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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平生 葛金芳:“农商社会”视野下南宋商品性农业述论

更新时间:2020-05-23 09:34:18
作者: 柳平生   葛金芳  

   南宋行政辖区内的东南十路 (即浙东、浙西、江东、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淮西、广东与广西) 以及川峡四路, 无一不是茶产之地。仅东南十路出产茶叶的地区就有66州、242县 (6) , 较之唐代和北宋, 南宋植茶面积明显扩大。而西南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利州、夔州四路也是重要的产茶地区。贾大全依据文献检出川蜀地区共有20个产茶州郡 (7) , 林文勋又补充成都府、洋州、兴元府、涪州、遂州五个府州 (8) 。实际上梓州路的遂州、长宁军和夔州路的南平军等地亦有茶叶生产 (详后) , 故南宋西南产茶州郡将近30个。总体看来, 茶叶产地以江浙闽湖为最多, 四川稍逊, 广南、淮南又次之。这种情况可通过各地茶叶产量来说明, 史载绍兴末年东南十路各地的茶叶“岁课”, 其具体数据如下:

   表1 南宋时期东南各地茶叶岁课表   

   (单位:市斤)

  

   (资料来源: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总论东南茶法》,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8年, 第303页。按, 宋制1斤等于16市两, 即1两约为0.06市斤, 据此折算而得如上数据。)

   以上东南各地课茶合计即近1, 600万斤。而据《系年要录》, 则绍兴十五年 (1145) 已经达到2, 100余万斤 (9) 。需要强调的是, 上述数字只是东南茶区的“岁课”或“买茶额”, 其中包括“市茶”“租茶”“折税茶”等名目, 也就是官府收茶数量, 并不能代表茶叶的总产量。而宋廷在西南诸州所收官茶, 据《宋史》载, 乾道年间, “成都府、利州路十一州, 产茶二千一百二万。茶马司所收, 大较如此。” (10) 上述东南、川蜀两地所收官茶即达4, 200余万斤。官茶之外, 另有“食茶”“私茶”, 其数量极其巨大, 甚至不逊于官茶, 以至有“自用常数倍于”官茶的说法。因此, 茶叶产量实际上应由买茶额、食茶额和私茶额共同组成。有人曾对北宋东南茶叶的总产量作过估计, 其数额高达7, 000万斤 (1) 。而四川地区的茶产量, 早在北宋晚期据吕陶所言已达3, 000万斤 (2) 。南宋时期应当与此差别不大, 两项合计已达1亿斤之巨。郭正忠亦有此看法, 他估计唐代茶叶产量可能是几千万唐斤, 宋代则在1亿宋斤, 约当今6万吨以上 (3) 。其中大部分是投入市场的商品茶, 数额的确惊人!

   (二) 茶叶年产值与生产效率

   这1亿斤茶叶价值几何呢?先看看北宋情况。《宋史·食货下五》载, 仅“散茶 (每斤) 自十钱至一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等”。北宋仁宗嘉祐 (1056—1063) 通商前, 宋廷每年发放给茶户的本钱约为40万贯, 而茶息大约在60万贯左右, 两项合计100万贯, 再加上商人运销成本和利润 (以50%计) , 达150万贯, 这是投放到市场的茶叶总价值 (4) 。程民生计算北宋中叶的散茶价格, 江西、淮南大致是每斤五六十文 (5) , 则北宋中叶茶叶每年总产值将达三四百万贯铜钱。

   现在来看看南宋茶叶的年产值。绍兴二十五年 (1155) “都茶场等三处, 一岁共得卖茶钞钱二百七十余万贯” (6) 。而这只是官府在茶叶专卖中所得之专卖税入, 茶商利润和食茶之类尚不在内。可见, 南宋物价远高于北宋, 茶叶价格也翻了几倍。如荆门军茶商从官茶场以批发价买进每斤需付180文足 (7) 。桂阳军茶引, “每道一百斤, 价钱二十三贯四百一十九文省” (8) 。川茶, 如达州东乡县的团茶, 在绍兴末年 (1160年前后) “每团二十五斤茶, 价每斤一百二十文, 计三贯文” (9) 。扯平而计, 南宋茶价每斤价值约150文, 这样1亿斤茶的年产值至少在1500万贯上下。

   南宋茶叶产值之所以如此之高, 这应该与其和粮食种植业的分离密切相关。宋代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农户被称之为“茶园户”。其税收、差役等均依茶园折算, 衣食之源也来自茶园所出。正如北宋吕陶所说:“今川蜀茶园, 本是百姓两税田地, 不出五谷, 只是种茶, 税赋一例折科, 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 以充衣食。” (10) 此种情形南宋时亦未改变, 官方文件有“四川产茶, 内以给公上, 外以羁诸戎, 国之所资, 民持为命” (11)的说法。茶园户不仅以茶交税, 更以茶的出卖来换取自家衣食所需, 其属商品生产性质当无疑义。

  

   三、花卉生产的专门化与市场化

  

   南宋时期的花卉生产和鲜花消费蔚为大观, 特别是行都临安府, 两浙苏州、绍兴、温州, 岭南广州, 以及川西成都府、彭州等地尤为突出 (12) 。南宋种花专业户和花卉生产基地的大量涌现, 以及鲜花市场的逐渐形成, 亦能说明南宋商品性农业的快速成长。

   (一) “花户”、种花基地与花卉生产专门化

   南宋“专以接花为生”的农户被称为“花户”, 专业花户遍及各地。徽宗崇宁年间 (1102—1106) , 洛阳牡丹传入四川, 于是“在蜀, 天彭为第一”。当地牡丹花品近百种, 其中名贵者40种有余, 而且“花户岁益培接, 新特间出”, 竞攀高价。如名品“双头红”出于花户宋氏, “并蒂骈萼, 色尤鲜明”, 其“初出时, 一本花取直至三十千”。再如较昂贵的“祥云初出, 亦直七八千, 今尚二千。”淳熙四年 (1177) , “成都帅以善价私售于花户, 得数百苞, 驰骑取之;至成都露尤未晞”, 所以“花户则多植花以牟利” (13) 。以淳熙年间四川米价每石一贯数百文计, 则“双头红”一枝值二十石米, 祥云初出时值五石米, 显系高档奢侈品, 非普通百姓力之所能及。

   除四川天彭县外, 临安钱塘门外至武村门间的马塍也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花卉生产基地。董嗣杲《东西马塍》诗盛赞种花农的栽培技术, “接死作生滋夜雨, 变红为白借春风” (1) 。这个花卉生产基地规模不小, “马塍东西花百里, 锦雪绣雾参差起” (2) 。栽花技师名满天下:“马塍艺花如艺粟, 橐驼之技名天下。” (3) 有专植单一品种的种花户:“山下六七里, 山前八九家, 家家清到骨, 只卖水仙花。” (4)

   此外宋代地方志反映苏州亦有花卉生产基地。南宋中叶, 苏州“城东西卖花者所植弥望, 人家亦各自种圃者。……人力勤, 土又膏沃, 花亦为之屡变。淳熙丙午岁 (1186) , (范) 成大植于范村者, 正得三十六种, 尝为谱之” (5) 。

   (二) 花卉消费市场及“花户”收益

   花卉基地的批量生产应当拥有足够的市场需求, 才能维持其正常运行。南宋时期, 除某些名贵花卉是少数达官贵人才能支付得起的高端“奢侈品” (如上述牡丹名品) 外, 不仅城镇中一般士大夫的鲜花消费日见普及, 而且普通花卉的大众消费十分旺盛。《西湖老人繁胜录》称, 端午节临安府鲜花消费量极大, “ (五月) 初一日, 城内外家家供养, 都插菖莆、石榴、蜀葵花、栀子花之类, 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虽小家无花瓶者, 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 盖乡土风俗如此” (6) 。节日之外的寻常日子亦有鲜花消费, 如王十朋诗云“三百青钱一株菊” (7) 。稍晚叶适在乡间买瑞香, “野人三十本, 强买青铜百” (8) , 每株瑞香合3.3文铜钱。这是浙东乡间, 售价便宜。

   史料中, 普通民众的花卉消费并不罕见。如临安府妇女在茉莉花“初出之时, 其价甚穹, 妇人簇带, 多至七插, 所直数十券, 不过供一饷之娱耳。” (9) 可见都城之中鲜花消费遍及各个阶层。孝宗时, 广州素馨花盛开季节, “ (或) 旋辍花头, 装于他枝;或以竹丝贯之, 卖于市, 一枝二文, 人竟买戴” (10) 。

   鲜花消费需求的扩大, 必然导致鲜花交易形态的多样化。除“花户”自卖以外, 临安和成都、绍兴、温州等地均有“花市”和“花店”, 而以临安花市最为繁盛。《武林旧事》称, 临安的“花市”位于官巷, “花团”位于官巷口钱塘门内 (11) 。《咸淳临安志》也说, “花市”在寿安坊内 (即官巷) , 城南 (今冠巷口) 与钱塘门里亦有之 (12) 。《梦粱录》中亦有“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 歌叫于市, 买者纷然”之记载 (13) 。这是花卉批发与零售的专门市场, 汇集于此的花卉数量巨大, 所以诗人杨万里某日在临安“清晓肩舆过花市”, 有“君不见内前四时有花赏, 和宁门外花如海” (14) 之赞叹。

   在花市旺盛的消费需求刺激下, 花户有较高的收入。浙西常州人蔡戡《重九日陪诸公游花田》诗称:“瑞叶嘉禾亦旅生, 琼田十顷足丰盈。”原注云:“土人卖花所得, 不减力耕。” (15) 赵蕃《卖花行》诗:“昔人种田不种花, 有花只数西湖家。祗今西湖属官去, 卖花乃亦遍户户。种田年年水旱伤, 种花岁岁天时禳。” (16) 这是因为花卉生长期较短, 且可蒔于园圃中, 名贵品种更是搭棚防护。赵汝谠诗称:“种花土腴无水旱, 园税十倍田租平。” (17) 这里称植花者缴纳的园税超过二税10倍, 或有夸张, 但也说明花户收益远远高于粮田。前引陆游《牡丹谱》所云三井李氏、刘村毋氏等花户“有余力治亭馆”, 可见富甲一方, 声名显赫。能够成为巨富的花户终究不多, 但多数花户的收益肯定也是不错的, 否则怎会有“花户连畛相望”“多植花以牟利”等记载频频见诸史籍呢!

  

   四、蔬菜、水果业的独立化进程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和消费水平的相应提高, 社会对蔬菜水果的消费需求直线上升。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两浙、福建等路, 特别是靠近城市、港口和水陆转运码头的近郊地区, 蔬菜、水果种植业的商品化进程明显加速, 蔚为大观。

   (一) 城市近郊的蔬菜专业户和蔬菜生产基地

   城郊农夫以蔬菜种植为生的现象由来已久, 但入宋以后此类案例明显增多。延及南宋, 临安、建康之类大城市近郊, 一般都有蔬菜专业户和规模较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著名的如临安府东郊, “东门 (外) 绝无民居, 弥望皆菜园”, 以故时有“东菜西水, 南柴北米”之类的谚语在杭城流传 (1) 。临安府百余万人的蔬菜供应, 主要来自这里。建康近郊的丁家洲应有萝卜生产基地。杨万里诗云:“岛居莫笑三百里, 菜把活他千万人。”注云:“丁家洲阔三百里, 只种萝卜, 卖至金陵。” (2) 可见规模不小。

   种菜专业户可以说遍布南宋各路。浙西如镇江丹徒县孙氏弟兄“竭力灌园, 园之果蔬畅茂, 他植者莫及, 负贩争趋之” (3) 。浙东如天台山区的“卖菜深村妇”, 亦知“种蔬胜种稻” (4) 。湖北如黄州黄岗县阳逻镇 (今属武汉市) 僧寺之侧, “有市民宁文, 以灌园为生” (5) , 此亦为绍熙年间事。蔬菜专业户最多的还是太湖流域。陆游《村兴》诗有“折花持博酒, 种菜卖供家” (6) 之句, 专事一业的菜农从事的确为商品性生产。

如同花卉一样, 种菜收益远高于种粮, 足以维持菜农们生产生活。舒岳祥诗云:“卖菜深村妇, 休嗟所获微。芜菁胜乳滑, 莱菔似羔肥。橐里腰钱去, 街头买肉归。种蔬胜种稻, 得米不忧饥。” (7) 绍兴年间 (1131—1162)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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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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