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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毓: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青年的困顿与探求(1927—1932)

更新时间:2020-04-24 08:47:22
作者: 李志毓  
他虽感到悲哀,却未染上“失望的流行病”。他主张民主政治,相信群众利益至上,信仰三民主义16。这些特点,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青年的“基本品格”。

   这些“左倾”青年的存在,成了孕育国民党改组派的土壤。成立于1928年冬,以陈公博、顾孟餘等“粤方委员”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要求在“分共”的同时,延续国民革命,恢复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精神。在1928—1931年间,他们短暂地收容了国民党党内革命青年“真红的狂热”,成为他们重新踏上征途的一个临时的、脆弱的桥梁。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治光谱中,改组派位于南京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左边、中共和第三党的右边,是不偏不倚的中间派。他们肯定革命、反帝、民主的口号,关注社会平等,支持民众运动,但反对暴力革命,他们承认中国有阶级,但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党的作用在于调和而非激化阶级矛盾。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自己便是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要替小资产阶级说话。还认为小资产阶级需要革命,也能够革命,中国革命应该通过维持、巩固、扩大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消灭它,来完成建国的任务。17

   改组派主张以党治国,但不要求党员有“党性”,不要为了“组织”而压抑“个性”。他们寄希望于国民党通过自我更新完成政治社会革命,不要颠覆现存的社会结构,因而对于关注公义又恐惧暴力的城市小知识分子,特别有吸引力。改组派主张恢复被南京政权停止的民众运动。他们重视青年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痛苦和要求,在学生要求开学、反对增加学费的运动,择师运动,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反日、抵制日货的运动中,经常可以看到改组派的身影。它曾被称为国民党中“最左倾的革命集团”,陈公博曾被誉为“革命时代第一流的政论家”。有的左派青年说:读了陈氏政论文章后,“像暑天里喝了一杯酸梅汤,有说勿出的凉快舒服”18。

   1928年秋,改组派在上海创办大陆大学,设大学、专门两部,有社会学系、法律系、政治经济系,聘请了许多左翼学者任教,如许德珩、李达、邓初民、施存统、刘侃元、张申府、陈启修等等,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不小的作用。大陆大学的学生说:“学校的政治气氛比较浓厚。不少教授在讲课和讲演中接触现实政治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学生中也有相当多的人,不仅关心这些问题,而且有政治活动。”19时人评论:大陆学生,“论数量,虽仅有二百余人,论质量,实出人意料之外……已在国内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有,曾任省县党部的委员也有,甚至连国外留学生慕名而来的亦有,一时风起云涌,凡是具有革命性的青年们,莫不争先恐后地跨进了大陆之门”。大陆的教职员,都是改组派,“非‘改’不用,几成了一家的天下”。至于课程,“早也是革命理论,晚也是革命行动,‘革命’!‘革命’!几成了大陆师生们的口头禅。”20

   1928年5月,日军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上,制造了“济南惨案”。南京当局为不干扰“北伐”,采取了屈辱的妥协退让方针,这在各大城市的青年中掀起了反日民族主义浪潮。1928年5月5日,南京各团体在金陵大学礼堂开会,议决成立“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中国学生总会通电全国学校,一律罢课3日,组织救国学生军,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武汉、天津、长沙等地都组织了“外交后援会”,要求国民党严正交涉、对日经济绝交。南京、上海、杭州、厦门、广州等地的学生纷纷罢课,上街宣传反日运动,追悼死者,举办募捐慰问活动。5月9日,上海市学联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全市学生反日运动大会”,有四百多所学校的十万多名学生参加。21

   青年自发的反日运动,引起了各个党派的注意。1928年5月15日,共青团中央发出通告说:“济南惨案”的严重性较“五卅”实甚十倍,但中共党团在此次争斗中所表现的力量“异常之弱”,对群众的公开宣言发得太迟,反日政纲未能快速散布到群众中去,各级干部不能运用群众的战线打入国民党主导的团体、工会中,导致反日运动大体上是国民党左派领导的。为了夺取群众,中共必须利用国民党左派提出的恢复民众运动、力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等口号,将反帝斗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结合起来,一切国民党左派的民众团体,“必须打入进去”22。改组派则迅速把握到了反日民众运动中所蕴含的热烈民气,喊出了“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将反日运动与反蒋运动结合起来,扩大了改组派在青年当中的影响。山东省各地的国民党基层党部中一时充斥改组派,他们领导着反日抵货运动。23

   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份报告中说:“学生群众在济南事件发生后,更显明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在短时期中确实很热烈的鼓起反帝的热情。”学生“分化甚烈”,“大部分都左倾,大多数都不满于国民党。但终因我党没有很好的领导学生运动,所以在最近许多摇动的分子徘徊于陈公博派、谭平山等的第三党等等歧路之间,而陈公博派和第三党对智识分子之宣传品如雨后春笋,充满了上海各种书店……客观上这确实是表现了一般民众对国民党之不满。”改组派喊出的“恢复民众运动”等口号,虽然“是一时欺骗民众的掩眼法”,“但这些口号,确是一般民众所需要的东西,确成了现时广大群众行动的共同目标。这种现象不但是上海,即南京、苏州以及各县的学生群众亦莫不皆然!”24

   改组派的政治路线重视青年知识分子,以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中心任务。针对那些青年被共产党煽动、沦为政客工具的论调,陈公博写了《革命青年有后台老板吗?》一文,批评这是“心理上的反革命”。他说:“五四运动的当中,北京段政府也这样说,学生背后有后台老板,政府的命令真是三令五申,不是告诫学生要沉静读书,就是告诫学生不要受人利用。不料当日段政府的揣测,又不祥的搬到京沪来。”陈公博经历过五四运动,他说五四运动“实在找不出什么后台老板”,若硬要找出的话,那么“爱国心的驱使就是后台老板”。他也看到了站在青年当中、跃跃欲试的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说“青年的革命性是不能压抑的,青年的爱国心更不能压抑的”,国民党如果不能勇敢地站起来,领导青年,那么,“这群青年而有力的革命兵士”就要跑到国民党的对方去了,“党就要覆败了!”25

   全盛时期的改组派,在全国各省市和海外支部中共有一万多人,成员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26。南京的改组派组织成立不到一年,就发展了五六百人,主要成员是大学生和机关职员。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军事学校,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中,都有改组派的秘密组织。上海的改组派有七八百人,在各大学都有分部和小组27。上海交大在上海市学联的首席代表吴其钰是改组派,他当选市学联主席后积极在市学联发展组织,“整个上海市学联都被改组派把持了”。后来吴其钰又以上海市学联首席代表的身份,当选全国学联主席,联合其他各省的改组派,控制了全国学联。28

   在山东,改组派夺取了教育机关,从上到下地发展组织。1928—1930年间,山东省教育界的改组派势力很大。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曾致电蒋介石说:改组派控制了山东省教育厅,“厅内职员有重大嫌疑者数人”,最高干部均为改组派,他们计划“夺取山东整个教育”;山东省济南一师的训育主任刘子斑、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长徐轶千等人,均受改组派成员朱霁青指挥;日照县县立中学校长尹树生,“亦为改组派中坚分子”;“前山东指委会所办之训练班,有二分之一倾向改组派”29。

   陈公博认为,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青年运动的一大错误,就是“完全狭义的学生运动”。学生既不具备独立的经济基础,又不能深入群众,“在社会中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行动纯粹靠一时的热情,热情既过,个人便各自寻出路”30。因此,改组派向知识青年发出了“到农村去,到工厂里去,到下级党部去”的号召。陈公博说:“我以为青年只有一条出路,即是‘往下去而不是往上跑’……必得到下层民众(中)去才是革命工作。”30在1928—1931年间,许多改组派的青年都加入了工会,或在改组派党部所办的工友夜校教课,对风起云涌的城市工人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改组派对一些国民党下层军官也产生过影响。一位曾参加改组派的军校学生牟龙光回忆说:中央军校里有个叫罗翘秀的战术教官,“肯与学生接近”,颇得“学生的信仰”。有天罗教官约他和另一些学生去家中,拿出《革命评论》给他们看,问他们觉得怎样?他们说:“改组国民党,反对蒋介石独裁,我们是赞成的。”当天几个人都填了表,举行了参加改组派的手续。这是中央军校的第一批改组派成员,以后又陆续在中央军校第六、七两期和军官研究班、要塞炮兵班中发展了一些成员。31

   1931年宁粤对立时,有报纸评论说,改组派“注力于下层工作”,自汪回粤之后,“青年党徒之归来者,不下千余人……分布于各党部、各军队之中,于原有之潜势力外,又新添多数之力量……表面虽莫展一筹,实际已有无形之进步”32。但是,改组派并未贯注全力于夯实下层的组织与军事基础,他们不能建立革命的武装,只能诉诸利用军阀发动对蒋战争的“快速”夺权手段。这使得一场原本包含着国民党自我革新诉求的改组运动,最终蜕化为一系列的军阀战争与派系竞逐。这是“改组国民党”理想的堕落,也是改组派最终被真正的革命青年抛弃的原因。

   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迎合青年的革命诉求而主动表现出“左倾”的大小政治团体比比皆是,改组派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此外还有第三党、社会民主党等。徐谦在上海组织过“共同生活社”,提倡“劳资合一”论。孙科也曾以发动“新左翼运动”自诩,一面要求共产党合法化,一面“求见好于”社会民主党,并投资神州国光社,宣传主张对日绝交、对俄复交,与民众打成一片等等33。这些政治组织出现的社会基础,正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左翼青年。无论高层政治怎样变化,只要社会上有贫穷、痛苦、压迫存在,青年们对于更公平、更人道、更美好的人类生活的主动探求,就不会停止。

   1931年底,国民党实现宁粤合流,组成新的中央政府,改组派大员纷纷入阁。1932年元旦,新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在参加国民政府新年典礼后,写下:“髀肉重生战马疲,征袍脱去换朝衣。酒杯浇尽牢愁在,也自随班习朝仪。”34颓唐之情跃然纸上。时人评论说:汪蒋合作,左派大员都得高官显爵,而满腔热血的学生,除少数以特殊关系获得所谓“革命报酬”外,其余“凡是找到了他们所谓革命的领袖,初一个‘没办法’,继一个‘没办法’,终于还是一个‘没办法’,真是目击心伤,欲哭无泪!……要知伟大人物的地位,是牺牲我们无数青年的血泪所造成。”35

   上层政客的投机与消沉,让下层的革命青年深感失望,再次感到革命理想的幻灭。追随改组派的青年军官牟龙光便觉悟到:“看来革命与反革命的口号也不过是麻痹人民的,他们当了大官,就合作了,‘革命’不过是为了个人当官罢了……真令人恼极了。我从此到部队去……改组派的事,从此我也不再过问。”36据时人观察,1932年以后,不仅社会上过问改组派的人不多了,“即其干部中人,好像亦远不如从前之起劲”,一些大学中的改组派活动份子,竟被共产党“拉去”37。中共山东省委1932年6月的工作报告中说:山东省博兴县“整个国民党县党部完全加入了C.P.”,其中有两个常委是中共党员,一个常委是互济会的,其余是民众教员馆的职员,“区长也加入了C.P.”。38

  

   三

   继续探索人生与社会的出路

1928—1929年间,因为蒋、桂、冯、阎等新军阀之间的冲突,给改组派提供了发展空间。在冯玉祥、阎锡山势力范围下的山东、河南、平津各省市,改组派发展迅速。但军阀混战提供的机遇是不稳定的。1929年10月的蒋冯战争中,冯玉祥战败退出河南,在冯保护下的改组派土崩瓦解,所有支部委员和省民众团体重要负责人都被通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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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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