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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陈卫平 等: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更新时间:2020-05-09 16:58:32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陈卫平   谭好哲   方朝晖 (进入专栏)    

   民国初期的八年,可以说是君主制与共和制展开拉锯战的一个特殊阶段。共和制远未在中国扎下根来。相反,共和的自我保卫战,一直在艰难地进行着。倒是君主制的两次复辟,让人们意识到,它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功效并没有随帝王肉身的消逝,真正远离现实。共和政制能够在民国初年的精英博弈中获得广泛支持吗?能够在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政治思想之辩中赢得国民认同吗?能够聚集起共和政制所需要的社会政治资源和观念能量吗?能够真正让国人信从共和政制的现代政治效用吗?如此设问,令人惴惴。

  

   三、“五四”拯救共和

  

   在五四运动以前,共和建国已经被共和自身的败绩搞得声名狼藉。在两次君主制的短暂复辟中,共和政制自证其政治效用的任务已经变得非常紧迫,但始终限于上层精英圈子政治游戏的共和建国,已经很难为共和国提供什么新的动力了。孙中山试图在革命者与军阀之间打开合作通道,但军阀与孙中山同床异梦,以至于让孙中山再次陷入绝望状态。孙中山也意识到向社会寻求共和建国的强大声援之必要与重要,但他没有伸向社会的强有力政治之手。到20世纪20年代,他提出所谓新三民主义,才找到政治革命之外的社会革命渠道,但这已经是“五四”后话了。

   1915年《新青年》的创办,在社会政治理念上有了新的突破:它先于孙中山伸张了捍卫共和必诉诸社会运动的新理念。在今天中国“告别革命”的精神氛围中,这一认知被认为是肆意扩大革命范围,因此让革命日益远离其初衷的悲剧性变化,但从后发国家建立共和政制的世界史来看,这种悲剧性的转变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既定性。一个后发现代国家之所以后发,就是因为它积累的现代国家转变资源的短缺,内部驱动转变的能量十分有限。因此,在建构共和政制的过程中,不得不一方面聚集共和建国的政治精英资源,另一方面努力改良坚硬的专制政治土壤,以便共和政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于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不得不同时进行:以社会革命为共和建国开垦社会土壤,以政治革命为民权政治代替专制政治鸣锣开道。非以前者,不足以为共和国聚集必要的社会资源;非以后者,不足以为共和国奠立国家权力基础。这样的悲剧性处境,不是那种限制革命以保证其不至于破坏社会秩序,而仅仅改变国家权力结构的主观意愿、竭力吁求就可以改变的。后发现代国家的共和建国,一定会走一段弯路,甚至这段弯路可能会非常漫长。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一再印证了这一点。

   在1916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陈独秀明确指出,需要以国民运动取代党派运动,以便开辟中国的“优秀国民政治”(8)。这一断言,显然也有针对民初党争政治缺陷的意味。他认为,像法国、美国和日本那样建立起现代国家,主要应归功于国民运动。“国民之运动,非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所成就。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之根本进步。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9)由此可知,新青年与新国民实际上是两词一意,而新国民一定是关注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行动主体。这就直接触及了现代共和的基本精神。

   在皇权专制传统深厚的中国建构现代共和国,需要认识清楚专制与共和截然不同的结构特点:“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之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专制国本,建筑于主权者独裁之上,故国家之盛衰,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共和国本,建筑于人民舆论之上,故国基安如泰山,而不虞退转。为专制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在格君心之非与谏止人主之过。以君心一正,国与民皆蒙其庥也。至共和国之政治,每视人民之舆论为运施,故生此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则在本自由意志(Free will)造成国民总意(General will),为引导国政之先驰。”高一涵因此全力吁求“国家之自觉”(10)。这种将共和与专制政体清晰划分开来的认识,难能可贵,其中虽然包含高一涵对君主制与共和国混合政制认识的缺失,但对中国来讲,由于从来不存在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混合政制传统,以尖锐对立的眼光看待二者,有其合理之处。尤其是在民国肇建后的八年间,专制君主制的复辟,让人们只能从对立的角度看待两种政体的关系,因此愈益显出高一涵这一政体划分的重要现实针对。在民国初年反对君主国、捍卫共和国的斗争中,清醒认识君主制与共和制在中国的截然差异,确实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政治问题。

   诉诸国民运动以捍卫共和国,岂止陈独秀、高一涵之辈的向隅之思,被称为“五四”幕后推手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显然不是所谓激进分子,但确实是“外争国权”的积极推手。他们所争的“国权”,当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权。从政体论视角看,当然争的是中国之作为一个现代“共和国”的国权。这是从国际社会的大视角看中国建构现代国家问题必然得出的结论。五四运动,无论是从5月4日到6月3号的“小五四”,或者是起自1915年到1920年代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之“大五四”,正是国民行动起来,彻底突破此前精英主导的中国共和建国模式;国民行动起来,一起来捍卫共和国的标志性事件。

   民国肇建后的八年,捍卫共和国,始终是新生中国的头等大事。即便共和国的实际政治运作弊端丛生,那也只是共和政制前行中出现的一时缺陷,而不是国人回头求诸君主制的理由。袁世凯之成为孤家寡人、郁郁而终,张勋复辟前后不过12天,已经足以说明君主专制不再具有整合偌大中国的政治能量:它已经是被彻底终结的传统政体形式,不可能具有与现代民主政制相结合的混合政体活力。曾经担任民国政府总理、袁世凯“时间最长的朋友”唐绍仪,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就明白无误地指出,袁世凯称帝已经“违背了自己就任总统时的誓词,再也无法获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了”。在他看来,“即使我们再发动一百场革命,也必须保留共和制度”。在唐绍仪眼里,君主制已经被历史葬送,而共和制需要捍卫,一个基本的理由就是,“共和制对中国而言是最好的体制”(11)。尽管他对中国传统政制具有悠久的共和传统的阐释有待商榷,但他致力于从传统中挖掘共和制的资源,以捍卫新生的共和国,就足以证明为君主制聚集资源的尝试,已经让渡给为共和制聚集资源了,哪种政体的现实活力更足,已经不在话下了。

   “共和制对中国而言是最好的体制”,可以说是世情、国情、民情注定的,也可以说是世运、国运与时势所决定的。五四运动之所以如火如荼展开,就是因为共和国的内外交困,让国民有了一个现代建国的自觉。对所有后发的现代建国来讲,建国不是高层精英的圈子事务,而应当是国民们的共同事务。因此,国民对国家建构事务的觉醒,是其现代建国具有深厚社会力量支持的标志。中国的共和建国起自晚清,但被少数人绝对自私的权力所阻:他们已经意识到立宪共和对国家权力稳定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效用,这是晚清立宪变革的权力动力,但他们又为眼前的权力利益所宥限,因此很难突破当下掌权的权力天堑,晚清的立宪改革因此必然失败。袁世凯、张勋者流,也因为没有意识到共和政制的大趋势,因此必然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唯有意识到共和制是动员中国民众投入建国大业,从而为现代建国夯实社会基础,开创中国前无古人的共治局面,且认准这是远远胜于一个人与一群人治国理政的现代政治形式,这一趋势具有人为力量不可逆转的性质,中国才算确立了现代建国的根本。而“五四”恰恰发挥出催生相关力量的作用。就此而言,唯有“五四”,才发挥出此前所无、此后罕见的拯救共和的巨大作用:“五四”之前,共和是需要自辩的政体形式;“五四”之后,国人对现代共和政制不再悬疑。“五四”之后,形式上君主复辟尝试的不见于史,对之作出了有力证明。

   当然需要指出,“后五四”建构并捍卫共和的路径出现了历史性分岔:激进共和压倒立宪共和,将中国引上一条激进政治的不归路。但这是“五四”之后中国政治诸因素激烈碰撞的偶发性结果,并不必然证明中国只能迈进在激进共和的革命道路上。只要中国政治进入正常轨道,全民共和而非贵族共和的现代共和建国路径,就会坚韧地展示给人们。“五四”之随时叩击国人的心门,理由在此。

  

   “五四”:在多元阐释中重建知识叙事

  

   今年是“五四”百年纪念。如何认识和评价“五四”,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建立,直至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根据毛泽东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有关论述,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形成了大体统一的“五四”叙事。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五四”的认识和评价意见纷呈,出现了多元阐释的情形。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重建“五四”叙事,需要辨析以下四个问题。

  

   一、“五四”与全盘反传统。

  

   通行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论著,都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20世纪80年代中期,把“五四”称之为全盘反传统激进主义的观点,从海外传入中国大陆,如今已成描述“五四”的惯用说法,而“打倒孔家店”则是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标识。其实,因“打倒孔家店”而视“五四”为全盘反传统是没有说服力的,道理很简单,儒学不是传统文化的全部。事实上,“五四”对于非正统儒学和先秦诸子(包括孔子)都有肯定。这在以往的知识叙事中常常被忽略了。更值得指出的是,在至今能够检索到的“五四”文献中,没有出现过“打倒孔家店”,有的只是胡适称赞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2)。就是说,认定“五四”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是没有史料依据的。从胡适的序可以看到,所谓“打”的本意是指犹如清扫大街的“清道夫”,扫除孔门儒学这条大街上的“孔渣孔滓”,使其成为新文化重建的重要地基,因为与渣滓相对的是精华。这意味着清扫“孔渣孔滓”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认识孔子及儒学的精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在1919年的《新思潮的意义》(此文早于《〈吴虞文录〉序》两年)一文中指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于是“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由此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强调“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13)。不难看出,所谓的“打”,胡适用学理化语言来说,就是“评判的态度”。我们不能因“打”或“打倒”的字眼颇有激愤色彩,就给“五四”戴上全盘反传统的帽子。

   事实上,主张“打孔家店”的胡适在五四时期的论著中,依据“评判的态度”,对孔子和儒学有不少肯定: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评价孔子为人、为学时,说孔子“有志于政治改良”,是“积极的救世派”,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为人是“何等精神!”;“孔子的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又注重标准的榜样行为,注重正己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孔子的正名论是“中国名学的始祖,正如希腊梭(苏)格拉底的‘概念说’是希腊名学的始祖”,“孔子论知识,注重‘一以贯之’,注重推论”;孔子“所反对的利,乃是个人自营的私利”等等(14);再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指出:“我们平心而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合有一点归纳的精神”,“陆王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体现了“独立自由的精神”,而“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因为朴学家“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等等(15)。可见,胡适的“打”绝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与“平心而论”的评判相联系。

尤其要指出的是,当时所要“打”的“孔家店”是以“孔教”为主要对象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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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 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y 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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