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谢湜:清代前期南中国乡村社会的再结构

更新时间:2020-05-17 19:06:43
作者: 谢湜  
地方政府也努力地实行比较务实的措施, 力图顺利地登记和收编这明代的军屯土地, 让实际上占有这些土地的人成为顺从大清王朝的子民, 缴纳赋税。这种思想主要源自顺治十二至十四年, 时任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的洪承畴, 他在湖南推行了一系列军政和垦政的举措。洪承畴认为, 之所以兴屯不力, 源于官兵搜刮, 以及垦辟缺乏保障, 因此提出由州县官员到乡村招徕, 并力行三年陞科政策。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垦荒田地之认定, 洪承畴强调了“户族保结”的必要性和屯田必须陞作民田的原则, 这对其后之土地垦荒进程具有颇为深远的影响。顺治十二年至十四年的措施都贯彻了洪承畴的屯政新思想。 (1) 顺治十三年湖南各属共垦荒田313323亩 (2) , 应该算是不错的成果。不过好景不长, 在顺治后期至康熙初年, 湖南垦荒中弄虚作假的现象开始出现, 湖南南部不少州县都征输乏力。 (3) 康熙十三年, 清廷在湖南与吴三桂叛军展开拉锯战, 至康熙二十年, 吴三桂余党尽平, 大兵凯还, 与民休息, 衡州府临武、蓝山、嘉禾诸县结束了战时军事财政 (4) , 又面临着重新整顿赋税和户籍的复杂问题。

   康熙二十八年, 湖南地方政府下令将军屯的税粮归并入州县, 但是明代军户的户籍归属则悬而未决。三年以后, 湖南颁布了“联里朋甲”的政策, 允许民众认领因战乱或其他原因逃绝的户口, 于是, 下挂在明代宁溪千户所九个屯田所之下的军户, 就联名申请朋充里甲, 顶了蓝山县西隅里第十甲的户头, 立名为“兴宁一”, 由此转为民户。在这一户头下, 先后由八个姓氏各出一户首, 承担里甲赋役, 遂有“九所八户”之称 (5) 。

   宁溪所的“九所八户”, 就是在康熙三十一年 (1692) 后通过契约的方式结成的合同户籍, 并用一种虚拟的宗族形式来维系联盟, 重新确认其合法的身份以及对明朝遗留下来的军屯土地 (包括拓展了的土地) 的控制权。嘉道年间, 九所八户又继续以契约合同的方式, 在宁溪所的祠庙建设、仓储保障等公共事务发挥作用;咸同年间, 湖南连遭兵燹和饥荒, 九所八户通过结合了团练、宾兴会等组织方式, 在地方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民国修撰的地方志中, 他们还被称为屯户。我们此前一起在宜章县黄沙堡搜集到的民国十修《蔡氏族谱》记录了族人蔡允先的事迹, 蔡允先在道光年前活跃于蓝山县宁溪所一带, 他联合了其他姓氏的人群, 加入了宁溪所九所的屯会, 通过置买屯田, 不断壮大资产, 蔡允先在太平天国时期去世, 随后他的子孙又将其资金注入与宁溪所八户九所组织有关的西方文会、舜乡义学等宾兴文会组织。 (1)

   在清初战事演进、帝国逐步建立地方统治的时代情境下, 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达成默契, 拥有军屯的军户将身份转成民户, 其占垦的土地变成民户的土地, 田产所有者保持自己的资源优势, 政府也稳定了地方统治。达成这一默契之后, 南岭山区的社会才在明清之际实现了人群和秩序的延续, 而卫所屯田体制的改革和身份的转变在其中发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历史人类学的考察, 将田野与文献相结合, 我们用族谱、契约、碑刻等地方文书重新发现并理解着大的国家历史。

   在九所八户新的屯田组织的发展下, 军屯继承者与徭人、山地与平原的人群产生了更为复杂的联系。根据聚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分析的结果, 九所八户的土地扩张直接导致了徭人土地和村落向深山“退缩”, 形成后来的山地族群空间布局。此外, 在调查中访得的各姓氏迁居的故事亦显示, 南岭山地的各个地方从来都不是凝固的空间, 新、旧徭地的变迁固然反映了徭人聚居区集中化的空间趋势, 然而, 日常的社会交往和市场交易必定造成错杂而居的格局。九所八户缔造了稳定的社会组织, 在产业拓展的过程中又吸纳了其他的姓氏群体, 形成村落间某种程度上的依附关系。

   从南岭山地聚落历史探索中, 我们在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之间找到了颇为相通的学术路径。

  

   二、占垦的合法性和叙事的结构化

  

   王毓铨等学者曾指出, 在湖南南部, 明代后期军屯“民田化”的现象尤为突出。 (2) 到了16世纪, 尽管许多屯田的占有者仍旧承续了军户的身份, 但其所占土地实质上已转变为民田。蓝山宁溪所的个案折射出清初土地权利、身份权力与垦荒入籍等问题的复杂关联和重新组合。在不同区域的历史情境中重新检视人地关系, 有助于我从更广义的地域环境、人地关系中思考历史空间问题, 并不断反思历史田野调查本身的方法论问题, 近年来我关于东南近海岛屿聚落和人群的研究, 与上述思考有着密切联系, 通过追述具体岛屿、海湾、海港的史事, 关注海岛社区中具备不同社会身份的各类人群在不同时期的制度下谋生、拓殖和互动的方式, 可以进一步理解变动的国家和社会情境中的人群, 弹性地把握东南海域历史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在中国东南近海海域, 特别是浙江、福建沿海, 群岛和列岛星罗棋布, 孤屿岛礁离散不一, 许多近海岛屿又与陆地构成了一个个形态各异的港湾, 整体上连缀成一串与大陆若即若离、蜿蜒漫长的岛链, 这一岛链既是东南沿海人群长期从事海上经济活动通过不断迁移和互相接触形成的文化区域, 也是历史上连接中国内地与东亚海域的重要贸易纽带。

   闽、浙沿海不同海域的岛屿之间, 一方面展现出社会过程的相似性, 另一方面又凸显了具体海域文化的差异性。比如在温州沿海及海岛不少由闽粤移民建构的海岛社区中, 其方言、礼俗、民间信仰以及谱牒、科仪等文本样式, 显露出强烈的闽粤文化色彩。这触发思考:在具体的地域社会, 不同人群如何因应帝国的海疆治理政策, 塑造着海上生计方式和岛屿社会形态, 并形成了家族组织和其他基于经济、信仰的社会组织。

   在东南沿海社会史的研究中, 学者们对省界与籍贯问题有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对于16世纪闽粤交界海上活动人群的特质, 陈春声认为, 由于省界的存在对于官府行政和军事活动的制约作用, 使具有“反官府”或“非官方”活动性质的人群得以利用这样的限制, 在行政区域的界邻地方发展自己的力量, 使界邻地区成为一个为其所用的具有完整性的区域。这也提示我们, 作为社会史研究分析工具的“区域”, 是与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1)

   从唐代到北宋, 温州地区的造船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瓯江上游的深山密林盛产木材, 为造船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元朝海上漕运兴盛的时期, 温州地区的漕船数量曾到达年度漕运用船总量的六分之一, 其中又以乐清湾为最。元初建立的海漕体制, 容许两浙漕户通过夹带私盐等手段牟利, 到了元末, 漕户由于负担繁重, 很多人贩盐逃役, 遁为岛寇, 聚为方国珍等海上强大势力。明初编里甲, 厉海禁, 方国珍旧部中船户众多, 骤失暴利, 遂有所谓“兰秀山之乱”。明廷平乱后将方氏旧部编入沿海卫所, 力绝其患。

   有关明初东南沿海的王朝经略变化和人群动向, 明代郑晓《吾学编》的叙述十分精扼, 其文曰:

   初, 方国珍据温、台、处, 张士诚据宁、绍、杭、嘉、苏、松、通、泰, 诸郡皆在海上, 方、张既降灭, 诸贼豪者悉航海, 纠岛倭入寇, 以故洪武中倭数掠海上。高皇既遣使, 命将筑城增戍, 又命南雄侯赵庸招蛋户、岛人、渔丁、贾竖, 盖自淮、浙至闽、广, 几万人尽籍为兵, 分十千户所, 于是海上恶少皆得衣食于县官。洪武末年, 海中方、张诸逋贼, 壮者老, 老者死, 以故旁海郡县稍得休息。 (2)

   郑晓敏锐地指出, 洪武时期的岛寇倭乱, 就是来自方、张余部, 其籍入卫所者安身于沿海州县, 这一批入卫军士与其他桀骜逋逃者, 生命周期均在洪武末年结束, 故沿海暂安, 这对我们理解明初东南沿海卫所设置的由来和意义非常重要。

   从明初至清初, 王朝对于浙江海岛的整体经略, 长期存在弃与守之间的两难抉择, 对于具体岛屿来说, 王朝的处置方式及政策演变趋势亦不相同, 部分岛屿较早被纳入海上漕运体系, 后来逐渐难以控制, 部分岛屿曾被纳入卫所军事管制体系, 此后却趋于松懈的半废弃状态, 部分岛屿在历次军事征服后长期被弃守。从洪武十九年开始, 一部分海岛居民面对迁遣, 就有留驻和开复海岛的要求, 并非所有海岛居民都迁入内地。永乐年间海上漕运体制逐渐被运河漕运体制所取代之后, 海岛的船户军丁进一步失去从事海上漕运并挟私贸易之便利, 许多人脱离了明朝控制, 或留居海岛, 私垦私煎, 舟随渔汛, 收鱼盐之利, 或串合入寇, 航行于东亚海域, 从事长途贸易。

   关于明中后期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与明朝海禁政策的关系, 陈春声指出, 明嘉靖至清康熙前期, 东南沿海社会经历了急剧动荡、由“乱”入“治”的过程, 原有社会秩序和地方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嘉靖海禁的实施, 正好发生于东南沿海商品货币关系空前发展, 商人和地方势家力量增强, 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 从而引发了长达百年的东南“海盗”之患。从嘉靖后期开始, 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 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的, 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集团, 其中又以活跃于广东、福建界邻海域的所谓“漳潮海盗”牵连最广, 影响最深。 (3) 明代中后期温州一带海域的倭乱, 同样来自漳州一带的寇盗, 而且时人亦认为他们即为海上商贾。嘉靖《太平县志》有如下记载:

   凡漳贼与导漳之贼, 率闽浙贾人耳。贾赢则以好归, 即穷困则为寇, 顾其人不皆武勇, 然而官军恒畏之, 罔敢与敌者。予尝备询其故矣, 盖兵之所仰者食, 或粮给不以其时则饥, 又其人率以商贾为活, 不闲操练, 弱弓败矢, 置之废橐, 是教之不豫也;武职官皆生长兹地, 素不能服属其众, 是令之不严也。 (1)

   该志明确地指出, 所谓“漳贼”和“导漳之贼”等是亦商亦寇的海上武装力量, 海防军兵出于物资短缺, 不得不倚仗于这股力量, 遂造成地方海防的掣肘乃至实际运作的虚与委蛇。这种利益的关联, 正折射出嘉靖中期以后寇乱与海上商贸的关系。由之可见, 寇乱不止并非全然归咎于兵防之衰颓, 滨海失序, 也不一定导致海贸受阻, 其实际情形或如地方志所言:

   远而业于商者, 或商于广, 或商于闽, 或商苏杭, 或商留都。嵊县以上载于舟, 新昌以下率负担运于陆, 由闽广来者间用海舶。 (2)

   正是这样一个海上世界, 为南明时期东南诸政权提供了海上割据的有利环境, 南明时期, 海上诸豪强利用了近海岛屿和海域在逃匿追剿、岛际贩运以及长途海贸方面的便利, 争锋角力。贺君尧、张名振、黄斌卿等南明部将都曾盘踞玉环山, 或劫掠, 或征渔税。在这段“海上藩镇”时期, 如玉环岛一般的浙闽近海大岛, 亦成为海上屯聚。清初郑氏势力控制了浙闽海域, 郑氏寇党陈文达在乐清湾一带影响甚大。顺治十八年的迁界令针对的即是清廷无法掌控的岛寇势力。在这段时期中, 长期在浙闽海域活动的闽粤之人, 包括无籍之徒, 在玉环岛等大岛上拓垦私煎, 从顺治至康熙年间, 土地开发规模不断扩大。

   待到清朝下令展复沿海, 早已在明初弃守的海岛一并列入展复方略。在具体实施上, 一方面, 清廷决定在玉环岛上恢复建置, 重建基层行政, 雍正年间玉环厅的设置即是如此;另一方面, 由各府县招徕民众到海岛认垦入籍, 实现户口和土地的顺利登记和有效管理。前者主要是解决职官、公署及各种建置的配备, 尚可设法达到, 后者则在运作层面遇到阻力, 特别是关于占垦秩序的先后认定, 以及赋役征派的具体实施, 存在诸多纷争。

雍正十年修纂而成的《特开玉环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322.html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年0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