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社会结构中群体地位和群体权利差异普遍存在的基本认识，社会支配论提出了国家认同中的族群不对称假设。这一假设包括关系不对称和程度不对称两个部分。前者是指支配族群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而从属族群两种认同之间的关系则倾向于相互独立乃至相互冲突；后者是指支配族群的国家认同程度要高于从属族群。尽管存在理论解释上的竞争和实证结论上的抵触，但包括一些大型国际调查数据在内的实证研究部分证明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正视这一现象并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现实因素和理论脉络，对于理解国家认同困境的形成和推动多族群国家建设有着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族群不对称假设的现实启示，是将民族平等作为化解多族群国家认同困境的基本理念。

　　 关键词：国家认同；族群认同；族群不对称；社会支配论；民族平等

　　 项目基金：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J7JZD043）、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增进少数民族五个认同的社会融合路径研究”（项目编号:TJSR16-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郝亚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地址：天津市，邮编300350。

　　 在民族主义依然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而国家的族群结构却日趋复杂的时代，多族群国家认同当仁不让地成为学界的核心议题之一。然而相关领域学术研究一片繁荣的背后，却潜藏着话语重复、观念陈旧的隐忧。理论研究尚未能解答一些根本性问题，政策研究也难以回应实践中的重重挑战。例如，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到底如何？多族群国家认同的有效构建路径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分歧多于共识。

　　 社会支配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紧密的理论渊源，它从群体地位与群体权利的不平等出发提出了族群不对称假设，明确指出多族群国家认同在族群之间可能呈现分化状态。这一理论视角从基本观点到解释路径都体现出极大的创新性，对于多族群国家认同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进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族群不对称假设的理论背景、解释框架、实证检验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析其理论价值及现实启示。

　　 一、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假设的提出

　　 对于多族群国家建设而言，其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强化所有族群的国家认同,进而巩固国家的合法性。在此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最为引人关注，一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二是各族群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长期就两种认同之间是冲突对立还是共生共存而争论不休；在政治实践中，政治家们时常忧虑少数族群较低的国家认同危及到国家统一稳定。一些社会科学理论尝试对此做出解答，一些国家政策也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干预。

　　 威尔·金里卡（Will Kimlick）曾指出，多族群国家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存在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国家表达主流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并试图同化其他民族群体或至少将他们归到私人领域”；第二种选择是“国家对所有内部民族的认同给予平等的公开承认和容纳”；第三种选择是“国家试图建构并推进一种新的超越现有民族认同的超民族认同或泛国家认同”。前两种现实选择分别对应于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m）和多元主义（ethnic Pluralism）的理论视角，而第三种现实选择则在一定意义上与熔炉主义（melting-pot）有类似之处。

　　 同化主义倾向于否认族群认同的存在价值，将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视作零和关系；认为经由文化适应等同化过程，少数族群成员与所属群体的联系与日俱减，而国家认同则不断地形成与发展，最终使得各个族群都保持水平一致、程度较高的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只要尊重和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和价值，就能实现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统一，并可能实现两者的相互促进；通过尊重和承认少数族群的文化价值，可以使得各个族群都具有同等程度的国家认同程度。熔炉主义对现存的族群认同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并尝试将其熔合到国家忠诚之中；但认为当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发生冲突时，前者应当处于毋容置疑的统治地位，在吸纳各族群认同的基础上熔合而成的新认同，最终成为全体国民共同的心理皈依。

　　 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上，三种理论视角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判断。同化主义认为两者之间是冲突对立的关系，必须通过同化来消除族群认同的影响，以实现国家认同的主导性；多元主义认为，两者之间体现出共生共存的关系，保护和承认族群认同可以强化国家认同；熔炉主义则认为两者不存在明确的线性关系，与同化主义相比，其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对少数族群认同有一定的包容性。在国家认同程度上，三种理论视角均认为不会出现族群分化。同化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同化于主体族群来实现各族群的匀质化，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可以通过承认保护尊重各个族群认同来换取一致性，熔炉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吸纳并融而为一的方式实现无差别化。

　　 针对上述三种传统主流理论的观点，社会支配论提出了族群不对称假设，对多族群国家认同的两大核心问题做出了创造性乃至是颠覆性的回答。基于群体之间存在普遍性支配关系的认识，族群不对称假设认为支配族群与从属族群在国家认同上可能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可以归结成两个方面：关系不对称，是指支配族群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而从属族群两种认同之间的关系则倾向于相互独立乃至相互冲突；程度不对称，是指支配族群的国家认同程度要高于从属族群。概括而言，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上，族群不对称假设认为存在不对称关系，因支配族群与从属族群而不同；在国家认同程度上，族群不对称假设认为其在族群间不是匀质的而是分化的。作为一种颇具新意的视角，族群不对称假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它推动了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讨论，提出了两种认同之间关系的新类型；在实践上，它对多民族国家建设，尤其是国家认同建构过程有着极富启发性的政策意义。

　　 二、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假设的理论解释

　　 社会支配论是一种试图将微观的个体心理、中观的社会情境和宏观的社会结构综合起来，以揭示群体压迫、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等级的形成与维持机制的理论体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吉姆·斯达纽斯（Jim Sidanius）作为社会支配理论的主要开创者，将这一理论广泛应用于政治心理、群际关系、性别及族群问题的分析之中，提出了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假设并进行了系列实证检验，对于相关领域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族群不对称假设是社会支配论在多族群国家语境下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因此，对这一假设的理解首先必须回到社会支配论自身的理论脉络之中。

　　 作为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论范式，社会支配论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社会等级模型。社会等级的构建通常基于年龄（如成人对儿童的支配）、性别（如男性对女性的支配）等常规性因素，而在那些产生了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的社会中，则主要基于社会性建构起来的专断系统（arbitrary-set），如族群、种族、阶级、种姓、宗教等各种社会群体区分。与传统精英理论不同，社会支配论认为社会等级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合作性博弈，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共同维持了基于群体的等级稳定性。在此过程中，共识性意识形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支配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合法性神话（legitimizing myths）为基于群体的社会不平等提供了知识上和道德上的正当性，由此衍生的意识形态不对称假设（ideological asymmetry hypothesis）认为，对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二者而言，等级强化合法性神话与其积极的群体认同之间的相容性呈现分化：支配群体对内群体的心理依恋与他们对等级强化合法性神话的认可正相关，即越认可等级强化合法性神话，对所属群体的心理依恋就越大；从属群体对内群体的心理依恋与他们对等级强化合法性神话的认可负相关，即越认可等级强化合法性神话，就越不认同自身所属群体。概而言之，等级强化意识形态具有增强支配群体内群体认同、降低从属群体内群体认同的基本性质，因而起着支撑现有社会等级系统的功能。

　　 尽管国家认同在一般意义上不具有任何社会等级的含义，但对于专断型等级社会而言，认同国家也意味着认可国家的等级性精神。从为社会赋予合法性这个意义来说，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等皆可以被视作是等级强化意识形态。依据社会支配论的逻辑，多族群国家的族群在地位和权力上形成一种层级结构，可以大致区分为支配族群和从属族群两大类。对于支配族群成员而言，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内群体认同之间并不冲突；而对从属族群成员而言，认同内群体与接受社会中的支配规范显然是相互矛盾的。由此可以推导出关系不对称假设，支配族群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是正向关系，而从属族群两种认同之间的关系则倾向于相互冲突。对社会地位层级结构中的不同群体而言，等级强化意识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支配者而言，习得这些意识形态能帮助他们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从属者而言，这些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妨碍了他们形成积极的群体认同，也妨碍了他们按照对自己的内群体最有利的方式采取行动。并非“所有族群都可以同时强烈地依恋他们自己的族群，并依恋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相反，对从属者而言，为了形成积极的群体认同，他们可能需要否认社会中的支配意识形态，甚至否认整个社会”。由此可以推出程度不对称假设，支配族群的国家认同程度要高于从属族群。

　　 社会支配论提出了国家认同上的族群分化与不对称现象，并从共识性意识形态和社会等级系统维持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阐释。这一解释路径极具特色与新意，但囿于理论体系自身的宏观性与抽象性，也存在对中间环节和作用机制交代不够明晰的问题。随着学界对国家认同中族群不对称现象研究的日渐系统深入，我们大致可以从相关成果中提炼出以下若干种补充性的解释框架。

第一，国家认同与主体族群认同之间存在混淆效应。由于群体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国家认同与主体族群认同之间的界限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抹去。主体族群将国家认同等同于族群认同从而表现出国家认同高涨，少数族群将国家认同视作主体族群认同从而导致国家认同下降。威尔·金里卡发现，这种认同混淆效应在英国认同与英格兰认同之间、在苏联认同与俄罗斯认同之间、在西班牙认同与卡斯蒂利亚认同之间、在加拿大认同与英语民族认同之间是普遍存在的。“占人口多数的英格兰人的大多数成员并没有在他们民族的‘英格兰’认同和他们超民族的‘英国’认同之间进行区分：他们只是把前者的特征投射到后者上，因而要求国家对后者的推进包含着对前者的推进；而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天主教等少数民族的许多成员却认为，国家所推进的‘英国性’(Britishness)，仅仅是国家推进‘英格兰性’(Englishness)的一个幌子” 。美国的大量研究也证明了类似情况的存在。由于“美国人=白人”（American=White）效应的存在，白人因两种认同的重叠而更加认同自己的美国人身份，而少数种族则被认为比白人更少具有美国性。“少数族裔通常将自己视作双重特性——具有独特种族或族群身份的美国人；而白人则通常仅仅将自己视作美国人，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是融合的”。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少数族群两种认同的界限分明，主体族群的国家认同中存在族群认同的叠加和混杂成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