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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壮海:讲规范 求创新

更新时间:2020-04-24 10:55:36
作者: 沈壮海  

   引用的意义表现在多个方面,如支撑自己的论证、表明自己研究的学术方位、利于学术评价、提供验证的依据、方便读者研习、防止抄袭失误等。引用的基本规范可以概括为:有择而引,引而有度;用而必引,凡引必用;引而必注,凡注必实。

   “有择而引”。既然引文是反映自己研究所处学术方位、标明自己研究的学术高度的,那么,哪些该引,哪些必引,哪些不引,就必须仔细推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之所以很少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正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在1867年6月2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还专门讲到了自己在《资本论》的一条注释中提到分子说时没有提到威·霍夫曼的原因即在于“他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发现,只是给这个学说增添了一点色彩,而提到洛朗、热拉尔和维尔茨,后者是这一学说的真正创始人”。

   这些都是“有择而引”的典型案例。当下的研究中,不择而引的现象很多。原因在于心中没有一张清晰的学术地图。要弄清,在学术的版图中,哪里是高山,哪里是沟壑;在哪个地方,富集哪种资源;一种学术资源,哪里的品质最好。

   “引而有度”,即引用不能过度。“用而必引”,指只要使用了非自己原创的内容,就必须标注为引用,用而不引就是抄袭。“凡引必用”,即引的一定是对我们有用的,也是在我们研究过程中真实使用的。“引而必注”,凡是我们加了引号的东西必须标出注释。

   引用中还要坚持“凡注必实”。凡是注释的东西,应当是真实、确当的。在为《资本论》第1卷第4版撰写的序言中,恩格斯扼要介绍了《资本论》英文版及第4版出版过程中对引文的核对工作,并不惜笔墨地讲述了由于马克思著作中一条引文的准确性问题而引起的一场持续20年之久、“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的论战。为了揭露一些人利用所谓的引文问题而对马克思的诽谤,恩格斯专门于1891年出版了《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一著。从这些史实中,我们足可体会到看似简单的引用问题对于一个学者的严谨性、对于一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八、道德规范

   学术研究必须严谨诚实。爱因斯坦曾经指出:“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人们经常颂扬一些大师级人物治学与为人的统一,这里的“为人”,自然包括大师们在整个治学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格、学术道德和学术风范。马克思多次强调自己的研究“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恩格斯也介绍马克思在制定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时,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这些言论和事实,无不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严谨诚实的科学精神。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伪造数据、仿冒签名、虚报职称、急于发表尚不成熟的研究成果等,都是有欠严谨诚实的表现。

   学术研究当以质量为先,深思、勤写、慎发。学术研究还当勇于创新。每一位学者都担负着推进创新的责任,这种责任也是需要青年学者勇于担当的。爱默生曾讲:“谦和温顺的青年在图书馆里长大,确信他们的责任是去接受西赛罗、洛克、培根早已阐发的观点。同时却忘记一点:当西塞罗、洛克与培根写作这些著作时,本身也不过是些图书馆里的年轻人。”每位青年学者都既要虚心地吸收大师们的研究成就,也要立下成就为大师的志向,以巨大的学术勇气探索新知,推动学术的创新发展。

   在遵循学术规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知而行之,在形成对学术规范清晰认知的基础上,将这些规范要求真正贯穿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中;严于律己,严格按照这些学术规范来要求自己的学术行为,一如有的学者概括的那样:虐待自己,厚待同行,善待前人;由形及神,在遵循技术性规范要求的基础上,进人对学术精神的持守、对高远学术境遇的追求。

  

   九、遵循学术规范之目的是创新

   遵循学术规范,目的不是因循守旧,不是墨守成规,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前人开辟的学术道路上,继续开拓创新,不断推进理论研究的发展进步。

   现在到处都在讲创新。创新不是自吹的,真正的创新应是公认的。现在不少学者经常自誉创新。在我看到的一个评审材料里,有学者一口气列出了自己研究成果的二十多处创新。这显然有失严谨。到底是什么创新?同行一看,发现制高点都在这里,这才是高质量的创新性成果。

   创新包括话语体系的创新。在2015年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郑永年这样谈道:“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进行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没有知识体系的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向他人推广自己,是中国知识界面临的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们意识到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们发现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他觉得中国人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其中也要有“宏大的论述”。“宏大的论述”就是基本原理、思想体系方面的东西,但不是每一个学者都有能力、都应该去构建“宏大的论述”。但有没有“宏大的论述”,是评判你能不能成为战略科学家的重要标志。

   我读博士后的时候,导师刘德厚教授多次讲学术研究要“学会缝自己的口袋”,用现在话来讲就是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没有自己的口袋,你研究的东西就都装到别人的口袋里了。自己没有一个口袋,别人不往我们的口袋里面装东西,说明学术上还未达到战略科学家的高度。很多学术大家都不仅有创新性的大著作,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也都有自己的贡献。“缝口袋”,当然不是说自己闭门造概念。学界不认可的自说自话,不是真正的话语创新。话语体系创新绝对不是说我们关起门来,两眼一闭,想几个新词,那是不行的。

   如何推动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是这样,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吸取中国发展的经验,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同时密切把握世界学术发展的前沿,关注到这两个方面,我们才可能拿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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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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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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