 他还不知道北京已经发生政变。为什么这么说?西太后训政以后第一件事情, 下令抓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 没有下令抓谭嗣同。这就很清楚地说明, 西太后最初不知道谭嗣同他们有一个“围园”密谋, 等到杨崇伊到了天津, 从荣禄处得知袁世凯的“告密”内容, 西太后才于初八日凌晨立即下令抓捕谭嗣同等人, 而且抓了之后, 迅速决定, 不用审判, 马上就砍脑袋。

   前些年, 我就写文章说, 西太后发动政变跟袁世凯告密无关, 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 西太后扩大了镇压面, 加大了镇压的力度和残酷度。

   记者:我还看到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有人说, 戊戌变法是上了日本人的当, 我不知道, 这个说法从何而来?

   杨:这好像没有什么根据。我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当事人毕永年的日记《诡谋直纪》后, 写成《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一文, 然后继续研究袁世凯的《戊戌纪略》, 将两方史料做了比较, 认为袁世凯的《戊戌纪略》的主要情节和若干次要情节都可靠, 仅在少数问题上有掩饰和美化, 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则有意隐瞒关键情节。我还发现,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所称, 西太后准备趁天津阅兵时废掉并且杀掉光绪帝的所谓“废弑密谋”, 完全是维新派的虚构, 没有那回事。康有为等人那么说, 完全是为自己的政变找理由。关于这些事, 我都写过文章, 收在拙著《晚清史事》和《晚清风云》里。

   记者:回头来看, 康有为派谭嗣同去劝袁世凯围园捕后, 这个行为有非常大的风险。有人认为, 康有为这个想法完全是异想天开, 您怎么认为?

   杨:康有为准备了两手, 一手是抬高光绪皇帝的权力, 抬高君权。所以, 他给光绪皇帝送了两本书, 一本是《俄彼得变政记》, 一本是《日本变政考》。为什么送给光绪这两本书?就是让光绪皇帝学习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 是靠自己的权力控制局面, 进行改革。在当时, 如果光绪皇帝是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那样的人物, 这条路最后是能走通的, 问题是光绪皇帝既不是彼得大帝也不是明治天皇, 大权在西太后手上。同样, 如果当年康有为的“围园”计划成功, 把西太后抓起来, 变法也可能成功。

   记者:那您认为康有为成功的可能性多大?

   杨:从兵力上看, 袁世凯在小站所练的新军只有七千人, 自然敌不过荣禄统领的各类北洋兵。当时在京津地区不仅有聂士成、宋庆的淮军, 而且有董福祥的甘军, 北京京内还有旗兵。康有为、谭嗣同所设计的先杀荣禄, 后围颐和园的计划是愚蠢的纸上谈兵。杀荣禄固已不易, 率领新军从天津到北京围园, 也更非易事。袁世凯之所以不敢接受康有为的计划, 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 兵贵出奇。如果以奇谋出奇兵, 也不是完全没有成功可能。历史上并非完全没有因少数人的“兵变”而成功的例子。问题在于西太后动作快, 她先下手为强。光绪皇帝手上没有兵, 康有为手上也没有兵。敢死队队长是毕永年, 估计顶多只能雇佣数十人, 自然不能成事。

  

   慈禧为什么扼杀戊戌变法?

  

   记者:我看到有一个学者分析戊戌变法不能成功的原因。第一, 诏令的数量太多。因为中国的幅员很辽阔, 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 文件传递比较困难, 而且当时官僚体系运行效率又很低, 执行起来就更难。第二, 改革的涵盖面太宽, 改革的诏令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方面面, 没有轻重缓急, 这样它就成了行政效率的障碍。第三, 缺乏细则, 这些改革诏令都是泛泛而言, 只讲原则和大道理, 只有空泛的目标设定, 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当时, 英国人赫德就说, 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 这样一来, 只形成了“口水改革”, 您怎么看这种意见?

   杨:这种意见都对, 都有道理, 但是都没有抓住要害。要害就是光绪皇帝无权、无兵, 在罢免六堂官事件上操之过急, 处分太重, 没有争取掌握实际权力的西太后的同意。当时, 同情变法、同情光绪皇帝的比较稳重的军机大臣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了。这件事, 我相信光绪皇帝没有跟别人商量过, 纯粹属于个人独断。一方面, 把那六个部长、副部长给罢免了, 打得很重, 另一方面, 迅速提拔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个人进入军机处, 职位虽不高, 但进入决策圈, 也没有经过西太后同意。所以我认为, 光绪皇帝锐意改革、热情可佳, 但操之过急, 失于稳重, 不讲策略, 没有考虑到会激起保守派如此迅速、如此激烈地反对, 而他本人, 又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可以善后。

   记者:在戊戌变法的操盘手里面, 除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四个人里面, 严复应该是对西方了解最多的人, 因为他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年。但是戊戌变法的时候, 主要是康有为在主导, 严复处在一个边缘。汪荣祖先生认为严复吸鸦片, 所以比较消沉, 您怎么看?

   杨:严复主张渐进。严复认为要变法, 关键是开民智, 要提高老百姓的智慧和文化水平。这是一个长期、缓慢、渐进的、稳步前进的过程, 严复后来为什么很落后?他就是过于稳重了。康有为有时也稳重, 但是戊戌时期, 他总的特点是, 希望快, 希望迅速成功, 以为抓住光绪皇帝就可以雷厉风行, 迅速打开局面。这是两个人不一样的地方。

   记者:西太后很信任张之洞, 清廷一开始是准备让张之洞去领导变法, 但是当时沙市出了事, 张之洞就去处理这件事, 错过了机会。有学者认为, 要是张之洞来领导戊戌变法, 成功的几率很高。您怎么看?

   杨:这是假设性的问题了。我注意到了这种意见, 有两个人都被认为比较好办。一个是张之洞, 还有一个是湖南巡抚陈宝箴。

   我认为, 如果不是康有为, 而是张之洞在那里操盘, 戊戌政变流血的场面可能不会发生, 但是张之洞如果搞改革, 也就是洋务运动、自强运动的范围。既然清朝政府可以允许奕訢他们搞洋务运动, 张之洞继续搞洋务、搞自强运动, 清朝政府完全可以允许, 但是要想靠他来搞政体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 几乎没有可能。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主, 西学为用, 他反对全盘西化。

   其实, 有“全盘西化”嫌疑的倒是西太后, 到现在为止, 学术界还没有人谈过这个问题。变法开始时, 光绪皇帝向西太后请示, 西太后给了他六个字, “今宜专讲西学”。“专讲西学”, 不是“全盘西化”是什么么?据翁同龢日记记载, 四月二十三日 (6月11日) , 光绪皇帝向他传达“慈谕”时, 就有这句话, 以致翁同龢当时就表示异议:“西法不可不讲, 圣贤之学尤不可忘。”这个材料应该比较可靠, 但问题就是, 西太后所讲“西学”, 不过是学英文、成立天文算学馆、研究天文、研究数学一类, 她的概念里不会有立宪法, 开国会这一套。

   记者:于善浦先生认为, 人们后来对慈禧妖魔化了。

   杨:我认为, 不能把西太后看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顽固派, 这就把人脸谱化了。西太后有几点还是可以肯定, 一个是英法联军入侵时, 她主张抵抗, 反对向热河逃跑。第二, 洋务运动开始时, 讨论要不要成立天文算学馆。天文, 就是天文台;算学, 就是数学研究所。西太后是支持洋务派的, 有她开明的一面。八国联军入侵, 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这是千古未有之变, 给了她深刻的教训, 所以后来要搞“新政”, 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要发展经济, 要奖励实业, 要预备立宪。1904年日俄战争, 日本大胜之后, 清政府进一步宣布要“仿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也颁布了。这些方面, 似乎西太后和清政府都在进步, 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康有为他们当年的主张。这些自然可以适度肯定, 但是不宜夸大。要看到西太后和清政府的这些做法, 其目的都在保证“大清帝国万世一系, 永永尊戴”。其次, “立宪”有九年“预备”期, 搞的是预备立宪, 不是迅速立宪。1909年11月西太后死了后, 清政府又搞了个“皇族内阁”, 阁员13人, 满族占9人, 其中皇族7人, 其维护满洲贵族既得利益的目的就暴露无遗了。

   西太后的底线在什么地方?第一, 不能损害她的权力。第二, 不能够损害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第三, 不能够搞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特别是不能触动专制主义政体的根本方面。在这个前提之下, 西太后可以赞成变法, 但是康有为和光绪做的这一套, 恰恰违反了西太后的底线。不触动这这三条底线, 变法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我刚才说, 如果是张之洞来操盘, 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大体上不会超过自强运动的水平。

  

   康有为素质太低?

  

   记者:现在有些研究戊戌变法的人认为, 康有为个人的素质不适于做改革的领导者, 不管他的性格、他的品性、还有他的智识和政治能力, 都有所不足, 让他领导戊戌变法, 实质上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您怎么看这些学者的观点?

   杨:第一, 我没那么想过。第二, 这都是事后诸葛亮, 是以成败论英雄。

   记者:我读过余英时先生的一篇长文。他有一个观点, 戊戌变法是对中国传统体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 比如开国会、定宪法, 已经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 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1898年旧历三月, 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 声势极为浩大, 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 当时最有力的反对者就是御史文悌, 文悌上的一个长折中说道:“保国会之宗旨, 在于保中国不保大清。”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保守派的人, 把变法的实质已经看得很明白了。对余先生这个看法您持什么意见?

   杨:说保中国不保大清, 这是站在满洲贵族的立场, 站在既得利益的立场上考虑。余先生说的有道理。所谓“保大清”, 实际上是保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和特权。

记者:余英时先生还提到, 戊戌变法最直接的一个后果, 就是满清统治集团意识到了, 不管变法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多大的好处, 但是都不能让满洲贵族丧失政权。对他们来说, 政权肯定是最重要的, 戊戌变法就是要改变一族专政, 这点是满洲贵族集团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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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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