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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余金平案中的逃逸问题

更新时间:2020-05-09 17:15:35
作者: 邹兵建 (进入专栏)  
无疑是将过于自信的过失纳入到了故意的范畴,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准确的。

   (三)如何理解明知自己撞了人中的“明知”?

   那么,在逃离事故现场时,余金平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呢?这涉及到如何理解明知自己撞了人中的“明知”的问题。上文已析,之所以要考察余金平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是为了判断其是否有逃逸故意。故意对认识因素的要求就是“明知”。由此可见,明知自己撞了人中的“明知”源于故意的认识因素。因而上述问题就转化为,如何理解作为故意的认识因素的“明知”?对此,一种常见的理解方案是,“明知”就是“明确地知道”,即认识到结果必然会发生或必然已发生。按照这种理解,故意的认识因素只包含确定性认识(认识到结果必然会发生或必然已发生),而不包含可能性认识(认识到结果可能会发生或可能已发生)。不难发现,控审双方在论证余金平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时,都采用了这种理解方案,从而将“明知自己撞了人”理解成“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撞了人”。

   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一方面,从法理上看,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类型。其中,间接故意是指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可见,间接故意中的认识就是一种可能性认识。如果认为故意的认识因素只包含确定性认识而不包含可能性认识,势必会将间接故意排除在故意的成立范围之外,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从司法适用的效果来看,如果认为明知自己撞了人是指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撞了人,那么,行为人在认识到自己可能撞了人但对此不太确定的情况下,只要不停车检查,而是直接开车离开,就可以因为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撞了人而不构成逃逸。这无疑是在纵容甚至变相鼓励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其效果与刑法设立逃逸制度的初衷完全相反。据此,故意中的“明知”既包含确定性认识也包含可能性认识。相应地,明知自己撞了人,既包括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撞了人的情形,也包括认识到自己可能撞了人的情形。

   或许有学者会提出如下质疑,既然故意中的认识因素既包含确定性认识也包含可能性认识,那么刑法第14条对故意的定义中为什么要采用“明知”一词呢?“明知”难道不就是“明确地知道”吗?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过于想当然了。从语义上看,将“明知”解释成“明确地知道”,是多种可能的解释方案中的一种,而非唯一可能的解释方案。并且,根据上文的分析,这种解释方案既不符合故意的法理要求,也难以实现理想的司法适用效果。笔者认为,应当将故意定义中的“明知”解释为“明明知道”。其中的“明明”是语气副词,代表司法者对故意犯的一种谴责,一种否定性的评价,但它并不会对“知”的内容形成任何限制。“明知”的中心词是“知”,即知道或认识到,其中既包括确定性认识,也包括可能性认识。

   综上所析,控审双方都将余金平在时点Ⅰ上有无逃逸故意归结于其在事故发生时是否明确地知道自己撞了人。并且,为了论余金平在事故发生时明确地知道自己撞了人,二审法院做了大量的证据收集和论证工作。但实际上,只要论证了余金平在逃离事故现场时(而非事故发生时)认识到自己可能撞了人(而不要求其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撞了人),就足以证明余金平在时点Ⅰ上有逃逸故意。就此而言,二审法院在论证余金平的逃逸故意时,似乎人为地给自己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难度。

  

   7余金平在时点Ⅰ上有无逃逸故意?

   那么,余金平在逃离事故现场时是否认识到自己可能撞了人呢?从本案的案情来看,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在侦查期间,余金平对自己从事故发生时至逃离事故现场时的认识状况和心理活动做了如下供述:“当开了一段距离后,突然右前轮咯噔一下,我就感觉车右前方撞到了右边的一个物体,看见一个东西从车的右前方一闪而过,向右划了出去。因为出事故前半小时刚喝酒,我害怕法律惩罚,没有下车查看,就直接开车离开事故现场。”根据这段供述内容可知,在事故发生时,余金平已经认识到自己撞了一个目标物。尽管他并不清楚被撞的目标物是不是人,但从他的角度来看,完全存在被撞的目标物是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事故发生时,余金平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可能撞了人。在事故发生后,余金平没有停车,更没有下车检查,而是直接驾车驶离事故现场。也就是说,余金平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确认被撞的目标物到底是不是人,当然也就无法排除这个目标物是人的可能性。所以,在逃离事故现场时,他维持了其在事故发生时的认识,即认识到自己可能撞了人。由此可以肯定,余金平在逃离事故现场时具有逃逸故意。

  

   略显棘手的是,在二审庭审中,余金平对上述供述内容进行了翻供。对于自己在事故发生时的认识状况,他重新供述道:“案发当时我意识恍惚,没有意识到撞人,感觉车的右前轮轮胎震动了一下,感觉是车轧到了马路牙子,但没有下车看。”从被查明的案件客观事实来看,这一段供述的可信度较低。正是因此,二审法院将这一段论述认定为虚假供述,并据此否认余金平成立自首。

   不过,在这里值得思考的是,假如余金平在二审庭审中的供述内容为真,是否就意味着其没有逃逸故意?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肇事者在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并撞到人之后,虽然认识到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由于意识恍惚或过于慌张,完全没有考虑自己是否撞了人的问题,便直接驾车驶离事故现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肇事者有无逃逸故意呢?

   从心理事实的角度看,由于肇事者在当时完全没有考虑自己是否撞了人的问题,很难说其认识到了自己可能撞了人。据此,似乎只能得出其欠缺逃逸故意的结论。不过需要指出是,这个推导过程是在心理责任论的背景下完成的。而现代刑法学中的责任论早已从心理责任论的阶段发展到了规范责任论的阶段。在规范责任论的背景下,行为人是否有故意,并不直接取决于其在行为时的主观心理事实的内容,而是取决于其在该主观心理事实的支配下实施的行为所反映出来的其对刑法规范的态度。驾驶车辆是一件高度危险的行为,因而社会要求驾驶者保持高度谨慎。这种谨慎不仅体现在驾驶者在驾车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而且还体现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者要立即停车并下车检查,确认自己是否撞到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需要第一时间去救助被害人。肇事者在已经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情况下,由于意识恍惚或过于慌张,完全没有考虑自己是否撞了人的问题,便直接驾车逃离事故现场,反映出了其对刑法规范及其保护的人身法益的漠视态度。尽管从心理事实层面来看,他没有认识到自己可能撞了人;但是从规范层面来看,应当将肇事者认定为有逃逸故意。由此可以提炼出一条能够快速指导司法实践的判断规则:行为人在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但不确定自己是否撞了人或者完全没有考虑自己是否撞了人的情况下,没有下车检查而是直接驾车离开,足以说明其有逃逸故意。

   或许有人会质疑上述判断规则是以行为人在客观层面的逃逸行为去反推其在主观层面的逃逸故意,从而陷入了客观归罪的泥淖之中。笔者认为,这种质疑是不能成立的。其一,如果肇事者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当然就不可能有逃逸故意。其二,如果肇事者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可以肯定自己没有撞到人,当然也不会有(人身损害型交通肇事的)逃逸故意(但不排除其可能有财产损害型交通肇事的逃逸故意)。其三,如果肇事者知道发生了事故,并且在事故发生时不确定自己是否撞倒了人,但是在事故发生后紧急停车并下车检查周围情况,从而排除了自己撞到人的可能性(哪怕这种排除本身并不准确),仍然不会有(人身损害型交通肇事的)逃逸故意。

作者:邹兵建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本文载《刑事法判解》第2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待出)。为便阅读,脚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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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刑事法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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