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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东航:新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经验、特征与核心动能

更新时间:2020-05-21 00:08:43
作者: 贺东航  
在某些领域协助政府进行治理,以实现多元合作治理。这种治理模式对中国国家构建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它通过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塑了现代国家,国家不再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大包大揽”,在有些公共领域采取寻找可靠的第三方组织实现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民间组织是承接这一职能的合适对象。这些民间组织在国家让渡的空间内采取“自愿性替代”或“交换性替代”方式,包括为其会员和对象提供相关服务,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利用自身丰富的社会资本,节约组织间合作的交易成本;通过提供就业、培养人才、提供管理信息等方式团结社会,构建社区共同体。⑦,使得国家的社会管理成本和对委托人的监督成本大大缩减,从而达到“双赢”局面。

   其次,这种治理模式还催生了现代公共精神。“有效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行为自觉,是公民主体性、自主性、自觉性的彰显过程,是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交互行为的投射,是公共精神主体人格的塑造与建构,为公共精神勃兴奠定了主体基础。”⑧一些“两新”组织通过各种平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形成了地方社会独特的参与文化,提高了他们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同时,随着法治的不断完善,公共权利意识也在觉醒,加上网络公共论坛和网络公共治理空间的出现,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民众的现代公共精神。正如林尚立指出:“社会力量的生长,深刻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原有权力格局,使党国一体的一元化的权力格局向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党、国家和社会三者相互作用的三位权力结构转化。中国的政治发展的动力结构,也从单一力量推动向多元力量推动转化,来自经济、社会以及地方政府的利益要求与发展期望,逐渐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⑨

   现代国家建构是由党和政府主导,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呈现“强政府性”和“国家性”色彩,但这并不意味中国社会因此凋敝;相反,中国社会也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特征,社会不断滋生出新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强社会”状态。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呈现“双强”关系和共生共存。

  

   二、发展的复线式与建构的共时性: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本土化特征

   在现代国家构建历史上,不同国家在进行国家构建时都面临着相似的任务,也受到相似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然而,在分享共性的同时,每个国家各自的国家构建历程又呈现出相互迥异的面向,这是基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与权力结构而形成的异质性。杨雪冬认为,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这一课题的研究需要考虑时间坐标、空间坐标和风险维度。时间坐标有世界时间、中国时间、地方时间以及个人时间,选择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评价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成就,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制度遗产的时间叠加问题。在中国国家建设中,有的制度起源于革命时期,由于当时的目标设定不同,往往会与建设时期、改革时期的制度形成张力,造成了制度的理想目标与个人感受之间的反差:一是感到政治发展“滞后于”社会的预期;二是出现“赶公共汽车效应”(这一趟没赶上,下一趟也赶不上),这主要是在政策倾斜上,一部分社会群体认为自己没有赶上,引发了心中的不确定感、被剥夺感和落差感。在空间坐标上,中国地域空间的多样性呈现出不同的治理逻辑,相互之间存在交叉、契合与矛盾,造成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从风险维度来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风险治理机制。政党和国家仍然承担着应由社会和市场承担的风险。此外,中国的国家建构还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的扰动。⑩

   杨氏的分析启发了笔者的思考。笔者认为,由于对中国现代国家史的研究是一种后验地重建历史存在的“构思过程”,需要有历史哲学的思维。迄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7世纪以来形成的近代经典物理学的哲学思维为前提。这一前提的核心是事物应该具有确定性、实在性和定域性。比如,我们可以测出物体的速度和位置,这是它的确定性;事物的存在不依赖于观察者,它都按照自然之道在运转,这是它的实在性或客观性;定域性说的是两个互相远离的地点或事物,不可能产生瞬时的超距离作用。在对中国现代国家研究的知识谱系中,不少学者是以线性发展的历史哲学思维模式来套用对中国现代国家演变过程的理解。

   与经典物理学不同的是,20世纪量子力学的诞生和概率论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或然的因果决定论和选择论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更加注重事物发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强调共时态的结构性分析。在量子微观世界里,非确定性、主观性和瞬时超距作用是其主要特征。从根本上讲,只有以概率的规律而非“普遍规律”,才能理解量子理论在看待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的意义。美国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量子意识与社会科学》一书中提出了“波函数”(wave function)理论,分析人类社会现象的波动性、周期性、跃迁性、态叠加性、纠缠性等量子特性(11)。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也是在一个充满矛盾的、非逻辑的、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中展开的。它不是由单维度因果关系所决定,而是多种维度的因果关系共同构成现代国家构建图景。因此,需要我们以量子理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以观察和把握其重要的本土化特征。

   首先,从历时来看,中国的国家构建突出表现为发展的复线式。复线发展观是在对线性发展观进行反思和解构的基础上提出的。以往的线性发展观将历史发展视为连续的、一维的、单向的进化发展。如以“复线史观”来看待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路径,则会获得很多启示:一是打破原有单线叙事,挖掘出被压抑甚至湮没的中国现代国家发展的其他多重线索;二是复线发展观认为,历史并不总是从落后到进步,历史的发展可能反转,关键在于还原特定历史时空的国内外背景,以此重现现代国家建设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演化过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存在国家与政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军队、政党与军队、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等多条线索。在这些交织的线索中,国家与社会、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等重要线索都还处于重构过程之中,很多尚未稳定,这隐含着潜在的制度风险。因此,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制度构建与制度消解往往同时进行。有些方面的制度得到优先设计、有效处理和强化,如政党与军队、国家与市场。有些制度则在重构之中,如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些线索体现了多种政治与社会力量的角力和相互作用,而某些偶然因素或关键时间节点的转折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国家建构走向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正是这种复线式发展的特征,决定了国家构建历程“充满曲折、呈波浪状和复线式发展”(12)。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可知论或历史虚无主义,而是说要以开放视野面对未来,不能以单线思维来考虑问题。

   其次,要把握中国国家构建的共时性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在复杂的历史时空叠加上展开的:一方面表现在空间上的时态分殊,不同地区因发展差异分别“占据”着历史、现代到后现代等不同时间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时间上的时态叠加,现代国家的多重构件在中国场域下呈现出并起状态而非线性式继起。

   中国拥有约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东、中、西三个地区在地理气候条件、交通位置、经济基础以及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差异悬殊,由此决定了中国在统领、管理、整合其管辖领土及其生活于其上民众空间规模巨大(13)。从国家建设与治理的角度看,庞大且复杂的国家规模将使国家构建任务复杂化并给核心能动者带来沉重的负担。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在沿海坐落着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这些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信息通信设备发达,经济集聚效应显著,人均拥有财富的水平居于国内第一方阵。这些城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城市如纽约、巴黎、东京等相差无几,已达到世界发达水平。而在贵州、云南、宁夏、甘肃等贫困地区,还有一部分人无法享受到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和舒适,有些人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保障,现代的城市生活距离他们相当遥远。现代的、传统的、本土的、西方的都集合在同一国家,这使得中国的国家构建存在“共时性”,共同地存在于同一国家辖域之中,呈现出空间上的时态分殊。这种共时性导致国家构建任务的复杂性程度高。

  

   三、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量子纠缠特性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复线式与共时性反映了量子纠缠的特性。如前所述,在量子理论的思维方式中,一个粒子可以被跨越很远空间距离之外的事件影响。这种复杂的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可以用不可分原理来解释。当两个亚原子粒子相互作用后,即使将来分开到不同位置,它们仍保持联系。即使相隔十分遥远的距离,一个粒子的任何量度都会自发地影响另一个粒子。此原理提示我们,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各要素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整体的一部分,而每个局部都影响着其他部分,因此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众所周知,“黑天鹅”事件概率虽小,可一旦发生,就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可以把中国国家构建活动看作是一个量子场的运动,里面有彼此联系的能量场,有着多对的“量子式”纠缠,分别是地方自主性与国家统一性、快速城市化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互联网大数据社会的来临与政治生态的嬗变、合法性基础的转变与意识形态的张力、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支持力与压力、国家构建中制度化与民主化等。每一对量子纠缠的两个量子都处于一种关联状态,如果其中一个量子状态发生改变,另一个量子的状态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目前中国国家构建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地方自主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张力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权威与地方分散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不过,1978年之前,由于中央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加上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到地方呈现相对同质性的政治生态结构体系。1978年后,由于国家的放权和激励措施,以及财政“分灶吃饭”的各种包干体制,地方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地方政府有更大的动因去推动地方的现代化目标。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地方政府在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甚至形成了一种“地方政府创新”的治理潮。但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自主性是积极和活跃的,能带来积极的地方治理,自利性则是导致国家权威碎片化的因素,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威的碎片化会有可能演化成“治权分割”的局面,而“治权分割”的极端结果则是走向一个国家的“主权分割”和“治理破碎”状态。

   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如果地方的自利性增加和持续扩大,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就会变得有恃无恐,出现地方各自为政,就会发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撕扯,而这种权力撕扯又将折损国家治理水平和绩效。在这个时候,“中央权威”往往就会提出来,强调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为了应对复杂繁多的社会政治经济事务,实现改革和发展的诸多目标,摆脱政策落实的各种梗阻问题,国家统一性再次提出来并得到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突破了地方主义的顽疾,化解了公共政策在央地执行的张力,推动重大公共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当然,在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和“高位推动”(14)过程中,那些以地方作为主体的改革如何改、如何变,如何协调地方性创新和全国性制度整合之间的关系,如何为地方性创新提供宏观制度上的支持和激励并建立更有引导性的约束框架,以及如何把地方性创新逐步有序地推广,归根到底,地方自主性与国家统一性如何平衡?这些是未来中国国家构建亟须面对的课题。

   (二)快速的城市化与乡村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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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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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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