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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莹莹:从“隐逸”到“入世”——以上海徐园为中心的考察(1883—1919)

更新时间:2020-04-28 11:40:29
作者: 赵莹莹  
园主徐鸿逵也自作《乳鸭紫藤》一幅,(9)可谓书画名家大聚会。

   从1887年春节开园起至1894年左右,徐棣山利用徐园清净隐逸的情趣,以曲会、琴会、书画会、棋会和兰花会、菊花会等活动为主要特色,定位于为沪上文人雅集提供公共平台。沪上职业文人和墨客虽然靠卖文维持生计,却大多延续了传统文人追求清高脱俗的隐逸思想,他们借诗酒唱和、评书品画、抚琴下棋等“雅事”,通过想象将园中的兰、荷、竹、梅等物寄托自身的高尚品质,力求在俗不可耐的城市中努力使自己超“俗”趋“雅”。来自江南各地的文人墨客汇集于此,打破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制,是公共性和开放性的近代文人雅集,通过彼此的“侪流标榜”,相互提高了社会声名,实现了“雅士”身份的相互认同,同时也帮助维持和增强了徐园“超俗隐逸”的倾向。

  

   三

  

   可是,自1880年代末起,上海都市化进程加快,带来了文化娱乐商业的巨大商机,江南买办商人从开始“求名”渐渐趋向“名利兼求”,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也渐由“雅士”向“雅商”转变。随着公共租界的快速扩张,徐园所在的唐家弄地区被划归入公共租界,一下子从偏僻乡野很快发展成为热闹的都市商业区。在商业化和都市化的不断浸染下,时人开始改变原有的轻“商”重“士”的心态,以商富国、以商强国的观念在华商中日渐普及,社会角色的认同点从“士”转向“商”。求富、争利不再是人们耻于谈论的论题,而成为一种时髦的观念。(1)张叔和将张园打造成为效益可观且游客众多的经营性私园,不但未被时人所指责,反而得到包括诸多文人雅士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追捧。头脑灵活、视野开阔的买办商人徐棣山很快认识到经营园林将为一项前景良好的新兴文化商业。而且,快速的都市化也使得萧然脱俗的徐园与周边浓郁的商业氛围毫不兼容。与其延续“文人雅集地”的理念,成为影响力极为有限的小众园林,倒不如适应周边日益都市化和商业社会的逐渐形成的现状,将徐园改造成为拥有较大游客群的商业性园林,以继续维持海上名园的地位。因此徐棣山审时度势,开始对徐园进行商业化经营。

   上海租界成立后向北不断向华界扩张,徐园所在的唐家弄渐渐成为繁华闹市,日益商业化、城市化。1893年,随着北福建路(今福建北路)、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北山西路(今山西北路)及东唐家弄(今天潼路)等道路相继修筑,清廷正式批准闸北东南地区(今天目东路以南、西藏北路以东)为租界。(2)由于闸北地价低廉,中外地产商纷纷在唐家弄附近建造石库门楼房,对外出租。新唐家弄、东唐家弄、西唐家弄、北唐家弄以及归仁里、彩和里等里弄住宅次第落成,居民日渐增多。渐渐,唐家弄成了闸北最繁荣的商业地段,民宅毗连,商肆林立,车来人往,络绎不绝。(3)各地来唐家弄经商者越来越多,众多商铺相继落户,尤其在徐园北侧还建成万茂场集市,内设七八十个露天摊位,还有早市,菜农、菜贩赶集,市廛喧闹,终日喧嚣不已。超然绝俗的徐园与周边格格不入,再延续以往“隐逸超俗”的特色已不能适应闸北日益都市化的状况。

   自1896年起,徐棣山对园内楼台亭阁修葺一新,并对外部的交通状况大加改善。不仅将老闸桥至徐园段的马路整修平坦,1897年还在上海道台蔡钧的支持下,筹集白银4000两,将新闸桥改建为西式木桥,使苏州河以南的市民更方便来园游览。

   而且,徐棣山鉴于闸北日益兴起的娱乐消费之风,将愉悦感和商业利益相联系,增加多种中西市民娱乐,使徐园的商业娱乐色彩日益浓厚。之前,徐棣山和沪上文人为构建自身风雅之士的身份,大多在此举办抚琴、下棋等文人认可的高雅娱乐,京戏、申曲等市民娱乐鲜少出现,这就导致游客成分单一,多以文人雅士为主,其他人群很少光顾。为改变这种状况,徐棣山大量增加了平时晚间和礼拜日的娱乐活动。先是添设烟火、清曲、童申、戏法等雅俗共赏的娱乐项目,(4)园内“醉仙居”开始定期请名班演出戏曲。而且徐棣山以颇富雅趣的新正灯夜之游作为该园的特色娱乐。每年新正自十三日起连续18夜,“每夕张灯供客夜游,并设曲会、书画会等种雅集,兼制灯虎,请客命中者赠以彩物。主其事者为徐岫云主事,斗角勾心,颇具巧思。元宵夜则例设焰火及各种花炮与鸿印轩厅,事前燃放极银花火树之奇”。(5)

   针对商业社会日益成熟后上海人所形成的“挥霍”、“时髦”的消费性格,(6)徐棣山不断引入外国娱乐。不过限于园址的狭小,他就没有添设热气球、跑球场、脚踏车比赛、过山车等对场地有所要求的西洋娱乐,而是因地制宜,引入东瀛散人的戏法和电影等新鲜的外洋娱乐,使富含中华雅韵的徐园增添了一丝异域色彩。尤其是徐棣山对电影的精心经营,使徐园更受市民的欢迎。

   1898年7月3日,徐园首次放映电影,用留声机配放音乐,票价四角,影片计160出,每夜演16出。(1)影片内容较为新奇和丰富,包括马房失火、足踏行车、倒行斛斗、酒家沽饮、广道驰车、瞻礼教堂、水池浴戏等。(2)此次放映从7月3日持续到12日,比较成功。这使得园主对电影兴趣倍增,电影放映逐渐成为徐园的经常性娱乐节目。

   徐棣山不断扩展影片来源以吸引观众,率先开映英、法影片,同时成为中国最早的电影固定放映点。针对沪上居民对美国影片逐渐失去兴趣的状况,他开始引入英、法影片来保持电影放映的吸引力。1898年8月25日起,徐园不仅放映美国影片,且“英法影片邀同集演”(3)。此后,徐园影片放映便以英法影片为主。自1898年7月起,徐园一直定期放映电影,直至1901年徐棣山过世。徐棣山不满于邀请西洋技师来园进行流动放映,还让身为英国怡和洋行买办的长子徐贯云通过怡和洋行向法国定购了放映机,(4)至迟于1899年起开始自主放映电影,将华人开映电影的历史提前了4年。(5)

   徐棣山不仅增设中西娱乐吸引普通市民的兴趣,还开拓徐园的宴会功能,吸引中外官员成为其顾客。以往徐园餐饮服务基本上为增添文人雅集的兴致而设,很少接待官员,更不对西宾开放。徐园划归租界后,徐棣山开始欢迎中西官员在此设宴。1896年12月,江海关道吕镜宇观察在徐园“又一村”宴请了驻沪各国总领事,正、副领事,翻译官,海关正、副税务司,以及上海县黄大公、宝山沈大令、英界谳员屠别驾、法界谳员郑大令及各署译员。(6)徐园成为中外官员公宴的新场所。

   从1896年6月起,电影、戏法、焰火、空谷传声等多种中西娱乐项目便经常在徐园上演,门票也从原先的一角提高为最高八角、最低二角,徐园成为颇受欢迎的市民娱乐场。徐园娱乐活动的增加和宴会功能的拓展带来游客群成分的变化。中西官员、商人开始成为徐园的新顾客,过去以“雅”为主要特色的徐园渐渐趋“俗”,呈现出愈来愈多的商业色彩。徐园的这种商业化转型是买办商人在快速都市化过程中从重“名”向“名利兼重”转变所带来的,在此过程中,买办商人也从“雅士”到“雅商”转变。

   可惜,正在徐园快速地向商业娱乐场所发展时,徐棣山却于1901年3月意外去世,(7)在清末民主革命浪潮在上海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新一代园主和新一批游客群开始登场,徐园商业色彩有所减淡,成为更具大众性的城市准公园。

  

   四

  

   进入20世纪后,民族主义、民主革命的政治思潮日益高涨,随着士阶层的逐渐陨落和新式学堂或留学海外出身的新一代江南商人和文人的崛起,江南文人、商人渐渐远离“雅商”、“雅士”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和民主政治运动,渐具“绅商”或“政治文人”色彩,江南文化疏离政治的“隐逸”传统逐渐让位于热心政治的“入世”倾向。

   由于清朝政府对江南文人的严加管束,江南文人、商人对于体现着权力、意识形态和秩序规范的政治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甚至呈现出疏离的趋势。他们退回到内心世界,到大自然和艺术中寻找精神寄托。(8)但是,1900年后,老园主徐棣山和何桂笙、袁祖志、王韬等老一辈深谙传统文化谋生于沪上的雅商和雅士文人队伍相继过世或归隐,而新园主徐贯云和朱葆三、柳亚子等新一代饱受都市浸染和拥有新式学堂或海外留学背景的新式买办商人和文人群体等群体日益扩大。在民族救亡日益紧迫的20世纪初,通过附庸风雅来提高社会名望和不顾国家危局一味发展商业娱乐渐渐不合时代潮流,而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益加深,以及清末新政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广泛开展,积极参与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和地方公共社会事务,则成为个人获取良好社会声誉的有效途径。

   于是,商人包括买办商人在内开始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慈善、大型集会演讲等社会公共事务和爱国民主运动中。买办商人借助自己的经济实力积极进行包括慈善在内的各种地方公共事务,这就可以获取一定的文化象征资本,巩固自己在社会中的道德权威和中心地位,获得在地方社会的主导权和都市“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核心地位。(1)

   在此背景下,徐园的新主人徐贯云和徐凌云两昆仲开始在徐园举办公益慈善活动和花会、书画展等观览会,使徐园渐具公益性和大众性。1907年1月18日,徐贯云和王畦青怜悯江淮等处水灾严重,邀约蒲作英、范云萼、何砚北、徐梅庵、许青芝等书画家在徐园开书画助赈会,123名书画家和书画收藏家捐赠书画作品,共收入2000元,全部被用于救灾济民。(2)1912、1913年,苏州苦儿院为筹集资金,两度在徐园内开珍品陈列会,发售慈善得物券并公开揭晓,徐园主人不取分文。(3)园主和游客通过举办和参加徐园的慈善公益活动,成为积极投身近代社会事务的现代“市民”的一员。

   徐氏兄弟对徐园面积狭小、周边喧嚣的现状深为不满,鉴于唐家弄一带地价飞涨,颇富商业头脑的徐氏兄弟决定将徐园原址改建市廛租赁,以获得较高的租金,另觅地价低廉、环境清幽之处重建徐园。1908年起,他们开始在尚属荒凉、地价低廉的工部局越界筑路区———康脑脱路重建徐园,(4)一亭一榭、一泉一石均仿旧制,仍保存老徐园的“草堂春宴”、“寄楼听雨”等十二景,于1909年7月29日起重新开园。

   开园后,徐氏兄弟竭力发展大众性的花会活动和书画观览会,将游客群从文人骚客扩大到普通市民,使其成为上海华人真正的“公共园林”。他们不仅恢复了以往的花会雅集活动,每年定时举行兰花会、菊花会和梅花会以供高人雅士赏玩,还新引进了牡丹花和东洋杜鹃花,春季面向普通大众增开牡丹花会和杜鹃花会。1911年4月,徐园搜罗牡丹佳种遍值满园,佐以各种蕙兰,“两美争芳,色香竟秀,以供众卧览”。(5)徐园赏花渐渐成为上海市民春秋佳日的一项大众活动。1912年6月,徐园举办金石书画共览会,展出“冒辟疆寄方密之山水轴、虞子如龚半千山水卷”等名贵作品,“览者尤众”。(6)徐园组织书画家们将自己的书画作品公开对大众展览,使书画观赏不再限于文人墨客的特权,而成为一种大众行为。

   同时,徐园两昆仲实行“一视同仁”政策,欢迎不同阶层、职业和性别的人群来游览和租用徐园。新式文人、爱国学生、商人、清朝遗老、政界人士、普通市民等各阶层人群有机会按照各自的意图和利益来使用徐园,徐园的游客群变得前所未有的多样和复杂。

   进入20世纪后,国内新式学堂和留学归国出身的教师、报人、学生等新式文人群体迅速崛起,以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与商人组成爱国人士的庞大阵营,参与到晚清民初的反帝爱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运动中。通过这种运动,他们与城市社会融为一体,成为新的都市精英。徐园成为新式文人和商人群体宣传政治理想和民族主义,教育并发动民众的政治集会场。

1903年,中国教育会本部、支部会员在徐园召开周年纪念会,到会者60余人,旁听者百余人,爱国、务本、自立三所女子学校的学生也列席大会,选举黄宗仰为会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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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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