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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清:“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

更新时间:2020-05-11 21:04:03
作者: 夏清  

   摘    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表述的生成可以理解为由模糊的动议发展成中共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概念生成史。在中共话语内,团结抗战的主张由人民阵线、民族战线、联合战线、统一战线等多词混杂的状态,最终稳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具有排他性的规范表述。在此过程中,中共既坚守自身理念,又因应时势,与多方互动博弈,调适自身意识形态,最终谋定抗战方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确立便开始生长,对巩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合法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人民阵线; 联合战线; 民族战线; 词汇竞争;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一直是中共党史和抗战史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多从政策形成、政策实践及其与共产国际关系等角度展开论述1,实际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实用策略推行全党之前,基本承载了抗战前期中共合法性论说的基础,其理论地位不可小觑。此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固定政治表述前,其所包含的每一个词都备受争议,如抗战主体是“人民”还是“民族”、抗战形式是“联合”还是“统一”,这些问题在抗战前后被多方反复讨论2。一段时间内,这些词汇同时活跃于中国的言论舞台。那么,这些有争议的词汇最终是如何被选择的?为什么这样选择?这其中既有思想的逐步厘清,也有话语的暂时妥协。本文借用语言学中“词汇竞争”1(lexical competition)的概念框架考察1936年至1937年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表述的生成,以期推进相关研究。

  

   一、混杂的表述:“人民阵线”“联合战线”与“统一战线”

   近代以来伴随西潮涌入,大量新词浸入人们的语言。特定的主张与观念往往浓缩为几个具有标识性的词汇直接参与政治动员,政治实践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补充且修正了这些词汇的原有表意。名词作为复杂观念的简化表述、系统思想的抽象提炼,在革命与运动的20世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准确且有标识性的政治词汇往往直接反映政党的主张。因此,政党与政治人物对重要的政治表述往往慎之又慎,中共的表现尤为突出。然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主张团结抗战的方案却出现多种表述混杂共存的局面,此点值得关注。

   1935年之后,随着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的变化,中共对大革命失败后所采取的“左”的关门主义作了调整。1935年10月,党在秘密指示信中确认了“统一战线是抗战反蒋的总策略”2。1936年1月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时对业已发生转变的革命话语作了总结,指出政治局在共产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目前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3。策略既已调整,但国内革命长期以来的残酷经历使得新方针较难迅速统一为全党共识,反而开启了多种表述共存的局面。

   同一时期,党内文告混杂使用“人民统一战线”“抗日人民阵线”4“人民阵线”5等口号;而在公开发言特别是当论及与党外势力合作时,“联合战线”则成为中共的一般性表述6。中央层面尚且如此,地方刊物的表述更加多样。1936年7月,《新宇宙》杂志刊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专号,刊发文章同样混杂使用“抗日反帝战线”“民族战线”“人民阵线”“联合阵线”“统一战线”等各式表述。照常理,已明确主题的专号,为保证不同作者就一个问题集中讨论,需规范表述以确保讨论对象的一致性。这种情况或可说明,作者间并未就此问题达成共识。而编辑注意到此点后,仅在目录中将文章标题的“联合战线”改为“统一战线”7,其他仍作保留,更是默认对此问题尚无定论。

   此外,上述口号还被其他势力多方运用。李公朴强调中国的战争必须由“广大的人民阵线”集体发力,应当迅速缔结一个“全民族阵线”8。1936年6月,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与广东的陈济棠等部以“抗日救国”名义,发动针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变,提出“不分党派、联合抗日”9。同月25日,陈铭枢发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提出“联合战线、武装抗日”,呼吁全国民众应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展开斗争10。与民主人士、部分地方实力派不同,陶希圣则认为,尽管现有“联合”的口号比过去“分化”“斗争”好,但不要以“求分化的手段唱团结”,不能以“联合或团结的口号”,“作迷惑众人的魔力”11。总之,这一时期,团结御侮成为最大公约数,而具体的抗战方案却交相竞争,各类表述几乎充斥了整个舆论界。

   实际上,“人民阵线”“统一战线”“联合战线”等表述同时并存且被多方使用,不是一种随意的偶然。人们通过语言思考,有区分度的语词反映的是观念的清晰,而混杂的表述往往展现了语义的飘忽不定与所指边界的动荡。同时存在两个或多个内涵相近的词汇,说明时势不定、共识未成,不同表述仍有各自存续的空间与必要;而使用者择一而用,说明人们已有意无意对不同表述作过初步区分。而中共这样一个对自身的理念、口号、标语有着高度觉知的政党,何以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表述模糊?

   首先,这与统一战线自身的思想特征息息相关。事实上,统一战线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并未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学说被提出。一般认为,《共产党宣言》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标志着该主张突破了原有简单的联盟思想,具有了无产阶级理论的烙印,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也由此诞生。然而,世界革命的理想与现实弱小的革命力量间的矛盾,既意味着统一战线因其“策略性”在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成为革命斗争理论中的重要一环;也决定了只有在复杂的情境下和具体的斗争实践中,该学说才能不断发展、日臻成熟。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为统一战线的实践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其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然而,大原则的提出也给这一政策的具体操作留下诸多空白。联合谁、对抗谁,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对象与内涵。在纷繁复杂的革命形势下,统一战线在执行过程中展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同时也往往极具争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下开展,统一战线需要处理的局势愈发复杂。因革命需要,统一战线往往刻意模糊各派政策差异,而在联合其他力量以达成斗争任务时,它也常因敌我不分导致革命事业受挫。大革命的失败即是一例。因此,当1935年共产国际再度调整政策时,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尺度拿捏更为谨慎。

   其次,混杂的表述与共产国际七大的政策主张有关。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心议题之一便是制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作报告时强调:为了战胜法西斯,共产党不仅必须领导组成巩固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proletarian united front),与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将全体工人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a wide anti-fascist People’s Front),这一“人民阵线”应该包括“劳动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为阻止法西斯势力的蔓延,还应该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阵线(United People’s Front against Imerialism)。12显然,不同的阵线有不同的范围与任务。实际上,共产国际七大在国际共运史上的意义,不是其倡导的“统一战线”(United Front)———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早已展开,而是进一步扩展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主张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建立包括自由派、中间派、反法西斯的保守派等力量的广泛的“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13日,当被问及“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关系时,季米特洛夫指出:二者在实际斗争中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既相互交织又相互转化,原则上,“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所以能进一步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转变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3。在共产国际看来,“人民阵线”是“统一战线”待发展的进阶版,二者相互交织,这就为统一战线运用于中国实践时生发出多种表述埋下伏笔。

   共产国际七大后,各国共产党的工作随之变动,国内多种方案竞出,“‘人民阵线’、‘国民阵线’、‘联合战线’、‘统一战线’闹得轰轰烈烈”14。由此便出现了前文所提多个词汇混杂并存的局面。而“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内部既已使用,又未能终结其他相近的表述,至少说明在实际运作中,具体以何种方式组织抗战、如何与其他势力共处,中共还未形成一个清晰的方案,更未达成贯穿全党的一致主张。

  

   二、抗战主体的进一步明确:“人民阵线”与“民族战线”

   新词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现存方案的某种不满。但新词的引入只是开始,一个语词最终落地仍有待经历与其他相近词汇的竞争,以及为争取认同和稳定意涵开展的辨识与澄清,而这一切都将在话语的具体实践中一决高下。

   共产国际七大后,1936年5月,法国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很快,西班牙左翼“人民阵线”也获胜上台。“人民阵线”在欧洲的接连胜利直接鼓舞了国内各派联合抗战的信心。《救国时报》发表题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文章,高度评价西班牙“人民阵线”诞生后取得的胜利,称西班牙的经验说明“只有人民统一战线才能救中国”,同时指出,中共此前已多次发表宣言号召团结抗战以挽救中国,全中国的人民及一切党派应如加入“人民阵线”的西班牙各党派一样,与中共一道共同抗战15。由此,“人民阵线”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扩展,被适时引入国内16,意在打破原有的党派之争与“关门主义”,因而被广泛讨论,影响日见显著。

   在中文语境下,People的中文翻译候选项有“人民”“国民”,而“国民”很快被主流舆论界剔除。中共成立初期陈独秀便指出,目前国内只有阶级,“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17。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因成为反动阵营的主张受到批判18,加之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盛行,“国民阵线”又因指代法西斯阵营而遭到贬斥。照此,“人民阵线”理应成为“People’s Front”较为妥当的翻译,但这一跨语际行动并不如设想般顺利。

   这与“人民”长期以来参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有关19。如果一个思想体系中空缺包含这一层面意思的“概念”,一般意味着这个体系从未将之仔细思考。长久以来中国民众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主体称谓的确立实际表征了群体身份意识的觉醒。“人民”一经提出便用以指代与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具有“反政府”“反官僚”的倾向20。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共产党人曾因“人民”一词模糊了人群差异,批判其不如“工农”此类称呼清晰。而列宁对“无产阶级人民”21概念的创造又为其在中共理论中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中共早期,“人民”将资产阶级纳入其中。随着半殖民地民族问题逐渐受到重视,被压迫地区的民族实际作为“无产阶级民族”也兼有了阶级性、革命性22。中共二大决议规定,“人民”包括“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而敌人是指“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23。这样,外部的帝国主义与内部“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军阀官僚既是与“人民”相对立的群体,也是“民族”的敌人。“民族”与“人民”变得互可通约。

大革命失败之后,各阶级间的差异被再度强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较少被单独使用,而是换以“劳动人民”“群众”“劳动群体”等称呼,资产阶级显然不包括在内。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人民”的阶级性被进一步强化。苏维埃既然是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权,理论上已经消除“国家里政府和人民相互对立的现象”2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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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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