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廖奕:法治中国道路的价值逻辑问题

更新时间:2020-04-28 09:51:04
作者: 廖奕  
关键就在于政统与规范在主体和行动上的理念共契,从主体性视角出发重新理解中国的法治价值体系。

  

   四、西方现代性法治的价值反思

   虽然我们正走在民族复兴的路上,但由于西方主导的现代法治价值系统仍然占据着理论和话语优势,甚至隐形支配着国内的法学研究,无论“政法法学”“法教义学”,或是“社科法学”都难以从总体上改变现状。

   搜览研读国外学者有关中国法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不难发现,多数研究者仍将中国的法律和法治作为一种“东方学”凝视的对象;一种矛盾而难解的复杂中国,构成了中国法治道路的最重要“特色”。在正统的西方法治价值标准下,虽然很多学者没有明言,但潜意识中都将中国置于“法外国家”之列。所谓法律东方主义,乃是一套关于有法或无法、法治或非法治的二元对立文化预设。这是近代西方法治话语中未被明言的话语权力核心,因为,若没有一个无法的、专制的他者来陪衬,以西方为中心的法律现代性世界也无以确立。⑧传统中国的法治自不必提,即使是面向现代化的中国法治事业,在一些西方法律学者看来,也包含着大可质疑的政治斗争。一些学者因为无法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对之怀有极不友好的天然敌意,无形中破坏了作品的中正立场,降低了应有之学术水准。社会主义法治研究,在西方法学研究的主流视界中,并非一个独立且重要的领域,仍然延续着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比较法路向。西方的汉学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法治动向充满兴趣,但偏重于法律制度和规范的介绍,对中国法治的独特价值诉求缺乏科学的理论阐释。在这些学者中,很多接受的是历史学、社会学训练,对法律的价值逻辑并没有真切体会,习惯遵循西方主流的法治价值评价标准,将之作为墨守前提,自会对中国法治的独特价值逻辑缺乏体认。在向国际学术接轨的潮流下,国内学者在西方“法律科学”的主流范式下,推出了一些有反响的成果,但多是有关转型中国的具体法律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与改革问题。即使是本应关注整体问题的法理学者,在“去宏大话语”,追求“小清新”的气氛下,似乎也不太愿意研究复杂、敏感的法治道路价值问题。

   回想20世纪90年代,中国道路的学术讨论兴起,国内法学界也开始热议“中国法治(法学)向何处去”这样的宏大问题,由此生出法律本土化和法律移植主义的价值论战。在讨论中,法律学者们使用的理论资源主要还是西方法治原理,无论是赞成本土化的,还是支持接轨论的,或者主张中西结合的,基本上都预设了由人权、正义、自由、秩序、公平、效率、平等、公正等抽象话语架构而成的法治理想目标。无论是对中国法治道路的本土资源的吸收和转化,还是对外来制度的模仿和借鉴,或是具体现实问题的解决,现代性法治在价值论都是坚定的前提。虽有少数学者意识到中国法治道路的独特性,但如何从价值上总结和证立,却并未提出系统的意见。例如,在蒋立山看来,中国“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选择,并非主观意愿的结果,而是由历史现实、客观环境特别是时间压力共同造就的。法治的主体是广义的政府,而非抽象且零散的人民群众。中国法治的未来,“取决于在改革开放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人的政治智慧,取决于他们能否在中国传统集权体制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走出一条维护民主法治、平衡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珍视本土文化价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⑨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新路?其价值诉求理据何在?这些问题,似乎只能留给下一代人和伟力无边的时间去解决。同时期的朱苏力也曾表达过类似想法,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法治而言,最需要的恐怕是时间。⑩实用主义的平衡论立场,在意识形态问题不争论的前提下,有意回避深层的价值讨论,或许可以获取在当时来看“最大程度”的法治理念共识,但也会遗留殊难处置的价值纷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制建设复苏提速,法律价值研究一时间成为显学,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是,这些成果基本上是一种对西方法价值学说的“摘录”和“复述”,没有完成对中国法治道路价值逻辑的梳理。从西方价值理论上看,国内主流的法价值论主要探究的是法律的规范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与分析伦理学的范式较为接近;而法治道路的价值问题,则更类似于更为复杂的应用伦理学,更强调对制度和理论的实践问题加以综合性的战略分析。法学界对于法治价值逻辑研究的忽视,加剧了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脱节和紧张,以及大众在法治价值认识和选择上的“碎片化”“随风倒”。

   客观而论,现代西方法治价值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文明和制度塑造,起到了重要思想启蒙作用,对中国的革命、国家建设和改革事业也有不少镜鉴之功。可以说,现今中国法治的大厦如果缺少了西方法治价值启蒙话语的块垒,必定是支离破碎的奇怪建构。但蔡枢衡先生多年前警示过的法学“殖民地”危险,的确不得不引起吾辈警醒。(11)自主性的法治中国道路,需要自主性的法学研究,而法学研究要独立自主,并不是一定要在价值判断标准上与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法治话语“二元对立”,事实上二者难以切割。但在立场和方法上,我们应有自己的思维方式,避免直接的搬用,防止落入“东方主义”(12)的权力话语陷阱。采取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叙述方式,从中国的历史、国情和实践中去发现法治价值逻辑的历史脉络,探察其主体,深描其博弈,如此才能深入,才能为法治战略的更新提供学理上的参照。当一个国家的法治基本价值观得到确立,从“奠定法治”走向“深化法治”阶段,如果再盲信固守千百年前那些西方先哲的谆谆教诲,是否也属于不合时宜的教条主义?对于西方法治价值话语,我们的态度绝不是无原则排斥,但也不是无条件吸纳,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尊重事情(研究对象)的本然逻辑,政治家称之为“实事求是”,法学家称之为“依循事物的本质”。

   对于中国法治道路的价值逻辑问题,我们需要立足于政法实践和法理观念的整合性研究。我们可以接受原生自西方的“自由”“平等”“社会主义”等价值表达,但更要看到,这些价值话语所指向的具体内容具有不同于原生状态的再生含义。借用哈特有关法律规则的类型区分,西方法治价值观的许多表达,可以比喻为一种“原生规则”——这些最基本,代表的是一种人类朴素的价值愿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难找到类似的思想,甚至更好的表达。(13)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接受了这些语词的外壳,并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化的衍义。这些“衍生规则”构成了我们现今有生命力的法治价值观,在实践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但在理论上却难以清晰展现和阐明。“中国当代重要政治观念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选择性吸收’‘学习’‘创造性重构’三个阶段。”(14)如果不看到这样一种语言、观念和文化事实,我们就很难明确法律价值符号背后的历史与社会实践逻辑,无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展开有质感的价值研究。

   对于西方现代性法治价值和资本主义法治道路,马克思进行过深刻的价值批判和反思。早年马克思虽赞成“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认为“真正的法律,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15)但他逐步认识到,真正的自由,只有通过政治解放才能得到实现。“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16)更重要的是,以唯物主义观点看,人在现实中确实是不自由的。在这一基本事实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进一步推演认为:“由于有表现自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的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17)进而言之,单纯的法治价值不可能消除社会的祸患,在商品交换领域占统治地位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解决不了贫富贵贱的急剧分化。(18)社会的极端失衡造就了“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法治价值宣传中也吸收了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最终提出消灭阶级的主张和要求。(19)政治斗争只是一个过渡,在此基础上会“发展出一个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务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20)

   对于中国的法治道路,马克思虽没有留下专题研究成果,但就其价值问题也曾有过特定的思考。自1852年开始,马克思通过研究有关亚洲和中国的大量资料,提出了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他以中国为例指出,为了建造和维护公共工程,农民得以成为“公民”即国家的一员;而这些公共工程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特有的土地法律制度。(21)1853年,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更是展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他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政论,通过具体个案的事理分析,揭示了鸦片贸易和战争的非法,批判了资产阶级新闻报刊的虚伪,证立了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及世界影响。(22)

   还是那句老话:重要的不是观点,而是立场和方法。就立场而言,马克思主义承认法治理念和民族精神的独特性,同时期待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具有显著的思想整合和价值吸收功能。就方法而论,马克思学说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可以推演出新型法治的价值蓝本,而古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则是法治价值实证分析的有效工具。

探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诉求,离不开对法治理论、制度和文化资源的实践吸纳和整体均衡。在传统中国,法治之道虽很早被提及和讨论,但囿于社会发展条件与专制政体规限,一直未曾在价值层面上获得实质突破。现代中国的法治道路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受制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价值观问题。法治价值关系的形成,源于人们物质/精神生活关系的总体构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法治价值的批判立基于这样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困苦“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23)从19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马克思窘迫的经济状况促使他投身于工人阶级,这个转折帮助他锤炼出看待事实的思想意识,使他从事实中学习到许多经验和见解。劳动者不是被动的调查对象,他们是思想丰富、感觉敏锐、有血有肉的主体。(24)在社会条件普遍改善,阶级对立总体消除后,马克思主义是否就失去了对法治价值的分析作用?显然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在不同社会生产场域中的人们,承担着各自的角色,使用着多样的生产方式,却遵从着总体一致的生产逻辑,服从着不以各自意志为转移的生产要求。此种“内在的律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总体性的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将之界说为:“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理解当今中国法治话语的不同类型、各异形式,以及在表达上的相互竞斗等现象,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原理加以科学说明。这些法治价值话语的纷杂缠绕,本质上都受制于不同主体所在的社会生产场域及其权力惯习和思维定式。为争夺话语效益的最大化和制高点,各个主体都会从正、反、合多个角度构建自己的价值系统。在当今的大众社会,从表面上看,精英的话语权更大;但从实质上看,大众对精英的话语优势,正体现在法治价值的勃兴上。代表群体利益的政党,如果忽略了法治对于普罗大众物质生活的保障,继续采取少数人中心的贵族寡头式精英立场,势必不合时代的要求。再往深处看,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让大众劳动力得到了解放,随着教育的普及、智力的增进,劳动价值不再是少数人能够控制的主观之物。群众的力量之所以无穷或有限,决定因素还是在于主体聚合产生的价值生产力,此种力量是人民权力的精神依凭,也是人民统治与法律治理一体化的权能本体。在信息、交通、物流贸易比较封闭的时代,少数精英的知识和权力垄断或许在短时期、小范围还有可能,但从更广阔的时空看,这样的统治方式已然陷入绝境。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人民法权能力的增强,让精英的法律价值观不得不关照顺应大众社会的逻辑,改变自己的孤傲,限制自己的个性,用大众可接受的方式传达政见、制定规则、实施法律。大众也可以利用新的物质技术手段,塑造并传播原生的法律观念,为那些曾被精英漠视或否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态度正名申辩。(25)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067.html
文章来源:《法治研究》(杭州)2019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