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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可君:卡夫卡写作中的中国动机:万里长城与巴比伦塔的对比寓意

更新时间:2020-04-23 11:49:37
作者: 夏可君 (进入专栏)  
在乌龟一般日常算计的生活中爬行着,或者渴望法西斯主义与独裁者的拯救,或者沉迷于日常生活一步步的苦心经营,但其实危险无处不在,如同股票的突然崩盘,其实寸步难行。现代性不过是加强了这种日常化的虚无主义。但这是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虚无主义态度。如同修建巴比伦塔,却并不爬上,并不去用它。——这是“不去用”,这是叠加了芝诺悖论与保罗神学的弥赛亚等待,那个所谓的弥赛亚来临的小门,其实只是这个奇怪的重叠。

   2,或者是小国寡民式的生活方式:这是中国道家式的解读,即这个小说其实来是对于老子《道德经》第80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改写,可以如此消极地理解。但也可以积极地理解,那就是无所用,“认认真真做某物,又空无所成”(这是卡夫卡阅读老庄道家所获得的书写原则,只有本雅明最为敏感指出了这一点)。如此积极地无所成,就是一种无用的解释学,保持自身的无用,邻村还是在邻村,并未抵达,从未抵达,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那样,如同动物一般生活着,但邻村在那里,如同《城堡》前面的小村子依然与城堡保持着距离。此间距的保持,乃是去除幻想,保持在虚无之中,这也是虚无主义的生存方式。

   3,或者这是弥赛亚式的解读:这是老人回忆的目光,或者这是国王回望的目光。这其实是弥赛亚式回忆的救赎目光,老人已经抵达了邻村!这是他的回首与回忆,回忆的力量能够把一个个幸福的瞬间提取出来,以瞬间聚合,形成自身的星丛或星座。这是个体的救赎,但也是自然的弥赛亚化,因为前面邻村的间距已经被想象所穿越。这是弥赛亚式的解释学。弥赛亚并未来临,还是虚无主义的,只是重新理解此“从无创造”的空无化。或者这是持久的等待,如同这个小村子其实也是塔木德故事中那个等待弥赛亚来临的公主的临时身躯。

   这是三重的虚无主义解释学或无用解释学的教义:1,资本主义时代消费主义的虚无主义,欲望消耗的虚无。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身体的消耗与无意义。2,弥赛亚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无:从无创造与自身退却,退出空无空间与拆开历史之墙。3,道家的无用解释学:认真做某物,却又空无所成,保持空无的空无性。这三者结合起来,保持虚无主义为方法,一方面此虚无主义消解着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此虚无主义,乃是走向积极地聚集,但又保持空无,在空无中获救。但此三重的虚无主义的解释学,乃是“姿势的解释学”:老人回忆的目光——回首的弥赛亚收拢姿势;年轻的骑士——飞奔跳跃的虚无姿势;幸福流逝的生活——可能瞬间深渊沦陷的生命姿势。这三重的姿势形成了救赎的节奏。

   如同卡夫卡最后一篇小说《女歌手约瑟芬妮或耗子式民族》中的歌唱,也有着三重性声音的叠加:动物式的耗子叫,口哨声的即兴无用化,灵魂升华的歌唱。如此三者同时显现。这有些让我们想到莫言小说《檀香刑》的写作:遭受檀香木凌迟刑法时的纯粹肉体的叫声——西方火车奔跑时的汽笛声——并不存在的猫腔的消解疼痛的歌唱。只是莫言并没有明确此三重声音的复杂教义。

  

三、中国长城建造时:“墙文化”的形式语言


   卡夫卡为何要写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还是围绕长城?这是与犹太人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中国文化乃是“墙文化”。

   万里长城,开始了中国帝王的思维模式与统治秩序,建构了中国民众与宫廷帝王的想象关系,也有中国与外族的关系,还有中华民族对于政治的基本想象力,尤其是长城这样的“建筑术”与巴比伦塔的对比,还有对于不明来由的神圣与神秘“指令”的思考。

   如此繁多的主题,我们只需思考三个方面:帝王的位置与指令,帝王的位置已经虚空,其指令也已经失效,但余威还在,此余威令人恐惧,剩下的仅仅是恐惧,恐惧的失效还有恐惧余留的阴影。社会的结构与秩序,无论是社会分层的机器化还是身体姿势的规范,都已经被层层规范,尽管仔细追问,其实一切都模棱两可。民众的想象力,现代性取决于大众的想象力,但我们的民众只是在歌谣的欢乐里自我忘却,忘却帝王的存在也忘却自我的烦恼。总体上,中华民族与国家机构,看似统治特征极其明确,但其实又特别含混,因为并没有什么从绝对正义出发的理念建构,没有弥赛亚绝对正义的尺度,只有城墙平远建构的秩序,并没有巴比伦塔垂直的秩序,一切看起来如此舒服自然,一切尽收眼底,轻松又轻浮,尽管如此硕大的秩序其实又要费尽心机。

   但这可能针对的也是犹太民族的命运:进入现代性,弥赛亚会来临吗?弥赛亚也许已经无用了,神秘的教义已经没有了意义,也许可能还有着效力,这是索勒姆的解读。犹太民族的命运:没有位置,也找不到位置,彻底失却了位置,被大屠杀,成为无余者的生命,没有了余地,融入欧洲乃是逃离欧洲。民众的想象力呢?如同女歌手约瑟芬妮的形象所暗示的“耗子式”存在。

   卡夫卡首先有着万里长城建构“方式”或“内容”的发现——万里长城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帝国的自我想象方式如何?这是“分段修建的体系”(dasSystemdesTeilbaues)方法(注意一下,从德文与英文而来的中译本都没有翻译出来)。小说围绕这个发端的体系建构方式展开叙事,“分段修建”好像就是卡夫卡自己了不起的洞察,一个异域研究者的独特视角,发现了帝国的裂隙。如同皇帝的位置是床榻,尽管很大,但也是一个点。对于民众,我们这些迟到者,他的指令消息传递的总是太晚,二者之间没有桥梁,总是太晚,一切已经失效。似乎是出于皇帝的恐惧,修建了长城,但皇帝的目光无法让长城合拢,“裂隙”或“空子”总是在那里。

   统治的方式就是让“分段修建的体系”围拢起来,但自然或者当然的,一直有着很多无法合缝的裂缝(vielegro?eLücken),万里长城其实永远无法合拢。长城向着中心合拢,就不同于向着高处的巴比伦塔。我们的文化不向着高处,但西方文明,比如在纽约曼哈顿地区,那么多的高楼大厦,都向着高处,超过了人类的目光,这是所谓人类历史的终结。

   这是小说的追问:“长城并没构成一个环圆,而是只构成四分之一或半个圆,难道它能作为一座塔的基础?这只能算作智力方面的平庸。然而作为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长城,付出无数艰辛和生命的结果,它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何在这部著作里要描绘那座塔的规划,虽然是朦胧模糊的规划,为何要为在这项新的大业中如何统一协调民族的力量提出种种具体建议呢?”

   为何是“城墙”,中国文化是“墙文化”。为何是城墙?因为帝国如此巨大,为了保护自身;或者似乎是为了不侵犯外族,但也抵御了外族,导致自身封闭。但其实并没有彻底抵御外在,反而每一次都是要被迫开放,因为裂隙其实无处不在,如同中国历史所证明的。

   因为裂隙无处不在,这就导致对于民众的胁迫与裹挟,民众必须更为团结。我们的民众也希望团结。欢呼,咏唱,这些语词,这些发自内心的欢呼,让中国民众更为团结。因此,越来越向心性。这是来自于民众的方向,向心力方向。(——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当然,最终是靠什么建构向心性呢?这是来自于帝王的指令。指令向着外在发散,其中有着秘密,但领导者集团的秘密指令,其实无法被解读,既然是秘密,当然无法传递,被分享也是有着限制的,对于指令的理解,因为太过于敬畏与神秘化,甚至带有巫术的禁忌。所以不好理解,处于模糊之中。怎么理解都没有明确界限。(——当时有许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条准则,甚至连最杰出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设法尽全力去理解领导集团的指令,不过只能达到某种界限,随后就得停止思考。)

   那么,这就有赖于民众的想象力了,既然皇帝如此之远,指令又如此模糊,且不断被曲解,而且又那么远。民众如何呢?我们的民众处于童年状态,我们中国人并未长大。

   就实质内容而言,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民族呢?

   1,我们更为彻底保留了自身的动物性——也因为现代性对于剩余生命的征用或者自然化生命的还原而加强——自然如何弥赛亚化?(——??这种看法也许并不是一种美德。更为奇特的是,这种欠缺似乎正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凝聚剂之一,是的,如果允许表达得更大胆的话,那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上的这片土地。在这里详细说明一种指责的理由并不是在震撼我们的心灵,而是在摇撼我们的双腿,这更加糟糕。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暂时不想再搞下去了。)

   2,以及社会制度的秩序化——现在被社会分层更为分化——如何可能共通?只是不断失序,不断分解。(——有一天,一个游遍那个省的乞丐将一份暴动者的传单带到我父亲家里。当时正好逢节,我们家里宾客满堂。和尚坐在正中间仔细看着这份传单。突然大家哄然而笑,传单在你抢我夺中扯碎了,收受了不少东西的乞丐被一顿棍棒赶出了门,大家四散而去,赶着享受那美好的日子。为什么会这样?邻省的方言与我们的完全不同,这种差异也表现在书面语的某些形式上,对我们来说,这些形式带有古文的味道。和尚还没读完两页,大家都已经做出了判断。老掉牙的东西,早就听说了,早就没搁在心里了。尽管——我记得好像是这样——乞丐的话无可辩驳地证实了那种可怕的生活,可大家却笑着晃着脑袋,一个字也不想听了。我们这里的人就是如此乐意抹杀现在。)

   3,也有着无所事事的消耗——现在被资本主义的消耗所加强,弥赛亚如何消解此消耗,如何给出新的礼物?(——真有那么个村镇吗?对我们来说,想象这样一座城市的模样太难了,还不如就当北京和皇上是一回事,或许就是一片云,一片在太阳底下静静漫步在时间长河中的云。)

   但更为重要的写作方式,则是从分段修建的内容出发所展开的“形式语言”建构,长城是一种统治的总体主义形式,是一种统治类型(Typus)(,领导集团是一种政治名分(Name),而生产建造的大众则是一种劳动形相Gestalt),这也形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状态:统治类型还是集权维稳的;政治名分还是权贵们的或者集团利益的;劳动形相还是广大的民众或沉默的大多数。

   卡夫卡也许是最为彻底回应了早期德国浪漫派的要求:小说写作必须成为一种文学批评,此文学批评自身的生产超过故事的书写,作为文学的那种理论本身——文学在自我生产的同时还必须要生产出自身的理论,文学的绝对就是文学运作的这种绝对性,此自觉的绝对化诗学写作中,其形式语言或自身的理论生产是什么呢?

   如果小说的实质历史内容是思考:长城是如何修建的?其修建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要修建长城?这是“分段修建”的方法与总体化组织模式,但此建构方式并不成功,最终导致民众与帝王关系的不相干,导致“乡村”与“北京”的脱节(确确实实,小说写道的就是北京Peking这座京城)。尽管指出了此修建的方法与后果,但这些常识不是中国人一直就知道的吗?因此关键是如何在建构中解构呢?没有“解构”如何可能走出长城的“围困”?或者不自我反省如何可能确保长城的牢固?中国人不是一直在反思帝国总体化组织的循环逻辑吗?难道没有走出的机会?也许,中国人是在思考,但却并没有找到“自我解构”的手法,如果解构也可以完善自身与发现他者的话,庄子“庖丁解牛”的手法似乎并没有转化为政治的手段!

这就需要从建筑方法与建构手法出发,展开更为彻底地“解构”,在小说叙事中,这是以纯粹形式的手法所展开的逻辑!为何要通过纯粹形式的反思呢?因为此反思乃是对于反思的反思,如同德国早期浪漫派所要求的,是对于自身反思限度与有限性的反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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