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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江枫:华北自治运动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

更新时间:2020-05-04 11:14:36
作者: 贺江枫  
乐得利用, 似有谅解。”26恰逢28日白坚武煽动丰台兵变, 萧振瀛以平乱为名, 利用北平军分会委员的名义, 急调二十九军冯治安部进入北平, 顺势获得北平控制权。

   随着二十九军势力从察哈尔拓展至北平, 萧振瀛与商震对北平控制权的争夺日趋公开。萧振瀛向中央明言:“商震何功?一日三迁!宋明轩 (宋哲元) 何罪免职?要求任宋以北平绥靖主任, 渠为北平市长”。27商震与日军关系本甚密切, 但此时日本态度有所转变, “惟近来日人态度似稍变, 叔鲁 (王克敏) 曾言:土肥原数日前在津约商之秘书刘继昌往谈, 谓河北情形复杂, 不易应付, 商主席对此有何办法?刘不能答。土续称, 商来津已逾半月, 未见有何办法, 倘无相当把握, 河北不如不就为妙”。28商震内外树敌, 压力倍增, 阎锡山极为忧虑, “谓启予不易就职, 以日方既戏弄之于外, 而万 (万福麟) 、宋等复痛恶之于内, 前定五号就职, 今已后推矣”。29在商宋政争的背景之下, 阎锡山认为黄胪初赴津与宋哲元联络已无必要。

   日军窥悉华北权力格局之关键, 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 驱逐华北中央军势力, 随着《何梅协定》的达成, 国民政府在日军压力之下被迫禁止中央军进入河北平津地区, 因此中央毫无钳制华北各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 日方周旋于各方实力派之间, “一面勾结阎锡山, 一面联络白崇禧, 对阎则谓白已同意, 对白则谓阎已同意”, “同时谋煽惑韩复榘独立, 以达其分化我整个国家之目的”, 30利用华北地方实力派争权夺利的心理, 引诱各方与日合作, “谓华北将来非由某某二公者, 请一维持, 所以政客又在各处奔走”, 31从而使得“华北全局对外陷于竞卖状态, 对内近于火并状态”。32华北政局又因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拒绝北上, 无人负责, 顿失重心, 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密谋联络, 北洋安福系、地方杂军、西南军阀又跃跃欲试, 秩序混乱已达极点。

  

   二、华北五省自治暗流涌动

  

   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的爆发, 使得于学忠、宋哲元相继被国民政府免职, 引发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对自身利益的担忧。韩复榘公开表达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鲁韩近甚愤慨, 认中央处理冀察事件失当, 对人谈省主席权不在国府, 而在日军部, 日本不满于学忠, 中央就撤于职, 日本不满宋哲元, 中央亦撤宋职, 将来日本若对我不满, 中央也必撤我职”。33他甚至对国民政府的信任丧失殆尽, 认为中央终将放弃华北, “数月来日人希望甚殷, 倘我方长此敷衍, 仍无具体办法, 恐阳历年底, 平津方面终不免酿成巨变。届时政府如置平津于不顾, 则山东亦当受其影响”。34他的担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华北各地方实力派普遍的生存焦虑。日本天津驻屯军对此有清晰的认知, 强调“迄今为止, 华北的各实力派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与中央政府打交道, 其态度各异。然而, 大体而言, 都惧怕中央政府对其行使武力, 在独立问题上逡巡不前, 难下决心。然而自河北事件以来, 他们的对日依赖观念逐渐加强”。35日方虽对阎锡山出面组织华北自治运动多有疑虑, 但仍试图施加压力, 迫其就范。阎锡山面对华北政局重心缺失的混乱局面, 亦开始试探性地与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合作, 意图实现利益最大化。

   晋系此前对日本的“示好”, 态度模棱两可, 日军颇多微词。1935年6月, 日本陆军中央中国科科长大城户前往太原拜访阎锡山, “系代表日陆相与主任直接谈判, 问能否与日本提携合作?主任颇难遽答, 只好婉词敷衍, 谈约三小时, 大城户不得要领, 稍形不快”, 日方对此大为不满。故而, 当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高桥坦计划再次赴太原之时, 阎锡山为缓解来自日方的压力, 态度开始发生变化。7月13日, 阎锡山与徐永昌商讨应对办法, 询问是否应报告中央, 徐永昌表示:“拒绝应有妥善之法, 若来, 则必须报告, 其如何来一节, 可任其自然, 不必管其乘车或乘飞机也”。36至于高桥坦所言华北经济合作, 7月9日阎锡山已知悉其内容, “其要点:一、开发山西东北南部各地矿产, 建沧石线、大同通州秦皇岛线、赤峰、承德、多伦联络北宁线等铁路。二、开通内外蒙古生意。三、以现在满铁在山东种棉之资本为基础, 图向华北扩大, 使日本棉供给不缺, 不久即在天津设统制机关”。37迟至8月3日, 高桥坦才前往太原与阎锡山会谈, 徐永昌本欲提醒阎锡山, “注意彼来本有求于我, 今因连日各代表之怂恿, 应付间必至反有求于彼, 犹之关贼于室内, 此如何可者?”但当其观察到阎锡山态度暧昧之时, 亦不再多言, “主任似已动心, 说又何益, 彼左右诚多喜事而藉图权利者, 且此事与主任大不利, 然主任果于不得已时出任艰巨, 于人民或有益也, 总比石友三等出来强得多”。38高桥坦为诱惑阎锡山出面组织华北五省自治, 甚至承诺由晋系干部出任察哈尔省主席, 晋系势力可扩展至华北三省。39阎锡山态度模糊, 请部属转告日方, “阎先生出来也办不了甚事, 因为韩等纵拥阎出, 有利他们接受, 有害他们不听, 徒毁阎与日, 希望毫不能达到”, 建议由日方“向我们中央要求阎先生出来负责”。日方“认为有理, 当本此进行”。408月8日, 高桥坦向外界明言:“阎对华北问题, 看测甚透, 所论极足, 予虽与阎晤谈一次, 而印象殊深”, 强调“晋省之工业, 将来之发展, 与冀省农业改进之情形相埒, 而与未来之中日贸易亦有重大关系”。41

   此外, 日方意欲加强对绥远的军事、经济渗透, 并清除绥远国民党党部势力, 高桥坦会晤阎锡山、傅作义之时, 明确表示, “此后如有日人前赴绥蒙各地侦察等事, 请予便利谅解, 勿加干涉, 但绥省府虽取缔排日行动, 然党部为排日机关, 现仍存在, 前次冀察事件中央与日订约, 业将平津冀察等党部撤消, 绥察立于同一线上, 此事似解决, 不应以绥未生事件而与华北各省不一致, 要知华北诸省已全无党部矣”, “近闻平绥路党部又暗移绥远工作, 此事殊为日方所难允许”。在日方的压力下, 8月6日, 傅作义致电何应钦, 请求裁撤绥远国民党党部, “此次高桥又来正式口头表示, 情形势已至决意之时, 究应如何办理之处, 伏祈示遵”。4213日, 蒋介石在获悉何应钦报告后, 迅即命令叶楚伧、陈立夫, “绥省及平绥路等党部一律自行撤消”。43傅作义此举不仅使得日军无从寻衅, 更借此清除国民党党部势力, 免却中央权力向绥远扩展。至于日军在绥远的经济渗透, 傅作义则采取消极抵抗之策, “对于赴西北视察之日人行动密加注意, 并通令所部防范日人查询与努力使用国货各问题”。44

   就在日方向晋系施加压力, 迫使其与日本合作的同时, 各派势力均欲拉拢阎锡山, 以期在华北自治运动中占据有利地位。华北各地方实力派为使其五省自治更具“合法性”, 以李石曾的分治合作理论为依据, “石曾主张晋、绥、察、鲁对外之分治合作, 即前此之分治合作是防内乱, 今时是对外的。藉分治以缓和外交, 藉合作以备万一, 因为退让, 亦有限度, 不到限度, 一切隐忍。至不能忍之限度, 合而与敌致命, 其约略之意义为排除障碍, 不作权利分配”。1935年7月, 韩复榘密派私人代表柴东生前往太原, 与晋系展开联络。7月31日, 柴东生向徐永昌表示希望阎锡山出面组织华北自治政权, “盖中央已无力问华北事, 吾人若不早自为计, 恐山东、山西祸患已到不远, 即咱们自己不有组织, 等到日本对咱失望后, 他随便拥个任何无赖到北平, 那时人家假日本力以临咱, 恐山东、山西也只好低头服输, 所以韩先生意, 与其坐以待毙, 何如早自打算, 不过今日之事, 韩决无任何野心或权利思想, 纯为华北自身打算, 以为请阎先生出任华北艰巨, 为今日自救唯一决策”。458月1日, 贾景德在阎锡山的授意下询问徐永昌, “如仍北平现机关或将军政两分会合并, 请阎先生出而领导之, 惟须徐韩先见面一商步趋, 柴意韩到平, 太令各方先注意, 询有何善法?贾意余 (徐永昌) 可借看汪, 往青岛, 韩可到青相晤”。徐永昌表示最好不去青岛, 因柴东生曾言“可否怂恿王叔鲁召集五省主席会议, 彼 (王克敏) 正谋召集而未敢遽行者”, 在北平与韩复榘会晤更为合适。尽管徐永昌对华北五省联合自治颇多疑虑, “五省问题, 我不敢有意见, 因为站到国家方面看, 前途太黑暗”, 但顾忌同僚态度, 最终仍勉强答应, “言下贾先生似很失望, 然而即此, 我也是勉强答复, 否则不定误会些什么出来”。46

   王克敏自1935年6月出任政整会代理委员长后, 为见重于日方, 计划8月初在北平召集察哈尔省省主席秦德纯、河北省省主席商震、山西省省主席徐永昌、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 举行联合会议, “商讨关于促进中日提携、开发华北产业、经济合作诸问题, 届时关东军将派代表参加”。478月13日, 徐永昌从太原前往北平, 入住协和医院治病。王克敏初始担心各省主席难以齐聚北平, 王绍贤乃向王克敏明言:“徐现在平, 韩与最密, 即不召, 渠 (韩复榘) 亦且来晤徐, 至宋等, 则皆在附近, 韩既来, 他人更无问题也”。此时晋系内部围绕阎锡山主导华北五省自治一事展开讨论。贾景德主张与韩复榘联合, “至盼向方 (韩复榘) 出而倡行”;杨爱源以为不可;徐永昌认为, “如料日对华北无甚遽迫, 则尽可以现状安渡下也, 若向方料日必将遽进, 则所谋是亦有益于国家者, 总之, 对外交问题, 余素主由中央主持者, 不过当兹非常之内外情况下, 向方苟有利国主张, 余决以全力助之。”最终决定采取顺势而为, 以利害大小为依归。韩复榘的代表刘熙众急于促成华北五省联合会议, 23日再次催促王克敏, “不然徐出院, 即归晋矣”。48孰料28日行政院明令取消政整会, 王克敏的计划胎死腹中, 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未因此停止, “日本军方仍旧试图依靠宋哲元和其他军事将领, 努力扩大在华北的经济、政治权益”。49

   事实上, 华北各省拥护阎锡山领导五省自治, 可谓各怀鬼胎, 即如刘熙众向黄胪初所言:“宋、商是个拥阎的么?韩是个拥阎的么?反之数年来, 阎何事能令人满意, 柴东生日前黄袍加身式的请阎先生答应出任五省首领, 实则袍料在杭州还没有织”。9月13日, 韩复榘驻北平代表刘熙众向徐永昌明言, “萧仙阁有一种野心, 即拟于一年内运用外交, 以二十九军统一华北”, 认为“商太滑 (一方拉日, 一方拥蒋) , 宋太蛮, (又以萧仙阁能左右宋) 无从提携, 纵使强合, 徒增纷扰”, 建议“似不如晋鲁联盟, 作华北之砥柱, 既可安内, 亦可攘外, 即以阎先生之耕者有其田为主义, 而渐行表见”, 刘熙众坦承:“如得晋方赞许, 当归语向方也”。14日, 刘熙众询问徐永昌, 如若赞同他所提主张, 可否亲笔致函韩复榘。徐永昌明确回绝, 示意“此诸问题赞同则可, 不愿自主张也”。50

日军窥知华北乱象, 认为河北事件之后, 各地方实力派“彼此相互联络, 促进了与中央对抗的决心, 这一点非常明显。有鉴于此, 我们判断而今华北的独立只不过是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 而且华北独立势必影响到西南及其他各地的杂牌军。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给中国全国带来重大变化”, 51加速推进华北自治运动。9月, 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高桥坦前往张家口, “名虽视察特务机关, 实系迫使华北改变局面”, 52向宋哲元部兜售华北自治计划, “ (一) 先唱联省自治, 使华北事实上脱离中央。 (二) 第二步逐渐实现华北之独立组织”。53为引诱二十九军, 土肥原特别主张华北税收应由华北自治政权掌握, “第一步截留关盐等各税, 年约四千万, 予中央根本上之财政打击, 以所截留之税款, 作华北建设公债基金, 由中日伪市场发行公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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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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