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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米歇尔·福柯与现代史学思潮变化之渊源

更新时间:2020-05-09 17:00:54
作者: 王晴佳  
而福柯不仅延续了他们的批判,还从诸多方面将这一批判推向新的高度。

   摒弃形而上学,对历史学而言,便需要质疑近代史学的主导观念。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之后写作的一系列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挑战了近代史学的传统。如果说他的《知识考古学》是一本方法论的著作,那么他的《规训与惩罚》和《性史》则是这一方法论的实践及深化。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成功相比,《知识考古学》出版之后反响相对平平。但以其对历史学的影响而言,则十分重大和深远。像尼采一样,福柯对近代史学的既成模式十分不满。他创造性地使用“考古学”这一概念术语,就是要挑战近代史学已经形成的模式。福柯指出,近代历史学特别是思想史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类历史的外表的连续性和内含的一致性。他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宣称“人的死亡”,希望跳出历史研究中将人视为当然主体、中心的传统。对于福柯而言,人成为历史的中心,主要因为人所创造和使用的语言,而语言有历时性,自成一个貌似抽象完整、似乎自圆其说、一脉相承的体系。而在《知识考古学》中,他的质疑针对的就是人的历史之连续性和一致性。福柯写道:“连续性的这些形式一旦被束之高阁,便打开了整个领域。这是一个宽广的,然而又是一个可确定的领域,即:它是由实际陈述(口头的和书面的)的整体在它们的散落和在各自所特有的层次上构成的。”

   那么,如何质疑历史的连续性呢?福柯的办法是摒弃语言,代之以话语甚至“陈述”,因为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而话语是陈述的整体。两者都是历史的,只是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相联系。用更通俗的话来表述,人的知识来自于对事物的观察,然后其表达出来,这就是构成了陈述,而许多陈述整合起来,就成了知识,即福柯所谓的话语。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家希望将这些知识整理成体系,看出其完整性、连续性和一致性。福柯概括道:“思想史是一门起始和终止的学科,是模糊的连续性和归返的描述,是在历史的线型形式中发展的重建。”而他则认为,这些概括是虚妄的、牵强的。他提倡知识的考古学研究,便是想探究话语的构成,将原有的知识重新整理。他这样形容考古学与思想史的不同:“考古学的描述却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摒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这里的“已说出的东西”,无疑指的就是话语,因为对事物的陈设和说法已经存在了。这也就是福柯上面所说的知识是一个“可确定”的领域,可以成为“考古”的对象。

   确定了知识考古的对象,接着就是讨论如何具体实施。福柯的想法是挖掘话语构成的层层结构,也即人们如何用陈述来描述所见的事物和事件。他指出,这一考古工作其实需要考察四个层次:第一是事件层,第二是出现层,第三是派生层,第四则是话语层。换言之,这是一个展现从陈述到话语的知识生成的过程,其路径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也即不是将陈述积累起来的知识连贯起来考察。福柯所注重的恰恰是事件与事件、话语与话语之间的不连贯性,抑或断裂。他这样写道:“考古学不认为能解释首要和最终的内容,也一定能解释所有其他的东西;恰恰相反,它认为相同、重复、不间断与断裂一样,问题多多。”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一开始即描写了一个历史的“断裂”。他描述1757年一个希图谋杀国王的罪犯,如何在巴黎的教堂广场经受四马分尸的酷刑,场面十分血腥、残暴。然后他展示80年后法国的一份囚犯作息表,其中显示监狱对囚犯实行文明管理,如多次要求他们洗手之类。易言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欧洲人废除了原来用以杀一儆百的公共处罚,代之以相对宽松的处罚,那就是将罪犯监禁,所以该书的副题为“监狱的诞生”。依照近代史家的写法,这一转变或许被解释成历史的进步,体现了理性主义的高歌猛进。但福柯却认为,他写这本书的意图是在历史表象断裂的背后,用考古深挖的手段,示其背后的、深度的层次,那就是权力。

   他认为,如果公开处决罪犯昭示了国王或政府的权力,那么取消这一传统没有改变权力的性质。监狱的诞生只是一个内容,而更重要的是整个刑法制度的逐渐形成及其支撑它的理论体系,使得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译成英文时,福柯特意指出书名应该用“规训”(Discipline)而不是法文的原文“Surveiller”,其原意是“监视”。这一指示含义十分明确,那就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权力普遍化了,所有约束人的行为的举动都展现了权力。福柯指出,现代国家对社会规范的各项规定,并通过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来落实,都是其中的显例。简言之,血淋淋的公开处死,的确不见踪影了,但在现代社会,人们只要在行为上稍有过失,便会受到各级和各种的训诫及惩罚。

   如果说《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处理的主要还是公领域的权力——学校教育和各级考试均体现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而福柯未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性史》,则将视角移到了人生活中私领域的权力。毋庸讳言,性和性生活是人生活中最私密的领域,应该是完全属于私人的,一般人也羞于向他人开口。但福柯却指出,权力无所不在,也在这一领域发挥着作用。

  

   结语

  

   以上对福柯学术和思想的讨论,显然过于简略,但或许能看出福柯对当代史学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福柯改变了近代历史学的主旨。自18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学循着启蒙运动思想家开拓的方向,试图发现和揭橥人类历史衍化的规律。这种意图被福柯归纳为“大写的历史”而加以摒斥。他强调历史的断裂和突变,其目的在于指出历史一线进步、连续发展的理念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只是一种语言的构造系统。

   其次,福柯虽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但其治学路径则在广义上又是历史的。不过,他与近代史家的区别十分明显。从探寻历史规律的目的出发,近代史家热衷于揭示历史活动的主线,因此将政治体制的建设和民族国家的构造视为历史研究的主体。而福柯反对“大写的历史”,其选择研究的对象都是边缘的、异类的,譬如疯狂、疾病、身体、性等。颇有意味的是,从后世的眼光来看,福柯所研究的这类题材恰恰预示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史学界出现的诸多新潮,诸如医疗史、性别史、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等。福柯继承尼采,挑战以人为中心、本位的史学,又在近年促进了“后人类史学”的研究。

   再次,由于开拓了崭新的研究领域,福柯也相应地革新了史学研究方法。近代史学的一个基础就是通过研究语言文字所记录的材料来获取关于过去的知识。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便指出,历史学那种依赖文献的做法已经过时了,需要做的是扩大史料的范围,将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能承载记忆的东西都包含进来。而他提倡用话语取代语言,通过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法来考察话语的构成及网络,可以说直接导致了历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换言之,自此之后,许多史家已经不再认为语言能透明准确地记录史实,也不认为历史书写能心如所愿地重构有关过去的叙述了。

   最后,福柯后期的著作侧重于揭示知识特别是近代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所建构的知识体系背后的权力架构和网络。他尖锐地点明,其实并没有一种知识是客观的。有关这一观点,他的立场和说法十分激进、明确,那就是:“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所以,知识和权力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一句话,权力就是知识。按照这样的思路,近代史学希求客观治史的高尚理想,被批得体无完肤、无从招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福柯这一旨在改造史学的历史哲学,其内核是彻底否定、完全拒绝近代史学的模式,显然有其偏颇、极端的一面。但这种极端、激烈甚至荒谬,却如一剂猛药,让西方人从以前对其文化中的历史意识沾沾自喜的状态中蓦然惊醒,不得不重新出发。由此缘故,福柯是当之无愧的后现代史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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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文摘 Social Sciences Digest 2019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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