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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宽容·启蒙·革命

更新时间:2020-05-08 13:48:08
作者: 赵林 (进入专栏)  
为自己的这位论敌进行辩护,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事实上,这句话并非伏尔泰本人所言,而是出于英国现代女作家比阿特丽斯·霍尔在《伏尔泰的朋友们》一书中对其言论自由思想的评论。据卢梭本人记载,当巴黎和日内瓦对他发出通缉时,不仅法国的天主教徒和瑞士的新教徒都对他进行声讨,那些一向与教会为敌的“哲学家”(指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也对他落井下石。至于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虽然一面声称愿意为走投无路的卢梭提供避难所,另一面却以刻薄的口吻说道:“此人既不适合于共和国,也不适合于君主国,更不适合于上流社会。”四面楚歌的卢梭以悲怆的笔触写道:

  

   “这两个通缉令就是信号,全欧洲都起来咒骂我了,其愤激之情,真是史无前例。所有杂志,所有报纸,所有小册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钟。特别是法国人,这个民族本来是那么温和、有礼貌、豪迈,平时又那么自负,能对不幸者顾大体、全大义,现在竟突然忘掉了他们最宠爱的那些美德,都争着来打击我,以辱骂的频繁和猛烈来显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个反教分子、一个无神论者了,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了,一头猛兽,一只豺狼了。”[④]

  

由于长期的漂泊困顿以及朋友们的反目成仇,晚年的卢梭难免有些受虐狂的妄想,他的描述多少带有偏颇色彩。更重要的是,在他那些充满了不平的怨恨的文字之间,燃烧着对上流社会——矫揉造作的贵族沙龙和知识精英——的复仇之火,这思想的火苗后来通过他的忠实信徒罗伯斯庇尔在政治上焕发出千百倍热度的烈焰,把整个法国上流社会焚烧殆尽。从实质上看,发生在以“日内瓦公民”自称的卢梭与伏尔泰、霍尔巴赫等沙龙“哲学家”之间的思想龃龉,恰恰反映了充满怨气的社会底层与机智刻薄的知识精英的不同启蒙理想,以及彼此之间无法妥协的利益诉求。养尊处优的伏尔泰推崇理性,他所追求的主要理想是自由;出身贫寒的卢梭崇尚美德,他所向往的主要目标是平等。这种启蒙理念上的思想分歧很快就在不久以后的法国大革命中激荡放大为不同社会阶级、政治派别之间的血肉相搏,最终竟酿成了断头台上的恐怖。

  

  

  

   思想上的偏激孕育了行动上的暴戾,犀利尖刻的法国启蒙运动衍生了剧烈残酷的社会革命。如果说英国启蒙和革命的特点是宽容与妥协,那么法国启蒙和革命的特点就是偏激与对抗。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中,在王党分子、主张君主立宪的斐扬派、主张共和的吉伦特派、主张平民专政的雅各宾派,甚至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巴黎公社等政治派别之间,出现了激烈的政见之争和流血冲突。自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推翻君主专制之后,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法国先后经历了君主立宪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雅各宾专政(救国委员会)、督政府和执政府、拿破仑(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拿破仑第二帝国,一直到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才在冲突各方精疲力竭之后,开始效法英国模式走上了一条相对稳健的政治转型之路。与体现了宽容和妥协精神的英国政治变革过程不同(虽然英国革命也曾杀死过一个国王),法国的几度革命和复辟都充满了暴力的特点,不仅有政治党争,而且有民众暴动,议会中的激烈辩论与街头上的流血杀戮相互呼应。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在政治冲突中都缺乏宽容精神和妥协意愿,都要把对手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路易十六早先为了减轻死刑犯的临终痛苦而亲自参与设计的断头机,没想到竟被广泛地用于政治恶斗,最后连他本人和王后也死于断头台上。在充满复仇怨恨和缺乏宽恕情怀的政治环境中,每一个政治派别都在轮番扮演着刽子手和牺牲品的角色,紧跟着被自己判决的敌人的脚踵走上断头台——首先是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联手把试图进行改革的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然后是雅各宾派联合巴黎公社把温和的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韦尼奥、罗兰夫人等送上了断头台。再往后,雅各宾派内部发生了政见分歧,笃信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和道德主义的罗伯斯庇尔先后把激进的埃贝尔派和保守的丹东派送上了断头台,公开用恐怖来推行美德(“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较弱的”)。然而坑灰未冷,正如丹东在被宣判死刑时所预言的(“我会拖走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等革命恐怖主义者很快就被保守的热月党人送上了断头台。在从热月政变经过督政府到拿破仑专制和波旁王朝复辟的一段时间里,又出现了共和政府对巴黎公社的镇压和保王党人对革命者的屠杀,反革命的恐怖又开始取代了革命的恐怖。被送上断头台的政治家们,无论属于哪一党派,都是高喊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那些曾经毫不怜悯地向自己的政敌举起屠刀的失势者,在走向断头台时同样慷慨激昂地高唱起悲壮的《马赛曲》:

  

   “起来,祖国的儿女们。

   光荣的日子来到了:

   暴政的血腥的屠刀

   已经向我们举起。……”

  

   这种誓死如归、绝不妥协的悲壮,更加强烈地反衬出缺乏宽容精神的恐怖本身——无论是什么名义的恐怖——的邪恶。法国大革命期间不仅有激进派(雅各宾派和公社)的暴戾,也有保守派(热月党人和王党)的暴戾;既有革命的恐怖,也有反革命的恐怖。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权力之争,不仅要剥夺对方的言论自由权利,而且还要剥夺对方的生命权,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把对手彻底消灭。由此可见,最邪恶的现实状况并不是某一政治派别的堕落,而是博弈双方的共同堕落,双方都以缺乏宽容精神的残暴方式来对待对方,都要把对方赶尽杀绝。相比起在宽容妥协的精神前提下有序推进的英国政治变革进程,法国大革命尽管具有反专制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它却酿成了深重的社会灾难!

  

   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为了与天主教专制相对抗,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公开打出了“战斗的无神论”的大旗,这在基督教信仰笼罩千年的西方世界无疑具有惊世骇俗的颠覆意义。在不久以后的法国大革命中,为了与君主专制相对抗,雅各宾派又走向了用恐怖手段来推行的平民民主,这在已经通过阶级妥协而完成了政治变革的英国人看来真是匪夷所思!然而,法国人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这些翻天覆地之举,很快就由于革命激情的过度宣泄而转向了它的反面:随着法国人在政治上告别革命而屈从于新的集权统治(拿破仑帝国),他们的宗教态度也从激进的无神论回归到保守的天主教。

  

  

   法国大革命从反对波旁王朝的君主专制开始,经过雅各宾派的平民民主(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走向了拿破仑帝国的皇帝专制。“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⑤]这种革命的吊诡,伴随着前半段悲歌慷慨的恐怖暴力和后半段意志消沉的顺从平庸,固然与法兰西民族浪漫圆通的文化性格有关,同时也表明了一场缺乏宽容精神的政治变革和宗教更新的历史结果是多么荒诞!在拿破仑帝国崩溃之后,法兰西又经历了波旁王朝复辟、共和国重建和拿破仑帝国死灰复燃的几度更迭(其间还穿插了激进的巴黎公社运动),暴力革命和社会动荡不断重现,其余波一直荡漾至今。在不久前发生的巴黎“黄马甲运动”中,具有颠覆意味的革命烈火再一次在富丽堂皇的香榭丽舍大街上熊熊燃起……

  

   法国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这种偏激对抗的思想传统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激烈冲突和暴戾恐怖,而且也导致了文化上的两极对立。诚如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所展现的,在近代以来的法兰西社会,崇高典雅的东西与滑稽丑怪的东西相互撕咬着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文化图景。品位优雅的伏尔泰虽然叫嚷着要“粉碎一切卑鄙无耻的东西”,却对雍容华贵的古典文化推崇备至;而敏感激愤的卢梭则决意要与整个上流社会的虚骄风气一刀两断,开启了从浪漫主义直至今日的一切反传统的文化潮流。自从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分殊之后,古典与浪漫、高雅与流俗、圣洁的感召与罪恶的诱惑等等,始终都以一种美杜莎式的冷峻方式彼此对峙着。在巴黎这个充满了躁动不安的世界魔都,一边是以凡尔赛宫和卢浮宫为代表的“崇高典雅”,另一边是以巴士底广场和蓬皮杜艺术中心为标志的“滑稽丑怪”,双方的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令人目眩神迷、血脉贲张。二者的并行不悖一方面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巨大包容性,另一方面却始终透露出某种格格不入的精神抵牾。

   ………

   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英格兰的宽容妥协精神,通过殖民统治的方式传播到了北美、澳洲、南亚等地,塑造了那些地区的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和多元包容的文化风格。而法兰西的偏激对抗传统,则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由俄罗斯中介到了广阔的东方世界,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砸碎旧世界、建立新时代”的剧烈颠覆与更新。

  

   注释:

   [①]1689年,这封用拉丁文书写的长信与另外三封同样主题的信件一起,以《论宗教宽容》为名在荷兰公开出版,并马上被译为荷兰文、英文、法文等多种文字,一时间风靡欧洲思想界。

   [②]洛克:《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第47-48页。

   [③]《洛克宗教著作选集》,香港道风书社2008年版,第390页。

   [④]卢梭:《忏悔录》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28页。

   [⑤]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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