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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洋 马跃:新铁幕抑或新冷战 :中美关系现状及中国应对之道

更新时间:2020-05-03 23:30:46
作者: 于海洋   马跃  
美国愿意让盟友相信,目前所发生的美中竞争会是旧冷战的历史重演。如果新冷战由美国的压力政策变成灾难性的大国冲突,如果美中冲突绵延日久,那么,不仅美中关系,整个国际体系都可能出现强烈的权力政治与零和思维倾向,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不再依赖国际合作、集体行动和国际法律机制,转而求助于弱肉强食的丛林逻辑和危险的政治军事工具。战争或威胁进行战争不再是可怕的前景,而是变成了一种大国普遍认可的政策选择。这种趋势在今天的东欧和中东局势中,已经体现出来。

   (三)新冷战尚未发生

   冷战有很多具体的表现形式,但其实质是一种无法后退的武装对峙,阵营间积累的怨恨、敌意和压力,释放在国际关系舞台之中,会造成任何国家无法回避的安全压力。新冷战是政治噪音和危言耸听,是对即将发生秩序剧变的预警,还是已经成为现实?随着美国对中国围堵力度的加大,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冷战迹象在当代复活。但是,这些迹象更多还是体现在美国的部分政策实践中,尚未变成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特征。现行的国际秩序和美中关系对美国依然存在着深刻的约束。

   第一,国际经济体系的深入融合。中美的冷战不是两个相互隔绝的大国的对冲,而是相互依赖下的斗争。美中都在向海外投射经济力量,但是这种投射基本是在全球通行的经济规则框架下进行的,目前,中美竞争并没有达到彻底撕裂现行经济体系的地步。中国和国际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合,已经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由于中国是在遵循现行规则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而美国又是现行秩序的缔造者。口头的抱怨无法改变美国是现行秩序最大既得利益者的基本现实,因此,美国必须顾及美中竞争对现行秩序的伤害程度。2018年,CATO 发表的分析报告就认为,美国与中国贸易战目标并不是结束两国之间的贸易,而是希望双边贸易按照“对美国人更有利的条件进行”。 Daniel J.Ikenson 认为,贸易战会影响贸易规则,但不会造成贸易本身的中断;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比现有的还要高”。

   第二,差异政体克制共存的历史传统。新中国建立以来,中美两国进行过直接的军事对抗,也曾发展为准盟友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领域建立了有效的政府间合作体系,这种合作关系近年来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对美国反复操纵的颜色革命充满警惕,美国也存在越来越大的声音,认为中国在对美国进行无孔不入的政治渗透。特朗普曾针对中国所谓“意识形态威胁”专门表态,“美国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表明这已经构成压倒一切的威胁。中美之间的体制差异一直存在,体制冲突也从未消失,但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还是在向前发展。双方历史上无数次的交锋证明,中美制度差异带来的消极后果,更能证明两国关系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表现出输出意识形态的丝毫兴趣,美国智库观察到中国希望各国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承认中国从未做到“苏联在冷战期间咄咄逼人地使用胡萝卜加大棒将各国拉入马列主义轨道的程度”。反观美国,即便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美国都没有能力按照其偏好塑造中国的发展道路。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举得巨大成功、政治体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美国又能有怎样的期待呢?目前,没有任何切实的法律及政治文件,证明美国已经把消灭中国政治制度或者绝对隔离视为可行的外交政策目标。

   第三,国际社会的渗透性。美苏冷战期间,两大阵营间的社会交往被限制在极低的程度。两大阵营间的隔离和封闭,使大国选择对抗政策的社会成本极低,没有强大的国内利益集体干扰和反对冷战进程。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完全不一样,中国与世界各国都建立了密切的全面的交流关系,中美间在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反对跨国犯罪等一系列领域,存在着远比一般民众认识深刻得多的合作关系。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存在着普遍而巨大的受益者群体,包括美国在内,无人能确认能否承担新冷战爆发的消极后果。美国部分政客确实在鼓吹与中国彻底脱钩,但是,当中国成功融入全球化的规制体系中时,这种脱钩就可能变成美国和现行国际秩序的脱钩。美国和中国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在一系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美国对中国的排除受到广义的国际社会的牵制,也受到美国内部的牵制。除非美国能够成功转嫁排除中国所带来的国际治理成本,否则,美国终将会意识到消灭国际社会的渗透性这一意图实现起来太过宏大,以至于超过一个国家的能力。

  

   二、新铁幕是美国当前的实际目标

   从当前美中关系所发生的变化来看,新冷战只能反映美国的部分政策特征,也没有形成当前国际秩序的压倒性态势。新冷战的说法包含了美国的恐吓、实际的遏制行动还有国际社会的恐慌情绪。那么,当前美国的实际政策该如何定义,又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风险呢?新铁幕应该是一个更为准确的定性。

   (一)新铁幕的内涵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呼吁西方把苏联及其他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用铁幕笼罩起来”,史称“铁幕演说”。很多政治家和学者把铁幕演说的发表视为美苏冷战的序幕,铁幕被当作冷战的一个阶段,而非独立的政策取向。但实际上,铁幕作为一种可控的封锁和隔离手段,曾经反复出现在美苏关系中,具备独立的政策属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针对苏俄革命的影响,在国会发表政策演讲时提出,“要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周围装上铁幕”。在武装干涉苏俄革命失败之后,欧洲列强对苏维埃俄国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全面围堵,直至纳粹德国崛起才告一段落。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48年6月4日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美苏关系由二战时期的同盟国发展到冷战的对手,双方关系的恶化是一个逐渐升级的过程。美国对苏联遏制逐渐加码,苏联反制力度随之加强,风险性极高的冷战并非美国和苏联的初衷,而是两国政策互动层层加码、日积月累而造成的结果。在冷战时代真正到来之前,美苏盟友身份的失败其实有过一个短暂的中间阶段,双方政策以相互隔离为主,试图通过建构铁幕控制对抗的程度。

   铁幕,本质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惩罚性的封锁与遏制。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意图确实具有很强的冷战色彩。但是,对中国的遏制能达到什么程度,要综合考虑威胁的紧迫性、成本以及后果的确定性。由于中国深度嵌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利益的实现高度依赖国际体系,美国意识到可以通过其对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力,通过隔离给中国造成系统性的伤害。美国拥有霸权优势,可以在多个领域、利用多种政策手段,对中国实施贴身围堵,围绕中国建构阻遏中国发展的铁幕。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使美国可以对铁幕的建构弹性处理,选择施压的时机、领域和力度。美国更倾向于采取灵活可控、兼顾施压与谈判的封锁政策,而非强硬极端的军事政治工具。如果有可能,美国希望把铁幕当作威胁中国顺从的工具,对中国的发展建立准入与否决的权利。我们可以把新铁幕理解为封锁与围堵在当今国际关系条件下的复活。

   为了筑起封锁和围堵的铁幕,美国对华政策重心在四个方面有突出的表现:

   第一,在意识形态领域,煽动意识形态狂热,为反华同盟形成做思想和组织动员。美国将美中冲突明确定性为意识形态的冲突,积极动员西方的官方和民间宣传机器,着力渲染“中国威胁”、抹黑“中国体制”、歪曲“中国意图”,将中国描述成为西方世界的异己和“掘墓人”,为动员盟友、争取中立国家、构建围堵中国铁幕制造合法性依据。美国希望把反华从美国政界的“政治正确”,扩展成美国社会及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奠定中国是西方共同敌人的意识形态基调,进而动员盟友集体行动,用渐进围堵的方式遏制中国发展潜力,蚕食中国生存发展空间。美国制造的政治噪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初具效应。西方社会的反华氛围日渐推高。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歧视中国人的浪潮,既有对疫情的恐慌心理的作用,也带有美国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灌输导致国际社会氛围改变的结果。

   第二,在国际经济领域,延续贸易战,逼迫中国接受美国的管理特权。美中贸易战打打停停,美国的目标已经不是单纯削减贸易逆差那么简单,转而期望在所有涉及战略性的朝阳产业中,建立一套不依据自由贸易原则而依赖美国批准的全球化规则。当前,虽然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美国打击中国发展模式的决心未变,国际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势未变。在国际经济的制度层面,美国表面目标是修正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模式”,深层目标则是削弱中国经济主权,依据美国偏好压制和重塑中国。

   第三,在军事安全领域,挑动敏感热点问题,升级军备竞赛水平。基于遏制成本的考虑,美国当前对华安全政策的重心不是直接军事冲突,而是利用亚太地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热点问题,把周边国家推到遏制中国的一线。通过军事援助、签署共同安全协定等多种手段,在战略层面强化对华军事包围体系。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开始坚定执行重返亚太政策,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更是公开鼓励和支持针对中国的安全忧虑,引诱周边国家加入围堵中国的阵营。在军备层面,美军更将强化对华军事优势视为最优先的目标。美国在2019年首次明确地将中国中等规模的核力量列为显著威胁,废止《中导条约》,意图强行将中国纳入美俄核军控机制中,对中国战略力量的发展设置上限。同时,美国极力追求太空、网络等“新边疆”的“单边优势”,不仅极力追加预算,更大刀阔斧进行体制变革,太空司令部获得了独立军种的地位,网络司令部确立了极端进攻性的“持续行动”、“域外行动”原则。美国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旨在削弱中国有限的军事反制能力,逼迫中国做出反应。

   第四,在国际政治领域,压缩中国活动空间,强制转嫁国际责任。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掀起退群浪潮,逼迫各国接受“美国第一”原则,服从美国安排。中国已成为美国立威的标杆:一方面,美国政府大力削弱我国在现行国际机制中的威望,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时,就明确把“中国未能满足美国目标”视为世贸组织必须“进行深度改革”的理由。另一方面,美国把各种国际治理议题当作向我施压的阵地,逼迫我国承担不公平义务。比如,在国际气候谈判等场合,即便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依然要求我国加码承担全球气候治理责任。美国试图通过削弱中国威信、逼迫中国行动的方式,转嫁自己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同时削弱中国实力,造成中国要么不堪重负要么边缘化的局面。

   (二)新铁幕与新冷战的区别

   回顾2018年以来美中关系所发生的波折,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决心是带有冷战色彩的。但是,美国在政策实践层面的策略却相对灵活,充满机会主义色彩。新铁幕战略具有以下明显区别于新冷战的特征:

   第一,对抗的低风险性。美国的封锁与围堵必然带来两大国之间的对抗。但是,中美两国都对对抗的风险有着高度的敏感。两国经济社会的高度渗透性和国家利益的高度捆绑,使任何对抗的风险都是双向的。冷战时期美苏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体制截然对立,今天,美中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则是一个基本共识。由于双方存在着广泛深入的经济社会接触,美国政府对中国威胁程度出现重大误判的可能性较低,美国政府夸大中国威胁来动员国内国际集体行动遏制中国的难度也很高。

美中关系今天是对抗性的,但现阶段对抗的目标还停留在封锁中国,对抗程度也远未达到威胁中国生存的地步,美中也都没有做出任何不可逆转的战略决定。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第一位的“战略竞争者”( Strategic Competitor )以及“修正主义国家”,但没有将中国设定为“敌人”。迄今为止,铁幕只建构在美国选定的若干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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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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