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无法扩大他们的力量。基于此, 加之其他政治、军事的因素, 中共决定把华中主要的抗日根据地放在苏北而不是江南。从地理和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 苏北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与江南相比, 苏北在战略上更为安全, 因为它远离日寇占领的主要城市, 共产党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更为有利的生存环境。虽然苏北比苏南要贫穷得多, 但由于在当地贫苦农民中很容易征募到兵员, 所以在建设根据地和扩张力量时并未遇到严重困难。 (1)

　　 周锡瑞也发现, 土地分配与革命运动没有必然联系。周氏曾以研究义和团运动、辛亥时期的两湖革命而知名, 后来也研究过陕甘宁边区, 从而构成其革命史研究的系列成果。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的实地调查和研究, 他认为, 地主的剥削并没有直接导致革命。不仅如此, 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地主拥有土地的面积还成反比。如无定河一带, 地主占有土地最多, 米脂、绥德尤其显著, 但抗战以前, 革命运动在这一带的发展却微乎其微。即使是1940年以后, 王震的部队赶走了米脂和绥德的国民党势力, 共产党在地主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村庄仍没什么影响。虽然那里的党员大部分是抗战期间入党的, 但身份是秘密的, 直到1947年以后才公开, 但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敢露面。 (2)

　　 美国学者胡素珊甚至认为, 中共进行土改之后, 农民更不愿意参加革命了。一些干部抱怨, 土改以后征兵甚至比土改之前还难, 农民只想留在家里享受斗争成果, 特别是因为这一成果中还包括了一块土地。 (3)

　　 继美国学者之后, 近些年来,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外交流的日益扩大, 一些大陆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 进而颠覆了传统解释。其中, 以王奇生、黄道炫的研究较为引人瞩目。

　　 王奇生以大革命结束后的广东地区为例, 认为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参加革命踊跃的乡村往往是一些偏僻的小乡村, 这些乡村自耕农居多, 一般没有或少有豪强地主, 中共组织力量容易渗透进去;而一些地主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大乡村, 中共势力不易打入, 农民多受族长、耆老等豪绅地主的控制, 革命运动不易开展。 (4)

　　 黄道炫以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为例, 也提出土地分配与农民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他说, 当人们习惯地将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加以夸大的时候, 实际上就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 即土地革命的可能和土地集中程度是成正比的。但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著认为的那样严重, 最具影响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闽、赣两省更属于土地分散区域, 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 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 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 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 中国农村中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 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 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 易产生利益冲突。所以, 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似乎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不仅如此, 黄道炫还强调, 贫困与农民支持中共革命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性。他说, 从贯穿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 贫穷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 20世纪初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 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 贫穷是革命的温床, 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 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 东南乃至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 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因此, 虽然东南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 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 这里并不具有特殊性, 上述因素尚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 (1)

　　 其他学者如黄琨、王友明、陈耀煌等, 也分别提出了大致类似的意见。黄琨以苏区革命根据地为例, 认为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并无必然联系。他指出, 在“愈穷愈革命”的意识形态中, 贫穷的农民毫无疑义是中共忠实而又坚强的后盾。不过, 事实上, 贫困并不是农民参加革命的唯一理由, 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一部分农民参加了革命。因为经济地位同参加革命之间并不形成固定的关联, 破产的农民并非只有革命这一条道路可以选择, 很多人就加入了土匪的行列;相反, 富裕农民出于多种目的, 对革命也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农民固然出于对物质利益的渴求, 但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仍在考虑之列, 革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常使他们迈不出革命的脚步。只有当革命的口号与农民的个体生存感受产生共振, 并且革命的组织能够提供给农民所需要的安全感时, 才能吸引他们加入。正是农民会从自身的生存性感受出发, 各地的土地占有、赋税收取情况的差异会造成同类型的革命运动在各地的不同遭遇。如果仅仅认为土地革命的开展使贫苦农民得到土地是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的原因, 就忽视了事情的复杂性。不仅如此, 在自耕农占居优势的地区, 由于苛捐杂税繁重, 自耕农更倾向于革命, 革命组织发展很快。虽然不必得出自耕农是最积极的革命者的论断, 但“怨恨心理”的确在参加革命者的动机里起着重要作用, 构成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原始动机。尤其是捐税, 不仅给贫苦农民带来痛苦, 对于富农、自耕农甚至中小地主亦是同样, 而后者的态度也是倾向革命的。在他们看来, 减低租税就意味着革命的成功。尽管怨恨心态并不能使农民直接走向革命, 但当革命的目标指向与其吻合并在他们认为许可的情况下, 他们就会是革命的拥护者或是参加者, 革命这种形式提供了他们解除以往的无能感、进行报复的重要平台。 (2)

　　 台湾学者陈耀煌以大别山区鄂豫皖根据地为例, 认为困苦的环境固然有助于中共农村根据地的建立, 但中共农村根据地所以在某一地区建立, 并不必然意味着该地农民生活困苦, 两者之间并非总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农村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 有阶级矛盾、外来军队与当地群众之间的矛盾、宗族间的矛盾等。不同地区的人民有不一样的感受, 有的人可能对阶级压迫感受较深, 有的人则对苛捐杂税等政治压迫感受较深。在大别山地区, 鄂豫皖苏区的建立并不代表这一地区就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 复杂的环境使得中共不可能仅仅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就能动员农民为其所用。回乡策动农民暴动的党员, 大多是藉由地方精英的地位及关系来动员农民群众, 并不曾向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或政治的宣传。下层农民群众所以参加暴动, 并不代表他们对共产党或土地革命政策有任何的信仰或认识。 (3)

　　 与南方相比, 华北农村是自耕农集中的地区。王友明对中共在山东莒南县的土地改革进行深入研究, 也认为土地改革对农民支持革命未起到什么作用。他说, 传统党史编纂中, 认为农民得到了土地, 翻了身, 自然就有了参军支前的要求, 在土改与参军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但大量材料显示,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从参军动机上看不出因实行了减租减息、分配了土地就产生了拥军支前、参军参战的要求。也正因如此, 才使党组织将参军支前工作经常列入中心工作范围, 动用各方面的力量, 甚至包括地主、富农等所谓“上层”力量, 全方位动员, 以达到完成参军任务的目的。当然, 他并非否认土改对参军支前的作用, 只是认为农民分到土地之后, 并不是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 而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强化的各种组织细密的组织动员而实现的。 (1)

　　 那么, 到底是哪些动力促使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呢?以下解释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多面性。

　　

　　 二、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

　　

　　 尽管上述学者认为土地分配、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没有必然联系, 也就是说, 农民革命不具有天然性, 不过大多数学者仍都承认, 中共进行社会经济改革, 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是农民支持中共革命的重要原因。所谓社会经济改革, 既指土地改革, 也涉及减租减息、减轻赋税等措施, 还包括给农民必要的社会尊重和社会地位。可见, 这些学者的看法, 既与中共传统解释有矛盾的一面, 又有一致之处, 但对社会经济改革的解读视角又有所不同。

　　 其实, 早在革命年代, 中共革命领袖以及国外记者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毛泽东在1934年1月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报告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 就得和群众在一起, 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 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 盐的问题, 米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 衣的问题, 生小孩子的问题, 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 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 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 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 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 (2)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纲是革命政党与那些因为赤贫而将土地、粮食和生存放在首位的农民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关键。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4年访问延安后也认为, 农民支持中共的基础在于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纲具有民主性, 就是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农民愿意与中共军队一起战斗, 因为他们认定共产党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战。 (3)

　　 抗战后期和国共决战时期, 哈里森·弗曼、根德·斯坦、白修德和安那莉·雅科比所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 认为中共成功动员农民的关键在于他们在农民中间推行民主。白修德和雅科比说:“对于世世代代被整天役使、欺诈、殴打的农民, 如果你将他们当人看, 征求他们的意见, 让他们选举地方政府, 让他们自己组织警察和宪兵, 自己来决定税额, 自己投票来减租减息, 如果这些事情你都做了, 农民们便有了战斗目标、而且他们会为了保护这些权益而与任何敌人作战, 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4)

　　 如果说斯诺和谢伟思等人的观点还只是亲身经历者的看法, 而到1970年代以后, 不少外国学者也倾向于社会经济改革的解释, 不过其分析视角与中共传统解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 他们虽然否认土地分配等社会经济结构与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 但又认为中共社会经济改革对动员农民革命起了重要作用。这种看法在西方学者看来, 属于“社会交换理论”, 内含道德经济论和理性经济论两个方面, 总之就是通过给农民最急迫的实在利益换取他们的广泛支持。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革命史专家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进行了比较研究, 认为在这几个国家的革命中, 农民的目标与先前农民在起义或暴动中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差异。参与这些革命的农民, 并没有转向追求建立全国性新社会的激进愿望, 也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有组织的自为的阶级。相反, 他们所奋斗的是一些具体的目标———通常都涉及获得更多的土地, 或者是摆脱那些索取其剩余财产的特权。农民是在既有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来认识自身的, 因此他们在这种环境中所提出的这些目标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 农民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 然而即使到那时候, 中国的农民所追求的还是具体的、直接的目标, 这些目标与他们在历史上的暴动和起义活动中所追求的目标并无二致。如果共产党没有表现出是为农民利益而斗争, 并且采取符合农民习惯的地区主义方式而行事的话, 农民是不会情愿、更不会坚定地为红军提供这种支持。 (1)

另一美国政治学者汤森指出, 中共提出了比较传统的农民经济要求和社会正义观念, 共产党人对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承诺, 特别是他们所许诺的土地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