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学人更有一种重要著作，成为一种不可忽略之贡献者，由此会审定其有大学教授资格”。1947年出台的《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中规定评选院士的资格之一为“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之著作发明或贡献者”。其中所说的“不可忽略之贡献”、“特殊之著作发明或贡献”均含有一种学术史价值的意味。总之，学术史的评价是学术评价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尺度，一种终极尺度。只有依据学术史标准，才能真正实现淘汰庸才，优中选优，形成一种正向的激励效应。

　　

　　 学术管理必须尊重学术的本性

　　

　　 如何处理好学者治学与科研管理之间的矛盾，是当下学术评价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关键。管理者总是喜欢一刀切，喜欢用指标、数据、统计、报表、量化等工具来考核学术。而上述几乎所有考核手段和措施，均违背学术的本性，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戕害着学术，乃至摧残着学术！

　　 在这里，有必要澄清下面几点认识：第一，能力与成果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也就是说，有能力取得某种成果绝不能与最终成果本身画等号。譬如说，现在上上下下都以项目多少论英雄，实际上，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仅仅是能力的标志之一，任何项目都绝不能与已有成果画等号，尤其不能高于已有成果，出水才看两腿泥，货色才是最重要的。项目仅仅是创造成果的条件，不是成果本身！第二，出版物也不等于成果。成果包括SCI论文和所谓顶级期刊论文都是出版物，但并非所有的出版物都是成果，并非所有的铅字都是学术，只有那些在知识增长中有意义的出版物，只有那些要么有功力、要么有见识的出版物，才是成果，才是学术。所以，出版物的多少，严格地讲，与学术无关。第三，学术业绩与学术水平是不能画等号的。在晋升职称、评聘博导和岗位定级等学术评价活动中，我们常常用业绩评估代替了水平鉴定，更看重的是项目多少、论文篇数、著作若干和获奖等级，这些充其量只是学术业绩，不是学术本身。应该看到，那些有影响力、有代表性、有地位的学者本身才是最大的成果，学术业绩绝不能与学术声望相提并论。声望与地位才是一个学者最根本的标志。一个在各方面都达标、符合种种数量要求、除了学术之外什么都有的学者，有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学术声望或声望很差、在学术上没有任何贡献的教授。

　　 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而任何“一刀切”的简单量化考核，都不足以辨认学术上的“血”与“水”，尤其辨认不出哪个是“血管”，哪个是“水管”！因此，学术管理尤其必须回到学术的本性上来。应该看到，学术研究的质量在任何时候都高于名分、高于项目、高于出版物的数量。最后能否进入学术史，才应该是衡量一个学者是否成功以及地位高低的最终标尺。

　　 必须指出，此次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纠正“SCI崇拜”，具有重要的意义。要深刻认识论文“SCI崇拜”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比一刀割除这一“病灶”，科研管理者更应该反思造成“SCI崇拜”泛滥的深层次原因，尤其需要对这些年科研管理的价值观、目标、方法进行反思。只有管理者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科研管理体制进行系统的根本的改革，这次的“断腕”之举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义。否者，它所引起的只是一个孤立的物理变化，而不是整体上发生质变的化学变化。我们必须大声疾呼：科研管理再也不能继续那种以简简单单的条条框框来衡量高度复杂的科研活动的局面了。

　　

　　 寄希望于一个独立与成熟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从根本上说，科研评价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最终有赖于学术共同体的独立和成熟。学术评价的主体应该是学术共同体。一个自治、自由的学术共同体，是学术评价达到最大限度的客观公正的前提和基础。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完全可以维持自身的新陈代谢和生态平衡。我们以往的失误在于过度依赖行政管理部门的调节和干预，一切服从于行政权力的指挥棒，学术共同体的能动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行政力量介入和干预越多，则学术乱象和学术腐败越多，异化越严重，从而陷入越管越乱、越乱越管的恶性循环之中。行政管理部门不妨以退为进，做出必要的权力让渡，让学术共同体行使学术活动的立法权，让学术领域成为一个相对的公共空间，方为明智之举。培育和维护一个以学术至上为价值基础的学术共同体乃是根本大计和长久之策。因此，在目前科研评价体制的改革中，我们应当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本性，逐步将学术权力交付学界，尊重专家、相信专家、依靠专家，发挥同行评议的主体性作用，还学术界一片蓝天。

　　 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良性的学术研究生态。学术评价的前提是先要有学术，然后才能建立与之契合的评价体系。没有良性的学术研究生态，根本不可能大规模生产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有公信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只能是一种奢望，甚至是一种本末倒置。在优秀学术成果匮乏的前提下，即使有再发达、再完善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毫无意义。当前，要提倡“致良知”的研究作风，要提倡高度的专业主义，要把学术研究从各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每当基金发布的时候各种“掮客”四处兜售投标“秘籍”、研究人员挖空心思“投其所好”的各种丑态已经沦为世界笑谈。在这种“泛八股主义”的生态下，要想生产出值得评价的学术产品谈何容易！而真正的专业主义则要求足够的研究空间和强烈的关注现实的情怀，并使学术研究最大限度地遵守学术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建立一个运转机制充满活力的学术共同体。

　　 学术界苦“SCI崇拜”久矣，叫停“唯SCI是崇”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最关键的是制订新的评价指标及体系。本文上面仅就学术评价的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做了探讨，如何把这些方向性原则性体现在具体的评价尺度上才是要务。极端机械套用某一指标不可取，没有考核指标将会引起更大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SCI指标设立的初衷也是为了强调一种硬约束，甚至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遗憾的是这一办法在应用过程中走向歧途了。撤掉SCI指挥棒之后，整个学术评价需要重新定向，这关乎着未来中国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的方向，关乎着中国在未来科技舞台上以什么姿态参与竞争。这就需要整个学术共同体就此展开充分的讨论，形成新的共识。要言之，制定一个科学的科研评价体系，决定着21世纪中国的科研事业能否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也决定着能否实现建设名副其实的科研大国、学术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的科学研究，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