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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春来: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制度性“回民”身份的形成过程及其执行效果

更新时间:2020-05-18 22:23:28
作者: 温春来  
并透露出试图在保甲系统中用特殊手段来控制回族的做法。

   此后经过一年多的时间,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皇帝突然同意了许容提出的一项有关甘肃回族聚居地保甲办法的建议:

   刑部议覆甘肃巡抚许容条奏,回民居住之处……除设立牌头、甲长、保正外,选本地殷实老成者充为掌教,如人户多者再选一人为副,不时稽查,所管回民一年之内并无匪盗等事者,令地方官酌给花红,以示鼓励。应如所请。从之。[9][22]

   我们没有找到许容的奏折,无法知晓是什么情况引起了他的这一提议,并使雍正帝改变看法,不再认为“上谕一道”即“无足记念矣”。

   许容的建议很可能受到了岳钟琪的影响。在保甲系统中用特殊办法加强对回族的控制,这最初是岳钟琪因马忠案产生的思路。我们也没有找到岳、许二人讨论应如何管理回族的直接证据,但由许容的仕途发现二人官场关系较为紧密。雍正三、四年,许曾在陕西任职[14],被人告发“刑逼商人”,当时已任川陕总督的岳为其辩护,后许升任浙江布政使。[24]六年七八月间,皇帝要求岳推荐“可以胜任督抚之任之才者”。岳在八月底推荐了许和另一人,但皇帝认为许并不胜任。[16]到了十月,许最终还是成为了甘肃巡抚。[14]由此看来,岳钟琪因马忠案而产生的思路,完全有条件传递给许容,然后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最终形成了具体方案。

   岳钟琪最初的设想是在回族聚居地的保甲组织中增设牌头、甲长的副手,让汉族出任。逻辑上,这样的方法已经可以区分有回族的保甲和无回族的保甲,因为通行的保甲办法并没有副手的设置,但还不能在制度上区分出具体的回族和汉族个体。因为牌头、甲长都是统管整个牌、甲,其内的回汉之别仍然只是日常“教道”之别,而非制度之别。后来雍正帝认可的办法,则是在保甲组织中增设“掌教”这一专门负责稽查回族的职务。如此,回族就会处于一般的保甲负责人和“掌教”的双重管制之下,汉族则不受“掌教”的稽查,从而令回族不再仅只是信仰、习俗等日常生活方面的特殊群体,同时成为国家制度中的特殊群体。由此,清政府开启了制度性“回民”身份的形成过程,回族族群身份在清朝制度中开始具有明确的意义———治安上的不稳定因素。

   需要指出,许容在保甲组织中增设的“掌教”,只是“本地殷实老成者”,未必就是清真寺的掌教,不能仅只根据字面上的相同就认为官府让清真寺掌教直接进入到保甲系统中专门负责管理回族。在马忠案里,马焕曾与“乡保”、“掌教”两种人一起拿送马忠。此处的“掌教”则只会是清真寺的掌教。由此可以观察到清真寺掌教在回族社区中的威望和地位。这应该是许容将专管回族的保甲负责人称作“掌教”的原因之一。

  

   三、乾隆时期制度性身份在纸面上的完成与执行中的无力

  

   乾隆朝前期,甘陕官府实际执行了雍正九年的规定,同时已经有了对回族军官、士兵的单独登记和统计数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全国性保甲条例中规定由清真寺掌教稽查回族,正是以甘陕地区的制度作为蓝本。但往后的情形表明,与保甲制度紧密关联的制度性“回民”身份很大程度成为空文。

   (一)乾隆朝前期甘陕地区的情况

   乾隆十一、二年时(1746-1747年),先后发生了两起涉及甘陕回族的事件。籍由其处理经过,我们可以一窥甘陕官府对涉回规定的执行及其发展,还有皇帝在中间起到的作用。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甘肃固原发生了一起兵民联手抢掠城内当铺、冲击固原提督衙门的事件。十天后,管理川陕总督事务的大学士庆复写了第一份奏折。他转述平庆道官员的调查,将当地兵多民少、回族居多的情况作为事件的根本原因向皇帝报告。[27]乾隆帝获知案件后,起初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而认为是固原提督许士盛不能服众、约束无方所致,同时令庆复亲自前往办案。[28]庆复在之后的奏折中报告自己先“以大义晓责营兵”,又“传谕回民掌教”,指出:“固城内外兵多民少,而民人中回子过半。……掌教之设,专司教约,俾尔等子弟勉为良善。……尔等易被谣言煽惑,此掌教等平日教督不严之故耳。”[29]这些内容吸引了皇帝的注意力。他认为“掌教”是回族内部推举,而非官府指派,其人“非强有力而为众所畏,则必狡黠而足以笼络众心”,另外地方官平时并不留心回族动向、“不能禁制于未发之先”,以致回族“屡屡生事”。因此他指示新任固原提督瑚宝,不能像庆复一样“面呼掌教之人谕令约束”,那等于为其张目,会削弱官府在回族中的权威,同时要裁汰回族士兵中的“豪悍”、“怯懦”者。[28]虽然如此,事件中的回族因素并未始终被归结为主要问题点。在善后条陈中,庆复所言四条建议并未提及回族一字,而是从部队建制、官兵驻地等方面来改革。皇帝也没有继续留意回族因素。[31][28]

   在此事件的处理经过中,甘肃官员确实是像雍正九年的规定那样,将管束回族不严以致生事的责任归结到“掌教”头上。但乾隆帝似乎并不清楚此一情况,从而将未必是宗教指导者的保甲“掌教”等同于“回教掌教”,进而认为庆复等人传谕“掌教”的做法增强了体制外人员的权威。另外,在庆复的奏折中出现了回族士兵的统计数字:“现在食粮兵丁内已有回子二千余人”。[33]这说明固原驻军中已经单独登记士兵是否回族,从而可以迅速统计出其数目。类似的登记,并不只发生在固原而已。

   固原兵变后不到半年,一名甘肃河州清真寺掌教因地方官调解教派争端无效,前往北京准备控告当地另一名回族“邪教惑众”。乾隆十二年五月十二日,他叩阍被抓。[34]这时的乾隆帝对固原兵变记忆犹新,特别指出此案涉及甘陕回族,不可循常例立案而不行,命甘陕官员办理。[28]时任川陕总督张广泗、甘肃巡抚黄廷桂在稍后的奏报中均转述了河州镇总兵金贵所了解的情况,并都特别说明金贵“亦系回籍”,其言有据。张广泗还在西安咨询了其他“回籍”将弁。[36][37]当时常见的回族指称是“回教”、“回民”、“回子”、“回人”等词,主要强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族群身份。而“回籍”的“籍”字侧重表达在官方规定和记录中的制度身份。这表明在甘陕军中已经有对回族军官的特别登记

   从固原、河州、西安三处的情况来看,当时甘陕官府不仅在执行通过“掌教”稽查回族平民的规定,同时也有效登记了军队中的回族官兵,可以在需要时将之迅速识别、统计出来。皇帝的关注,很可能是出现回族士兵统计数字的直接动因。制度性“回民”身份已经实际执行起来了。

   (二)乾隆朝中期全国制度性身份的出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颁布了新的全国性保甲条例。其中的新规定将二十五年前甘肃的办法推向全国,并明确由清真寺掌教稽查回族的责任,不再显得模糊。新制度条文中有趣之处在于将回族的保甲办法附于寺观僧道之后,置于全文末尾。其文如下:

   寺观僧道责令僧纲道纪按季册报,凡有游方僧道形迹可疑及为匪不法者,禀官查逐。若混留滋事,住持治罪,僧道官革究。其各省回民,责令礼拜寺掌教稽查约束,有出外为匪者,将掌教之人一并治罪。[38]

   前引诸多材料可以证明,在当时人看来,回族以“回教”为主要特征,故此处将僧、道、回并列似乎并无不妥。但是相比僧人道士,多数回族人并非宗教职业者,即便清真寺掌教也常以务农、经商为主要生计,同时所有回族均为“在家”之人,并不“出家”;其次僧道人数零星且居住在寺观之内,回族则连片分布于乡村城市;最后僧纲道纪本身就是官员,而清真寺掌教只是平民而已,相当于住持。因此将回族类比于僧道并不十分恰当。另外,使“礼拜寺掌教”稽查回族,正是乾隆帝忌讳的“转假掌教以事权,张其声势,非计之得也。”[28]这短短一句规定背后的诸多矛盾,充分体现出清廷对回族缺乏了解却又急于管制的情形,事实上很可能无法达到其目的。不过乾隆本人深知制度条文的有限,在整套新保甲办法的讨论阶段已然表示“立法止可如此,行之又在得人,妥协勉为之可也。”[40]

   五年后(1762年),新上任的陕西巡抚鄂弼奏称西安回族“心齐力众,欺凌汉民……庸懦有司……养成凶横”。他发现“回民聚族而居,各村必有教长”,于是他将回族所犯案件和律例条文做成告示,“发交各村教长,令在教堂悬挂”,并规定教长对回族的治安情况负有连带责任。该奏得旨“甚是”。[41]其中所谓“各村必有”的“教长”,就是清真寺的掌教。所以鄂弼此时的做法无非就是实践五年前全国保甲令的制度条文,与三十一年前甘肃的规定也几乎相同。由此看来,即使只在甘陕范围之内,两次颁布的制度条文很可能都没有持续、普遍地执行。这样的情况已经到了官员把原有旧规当成自创新法的程度,而精明的乾隆帝也都没有发觉其中问题所在。

   同年年底,清代律例中开始形成第一款针对回族的“回例”[3][4],并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正式纂入《大清律例》。3[44]由此开始,回族不再只是治安上的特别关注对象,而直接成为被专门从重施加刑罚的人群。逻辑上,判断犯罪之人是否回族,可以根据保甲登记来识别,即其是否受到清真寺掌教的稽查。但在实际运作中,首先这样的调查很难操作,其次各地未必执行了规定,最后未必有可以区分一个人是否回族的官府记录。所以清代中后期诸多“回例”的适用与否,恐怕更多地是依靠办案官员的具体判断,而非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纸面上的制度性“回民”身份。

   (三)乾隆四十六年各省回族户口数字的统计过程及相关问题

   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朝开始将户口统计当作保甲组织的重要功能。[45]逻辑上,回族在保甲中既然由清真寺掌教稽查,那么单独的回族户口统计就完全可能通过保甲组织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实际效果,可以在六年之后观察到。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五月初,大学士阿桂报告苏四十三事件起因的奏折到了北京。皇帝得知甘肃河州撒拉尔“回民”中有“总掌教”、“掌教”等名号,于是要求督抚们调查本省回族的情况、革除此类名号,4[46]由此开始了多轮针对各省回族的调查。在众多奏报中,有的督抚主动附上了皇帝并未明确要求的回族户口数字,如广西、山西、安徽都上报了概数[47][48][48],广东、湖南则上报了省会的精确数字:239户、197户[47][47]。这些数字的来由,可以从时任山东布政使陆耀的公文中得知。陆耀从乾隆四十三至四十九年(1778-1784年)任山东布政使[52],很可能参与了四十六年的调查。他说:

   遵查回民多寡向无案卷可稽,近年编查保甲亦未将回民分别造报,就本司衙门现充书役人等逐加询问,亦不能明白登答。大抵此种回民随处多有,在东省则济南省会之地,及临清、东昌、济宁等水陆马头人烟凑密处所聚集尤众,青州……等府次之,登莱二府又次之。……即稍僻州县如定陶、商河等处间有百家、数十家聚居一处。[53]

   可见一省之内的统计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保甲的明确登记,二是官府书役的日常了解。由陆耀描述的情况来看,山东最多只有通过官员自身或书役日常了解得到的各府州县回族概数,而并没有来自保甲系统的精确数字。我们也确实没有找到山东官员向皇帝报告回族户口数字的材料。所以,广西、山西、安徽等报告了概数的省份,很可能也没有来自保甲的统计数字。广东、湖南两省,也只有省会才在保甲登记中区分出了回族。

   如何从保甲登记中得到精确的回族户口数字呢?陆耀提出的办法是“保甲宜另为一册”,也就是要变“向无案卷可稽”为“有案卷可稽”,且“于回民中籍其武学武生及各衙门现充书役之人委以保长、甲长之任,令其自行编查出具保任结状。”[52,53]

按照乾隆二十二年保甲条例,各省回族由清真寺掌教稽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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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海民族研究 Qinghai Journal of Ethnology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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