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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分析与重构

更新时间:2020-05-07 14:22:23
作者: 姚大志  
虽然穷人处于需要帮助的处境,但是任何人或政府都不能强迫富人来帮助穷人,否则就违反了对行为的“边界约束”。

   为什么强迫富人援助穷人就违反了“边界约束”?因为国家要想援助穷人,就需要为此强制征税,而在诺奇克看来,这种强迫征税侵犯了人们的财产权。诺奇克把人们对于自己财产的权利称为“资格”(entitlement),而一个人对自己的财产是否拥有资格,这需要看他对这种财产的持有是否符合正义的原则。诺奇克所说的正义原则主要有两个,即“获取的正义原则”和“转让的正义原则”。“获取的正义原则”是规定无主物的原则,即一个自然物如何从无主的状态合法地变为被人拥有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诺奇克基本上接受了洛克的观点,主张人们是通过劳动来合法占有无主物的。“转让的正义原则”是规定有主物的原则,即已经合法拥有的财产如何正当地转让给他人。诺奇克认为,只有当一种转让是自愿的时候,它才是正当的。如果一个人的财产符合这两个正义原则,那么他对其财产就是有资格的;如果一个人对其财产是有资格的,那么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人就不能拿走他的财产,否则就侵犯了他的权利。

   对于援助穷人的问题,不同立场的人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和剧烈的争议。从平等主义者的观点看,一些人之所以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财产,这是因为他们拥有比其他人更高的自然天赋。而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天赋,这是偶然的和任意的。从道德的观点看,人们对于自己的天赋不是应得的。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自然天赋不是应得的,那么他们就不应该用它为自己谋利,而应该用它来帮助那些天赋较差的人(穷人)。但是从极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看,即使人们对其自然天赋不是应得的,他们对它也是有资格的。这里的关键是资格。按照诺奇克本人的解释,“资格”这个概念是指古典自由主义的“自我所有权”。洛克曾提出:“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因此“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同洛克一样,诺奇克认为,无论从道德的观点看人们的自然天赋是不是应得的,他们对其天赋都是有资格的;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自然天赋是有资格的,那么他们对其自然天赋是拥有所有权的;如果人们对自己的自然天赋是拥有所有权的,那么他们对由自然天赋所产生出来的财产也是拥有所有权的。

   在这个问题上,平等主义者与极端自由主义者是完全对立的。在平等主义者看来,人们对其自然天赋不是应得的,因此他们不能用其天赋来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而应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从而应该援助那些天赋较差的人们。对于极端自由主义者来说,我的自然天赋是我的,如果无人能够否认这一点,那么我对我的天赋就拥有所有权,并且对由天赋产生出来的财产也拥有所有权。我对自己的财产拥有所有权,这意味着政府不能决定我如何使用我的财产,更不能强迫我把它们拿出来援助他人。援助他人的义务是不能强加的,否则就侵犯了人们的自由和权利。

  

   三、自由主义自由观的两个缺陷

  

   在我们的上述分析和重构中,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是由两个原则构成的,即“自由无干涉”与“义务无强加”。前者表达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想,而后者是在福利国家条件下对无干涉理想的补充。“自由无干涉”原则要求其他人、团体或国家不得侵犯个人所享有的各种自由和权利,“义务无强加”原则要求国家不得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把援助的义务强加给每个人。两者对个人行为与政府行为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对个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给予了特别的保护。但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

   首先,在这种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中,自由是纯粹形式的。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或者极端自由主义,“自由无干涉”意味着,除了自然因素的限制之外,只要一个人没有受到其他人、团体或国家的干预,他就是自由的。自由就是没有外部的人为限制,没有受到其他人的侵犯。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想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不仅需要没有自然的障碍或者人为的限制,而且还需要具有相关的能力与机会。比如说,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人们发表言论的能力与利用言论自由的机会是不同的。富有的人们可以花钱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普遍百姓则没有这样的能力。每个孩子都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富有的家庭可以选择居住的地点,以便让自己的孩子在学区的优质学校享有教育权,而穷人则没有选择学区的能力和机会,尽管他们的孩子拥有同样的教育权。人们拥有的自由权是同样的,但是由于这种自由完全是形式的,所以对于不同的人,这种自由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者说,与其他人相比,同样的自由(如言论自由)对于某些人只具有很小的意义。

   其次,在这种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中,自由与平等是冲突的。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特别是对于极端自由主义,“义务无强加”意味着,对于那些处境困难的人们,人们没有以再分配方式表达的援助义务。如果国家通过税收强加给人们以援助他人的义务,那么它就侵犯了人们的权利。也就是说,无论一个社会在财富和收入方面是如何不平等,这都无损于自由主义的理想。但是,我们认为,不仅自由是重要的价值,而且平等也是。如果自由主义把“义务无强加”奉为一种原则,那么这意味着自由与平等是冲突的。因为平等的理想要求人们对处于困境的人施以援手,要求国家实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义务无强加”对再分配施加了“边界约束”,对平等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在这种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中,自由与平等是不相容的。

   让我们总结一下。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中包含两个原则,一个是“自由无干涉”,另外一个是“义务无强加”。“自由无干涉”意味着这种自由主义的自由是纯粹形式的,而“义务无强加”意味着在这种自由主义的理想中自由与平等是冲突的。如果自由是纯粹形式的,那么这种自由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自由与平等是冲突的,那么这种自由的价值就会受到限制。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存在重大的缺陷。当代的自由主义者要想继续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维护其自由的理想,他们就需要对自由主义做某种程度的修正。

  

   四、平等主义的修正

   如果我们上面的分析和论证是正确的,那么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就存在重大的缺陷。这些缺陷的实质是不平等:自由是纯粹形式的,因为同样的自由对于那些贫困者具有更少的意义;自由与平等是冲突的,因为“义务无强加”否定了平等主义的再分配。纠正这些缺陷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某些平等主义者的肩上,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即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如果说极端自由主义的代表是诺奇克,那么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代表就是罗尔斯。在以平等主义修正自由主义的意义上,罗尔斯把自由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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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们的分析和重构,在自由主义自由观的两个原则中,“自由无干涉”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是这种自由是纯粹形式的,“义务无强加”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在于这种自由与平等是不相容的。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罗尔斯提出了“自由与自由价值的区分”;为了解决后一个问题,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让我们依次来分析和讨论这两个问题。

   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对自由主义的这样一种批评:由于它的自由是纯粹形式的,所以这种自由对于穷人来说既无价值也无意义。这种批评通常来自左翼,特别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作为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承认物质财富会对自由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由于现实的政治议程一直为各种利益集团所控制,罗尔斯甚至认为,宪政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没有能够保证自由的公平价值。但是,罗尔斯并不认为这些问题会构成对自由的限制。为了回应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罗尔斯对“自由”和“自由的价值”进行了区分:“自由表现为平等公民资格之完整的自由体系,而对个人和群体来说,自由的价值则取决于他们在自由体系所界定的框架内推进其目标的能力。”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试图用这种区分表明:自由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自由的价值对所有人则不是一样的,有些人具有更高的权威或更多的财富,从而具有达到其目的之更大的能力。

   但是这种区分产生出一个问题:对于自由主义,限制自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贫穷是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假如某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某个种族的人们不能参加政治选举,我们会认为,这些法律规定构成了对他们的自由和权利的限制。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法律没有对自由加以限制,那么其他东西(如贫穷)能构成对自由的限制吗?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影响人们自由的原因是外在的(如法律的规定),那么它们就构成了对自由的限制;如果影响人们自由的原因是内在的(如他们的贫穷),那么它们就不构成对自由的限制。

   通过自由与自由的价值的区分,罗尔斯试图确立一种“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高扬自由的价值,这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就此而言,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以诺奇克为代表的极端自由主义与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与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极端自由主义不同,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高扬的不仅是“自由”,而且是“平等的自由”。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或者极端自由主义的“自由”可以同物质财富的“不平等”并存,那么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自由”则与“不平等”是不相容的。为了摆脱不平等的物质财富对“平等的自由”的影响,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区分了自由与自由的价值,并试图以此表明,不平等的物质财富影响的只是自由的价值,而不是自由本身。在这种意义上,罗尔斯关于自由与自由的价值的区分,类似于为自由架设了一道“防火墙”。

   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缺陷是通过“义务无强加”表现出来的,即自由与平等的冲突。自由和平等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但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中,自由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意味着,如果自由与平等发生了冲突,那么自由的价值会压倒平等的价值。但是对于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自由和平等都是最重要的价值,两者缺一不可,同样重要。对于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与平等具有一种互补的关系:没有平等的自由是形式的,没有自由的平等是专断的。如果在古典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中自由与平等是冲突的,那么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就需要用某种方式把两者统一起来。

   对于自由主义的传统来说,调和自由与平等的冲突,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罗尔斯用正义原则来调和自由与平等的冲突,而这种起调和作用的正义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正义原则是“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有两个部分,即“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要求,自由和权利的分配应该是平等的,即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第二个正义原则允许权力、机会、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但是它要求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应该有利于处境最差者。

   第一个正义原则被称为“平等的自由”,这个名称本身就体现了自由与平等的融合。古典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主张每个人都拥有自由权,而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主张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权。这种自由权是平等的,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每个人都享有最广泛的、平等的自由,没有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或更少的自由;另一方面,每个人享有的自由应该与其他人的自由是相容的,任何人的自由都不比其他人的自由更为重要。就自由和权利的分配来说,第一个正义原则所体现出来的自由主义是平等主义的。

但是,尽管每个人所享有的自由和权利都是平等的,但是由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所拥有的收入和财富不同,平等的自由对于不同的人会具有不同的意义。为了弥补这个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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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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