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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4-27 12:04:56
作者: 彭刚  
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1,3,8,13,17,19,21,27]

   类似的思路看似有悖于常识, 却并非没有其理路可寻。试看这样的论述:历史事实在过去实实在在地发生过, 并且其中的一部分留下了各种我们可以藉以探寻它们的痕迹;而历史学家除却凭藉这些痕迹之外, 无从直接接触到它们, 历史学家是通过自己的精神活动与史料的交互作用来产生历史认识的。以上这样的论点大概是人们几乎都可以接受的。像盖伊那样的历史实在论者强调的是这一论点的前一部分, 突出的是历史事实真实不妄地发生过。历史唯心论者克罗齐和相对主义者贝克尔则侧重于同一论点的后一部分, 强调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活动在认识历史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后一种思路并不一定要否认历史事实的实在性, 但却认为, 既然这样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实是我们所无从直接接触的, 历史学家既然无从挣脱史料的束缚, 如同人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 侈谈事实的实在性就毫无意义了。究其实而论, 在后现代思潮将史学文本化的同时, 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也并不否认真有实在的过去存在过, 或者说, 他们把过去的实在性看作一种必要的假设, 只不过他们强调文本性给历史学设置了无法逾越的疆界。

   重构论将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截然分离开来, 诺维克是这样来总结这种信条的:

   历史事实被视为先于并且独立于解释:解释的价值是根据它对事实表述得有多好来判定的;倘若与事实相冲突, 就必须将它抛弃。真相只有一个, 而非依视角而异 (perspectival) 。历史中存在的无论何种模式, 都是“被发现的”, 而非“被制造”出来的。尽管接下来的若干代学者随着视角的转移会给过去的事件赋予不同的重要性 (significance) , 然而, 那些事件的意义 (meaning) 是不变的。[2,4,9,14,18,19,22,28]

   搜集考订尽可能多的历史事实, 它们之间的关联、大规模的历史事实所组成的历史图景的意义, 便会自然地得以呈现。历史解释是搜集考订历史事实的自然成果, 历史解释的进步, 根本上来自于历史事实日复一日的不断积累和更加精详细密的考订。换言之, 历史事实本身会说话, 历史学家所要做的, 就是让事实及其关联和意义, 通过史家技艺施展于史料之上而不断地展现出来。

   然而, 史家绝非像是尼采以戏谑的笔调所描写的“客观的人”那样, 如同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5,10,15,19,23,29]。历史学家总是以特定的视角来与史料打交道的。史料中的事实要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并被纳入历史学家的历史构图, 其中的前提必须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光亮投射到了原本一片暗寂的史料之中的某个部分。在很大程度上, 确如卡尔所言:

   事实本身要说话, 只有历史学家要它们说, 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 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 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正是历史学家, 按照他自己的理由来决定恺撒渡过那条小河卢比孔是一个历史事件, 而在此前后, 成百万的其他的人渡过这条河, 却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 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 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6,11,16,20,24,30]

   史料以及其中所蕴藏的事实对于历史学家历史构图所具有的约束力, 在这样的看法中被严重淡化了。而历史学家在选取历史事实和赋予其意义时所具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却在这一论证中得以凸显。

   一方面, 历史学家的研究当然要受到史料的束缚, 研究过程中打破原有设想的史料的出现, 是史学实践中最常见的现象, 而“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的首要前提在于, 在面对史实之反对时, 他必须有能力舍弃那些他曾热情抱有的诠释。”[7,12,25,31]另一方面, 一件事实之所以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 一件从来没有人利用过的史料中所蕴涵着的历史事实进入特定历史学家的视野 (比如, 卡尔所举的例子, 1850年英国某地一个小贩在与人发生冲突后被刺死) , 这其中必定渗透了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主观立场、个人情趣等等因素。就以卡尔上述例子而论, 如若不是特定的史学家 (Kitson Clark)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暴力现象发生了兴趣, 这一事实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被历史学家注意过。艾文斯就此评论说:“至少就这个例子而言, 历史学家的工作其实不是从看到档案才发端的, 它早就开始了。历史学家首先确定一个论题, 然后由此出发去寻找论据, 从而发现事实。”[1,3,8,13,17,19,21,2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选择和确定历史事实的过程就已经是历史解释的开始。倘若说, 历史研究的实质就是要提出历史解释的话, 那么, 历史学家的工作程序就并非先搜集历史事实, 然后对事实作出解释。相反, 按照柯林武德的说法:

   过去可以解释现在, 然而人们只有通过分析它在现在的踪迹 (证据) 才能认识过去。常识的观点似乎认为, 历史学家首先发现这些踪迹 (它们是些什么) , 尔后再发现从它们可以得出什么对于过去的推论;辨识“它是什么” (确定事实是什么) , 然后确定“为什么如此” (发现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的过去) 。……这大概是错的。……发现什么是证据, 就已经是在对它提出解释。[2,4,9,14,18,19,22,28]

   于是, 从事实与解释的关系来说, 二者就并非可以截然分离的, 事实就包含了解释的因素在内。

  

   三、解构论视野下的事实与解释

  

   新文化史名家林恩·亨特说过:“对历史学家而言, 后现代主义一般来说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历史学家不能洞穿语言给历史事实蒙上的面纱, 换言之, 历史学家仅能书写文学文本, 而非真相。”[5,10,15,19,23,29]从语言对历史学研究的制约出发, 立足于历史事实的语言学特性, 在解构论这里, 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之间的关联, 就呈现出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情形。

   海登·怀特区分了事件 (event) 与事实 (fact) 。在他看来, “事件”发生于过去, 对于历史学家是“给定的”, 而非历史学家所可以建构出来的;事实则大不一样:

   它们是被建构出来的:在见证了事件发生的档案中, 由对事件或档案进行评论的相关各方, 由历史学家——他们的兴趣在于对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给出真确的记述, 并将其与可能只不过貌似发生过的东西区分开来——来建构。正是“事实”才是不稳固的, 要受到修正和进一步的解释, 并且甚至在有了充足根据的情况下被清除一旁。因此, 巴特的断言“事实只有语言学意义上的存在 (linguistic existence) ”, 在我看来就是断定, “事实”——不同于“事件”——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存在体 (linguistic entity) ;并且就此我指的是, 正如哲学家阿瑟·丹图所说的, “事实”乃是“置于某种描述之下的事件”。[6,11,16,20,24,30]

   怀特赋予“事件”的内涵有别于其一般意义, 而相当于人们惯常所说的“客观外在的事实”。和罗兰·巴特一样, 他的“事实”概念强调历史学家手中“事实”的语言学属性。的确, 历史事实终归是以语言结构的形式出现的, 既然语言对于传达实在的过去而言是不透明的, (历史学家文本中的) 历史事实就并非单纯的事实呈现。一方面, 真实不妄的过往通过史料对历史学家产生着束缚和限制;另一方面, 历史学家的事实既然只能是依视角而异、并且以语言结构的形式表达出来, 它们就不过是真实的不同版本。借用盖伊的例证, 我们可以说, 虽则过往森林中的大树只以一种方式倒下, 毕竟我们后来拥有的只能是对于大树倒下一事的不同版本的记录和解说;虽则记录和解说绝非漫无限制, 毕竟其间视角的差异乃至表述和解说的遗漏和偏差还是会出现。

   事实以语言结构的形式出现在历史学之中, 而语言并非透明的对于单纯事实的呈现。解释性的因素因此就是历史事实所无从避免的了。比如,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这一陈述貌似在表述一个单纯的历史事实, 然而细加分析, 情形并非如此简单。至少, 这样的表述完全将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视若无睹。“2008年11月, 巴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美国人总统”, 也并非一个纯粹自然的对于某一事实的表述。至少, 没有多年来民权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努力, “非裔美国人”这样“政治正确”而带有特定意识形态内涵的词语就不会出现。在这样一些表面上纯然以中立客观的姿态来表述的历史事实中, 解释的因素依然潜藏其中。当然, (历史文本中的或历史学家手中的) 历史事实所蕴涵的解释性成分以及对于此种事实的表述能够得到人们认同的程度, 并非整齐划一的。比如, “1770年12月, 贝多芬出生于德国波恩”, 与“1793年, 法国革命进入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阶段”, 二者都是对于事实的表述。相形之下, 比之后者, 前者虽然也带有历史学家的关切和选择的因素在内 (比方说, 大概不会有历史学家去讨论这样的问题:1770年12月首位出生在波恩的人是谁即便这样的问题原则上并非不能解决) , 却更少解释性的成分, 而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但无论如何, 作为“语言学存在体”的历史事实, 与生俱来地就与解释不可分离。

   对这一论题的讨论, 还可以从事实的结构性的角度来有所推进。历史事实并非都处在一个单一的层面上, 而是有着其结构性。大事实统御和包含着小事实, 构成为小事实的背景。比如说, 楚汉战争、垓下之围和霸王别姬就处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而再细小的事实, 理论上说都可无限分为更小的作为其构成成分的事实。如何将更小的事实统御成为一个有着其明确轮廓的单一的事实, 就有历史学家的主观的、解释性的因素介入其中了。

就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最重要的两位代表人物而论, 怀特着重发挥的是关于历史文本的形态学分析, 安克斯密特理论的要旨, 则在于发掘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所具备、而为其构成成分所阙如的诸种特性。同样是关注历史叙事, 对于叙事中所呈现的过往历史中的故事, 或历史解释中所呈现的过往历史的模式或结构的性质, 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保罗·利科、大卫·卡尔 (David Carr) 等人坚持叙事实在论 (narrative realism) 的立场, 认为历史过程本身就有模式和结构潜藏其中, 或者说, 历史本身就有“故事性” (story-like) 的特性, 历史叙事的结构并非人们强加于过去之上, 事实之间的关联和意义并非史家所能够自由创造的。而在明克 (Louis Mink) 、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的叙事观念论 (narrative idealism) 的立场看来, 过去之中真实地发生过若干事实, 这一点不可否认。然而, 过去本身的若干事实中并不存在任何意义和结构, 历史实在本身是一片没有形式的混沌。在混沌中创造出意义和结构, 正是史家之所为。历史叙事的结构、历史学家所讲述的故事, 是史家施加于过往事实之上的。明克的说法是, 故事是被人们讲述的, 而非人们生活过的。怀特认为, 史家可以给同样的事实系列赋予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文学形式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比如, 米什莱和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革命, 就分别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喜剧和充满保守情怀的悲剧。怀特论证的是, 历史叙事中被创造、虚构、发明出来的成分, 不亚于其中被发现的成分。安克斯密特则区分了文本整体与其最基本的构成成分——历史陈述。历史学家在进行研究时, 可以作出关于过去的真实的陈述, 这些陈述的真伪是我们能够判别的, 因为它指涉的是过去所实际发生过的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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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1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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