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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成双:种族主义与北美毛皮边疆印白通婚的兴衰

更新时间:2020-04-21 17:49:16
作者: 付成双  
农业定居社会的出现和白人妇女的到来则摧毁了上述基础,白人妇女继混血女子之后成为西部婚姻的新宠。

   最先背叛“乡村婚姻”的是哈德逊湾公司总督辛普森及一批上层官员。辛普森在19世纪20年代还对教会试图否定“乡村婚姻”的做法提出警告:教会“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几乎所有的绅士和雇员都有家庭,虽然结婚仪式不为人知,但任何试图打破这一不文明的风俗都是徒劳的”。63然而在1830年,辛普森却带头抛弃混血妻子玛格丽特·泰勒(Margaret Taylor),到英国与他的表妹弗朗西丝结婚。虽然哈德逊湾公司的许多上层员工仍然忠于他们的混血妻子,但辛普森等人的行为无疑为其他毛皮商人抛弃乡村妻子提供了样板,同时也为随后白人种族主义者批判和否定“乡村婚姻”打开了方便之门。

   教会争夺婚姻主导权的斗争揭开了“乡村婚姻”衰落的序幕。携带着白人种族主义偏见的新教教会来到雷德河居住区后,对“乡村婚姻”展开猛烈的讨伐。与天主教相比,新教教会存在更多的种族偏见,他们戴着白人种族偏见和欧洲文明优越论的双重有色眼镜来观察毛皮边疆的跨族通婚现象,从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这一角度对其展开攻击。雷德河居住区著名的新教牧师约翰·韦斯特(John West)顽固地主张基督教婚姻是“文明社会的母体而不是产儿”,64他诋毁按照印第安风俗所形成的“乡村婚姻”是不道德的和邪恶的,因而不受保护。继韦斯特之后的多名牧师也都坚持类似的种族主义态度,哈格里夫甚至公然声称:“找一个印第安女人做老婆跟找一个他祖母那样的人结婚一样荒谬。”65教会的上述举动引起哈德逊湾公司许多对乡村妻子不离不弃的高层的不满和抵制。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哥伦比亚地区主管麦克洛林(John McLoughlin)与牧师赫伯特·比弗(Herbert Beaver)的冲突。持种族主义立场的比弗牧师及其妻子在1836年到达西部后,不仅不承认“乡村婚姻”,还攻击麦克洛林所负责的温哥华贸易站充满罪恶。麦克洛林的夫人玛格丽特·麦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慈爱的妇女”,而比弗却侮辱她仅仅是一名“情妇”。66这引起麦克洛林的强烈不满。针对比弗污蔑贸易站是公司官员情妇收容站的言论,较为开明的牧师詹姆斯·道格拉斯反击道:这些根据乡村婚俗迎娶的女人“忠贞地同她们自己选择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们的婚姻被朋友们认可并符合久远的风俗,这是极高的荣誉了”。67虽然麦克洛林和比弗的冲突仅是个案,而且新教教会随后也改变了立场,按照欧洲仪式为许多毛皮公司的雇员补办了结婚手续,但教会为毛皮商人按基督教模式补办结婚仪式本身就是对“乡村婚姻”的否定,因而助长了白人对印第安妇女的歧视,使得原来在西北毛皮边疆处于隐形状态的种族偏见逐渐显现出来,并一步步演化为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由此可见,伴随着雷德河定居区的出现和教会的到来,整个西部的环境变了,英国化以及与白人妇女结婚成为新潮流,土著妇女在跨族通婚中的地位日益衰落。

   白人妇女成为攻击“乡村婚姻”及土著妇女的“急先锋”。在从毛皮边疆向定居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白人妇女与土著妇女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很显然,如果想要建立一个以英国价值为榜样的白人定居社会,白人妇女就必须取代土著妇女的地位,必须把后者从毛皮社会所占据的位置上驱逐出去。”68如果说教会还只是利用其对婚姻的主导权来挖掉“乡村婚姻”存在的根基的话,那随着雷德河定居区的建立而到来的白人妇女为了维护种族优越地位,则对土著妇女极尽侮辱之能事,从而使整个社会的风向朝着否定“乡村婚姻”的方向转变。雷德河定居区的教会人士和公司上层的白人妻子组成一个精英圈子,白人妇女引导着当地的社会潮流,追求英国时尚,自认为在种族和道德方面高于土著女性。这个圈子禁绝跨族通婚的妇女进入。许多对“乡村婚姻”保持忠诚的上层人士出于保护妻子的目的,也不愿意他们的妻子抛头露面,不过却全力按照欧洲模式教育他们的子女,希望他们不再遭受类似的歧视,甚至连著名的贸易站站长道格拉斯都警告在英国留学的小女儿严守自己混血的秘密。69

   毛皮边疆的消失最终敲响了“乡村婚姻”的丧钟。虽然雷德河定居区的建立、教会和白人妇女的到来营造了歧视土著妇女、否定“乡村婚姻”的社会氛围,但原本被寄予厚望的许多白人妇女并不适应西部边疆的生活环境,包括辛普森夫人等多名白人妇女不得不返回欧洲。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混血女孩比那些迁移过来的白人妇女更适合毛皮边疆的生活,依然是公司有潜力的年轻雇员们合适的结婚对象。因此,“乡村婚姻”虽然在雷德河定居区受到非议,但只要毛皮贸易仍然存在,印白跨族通婚就会延续。然而,随着19世纪40年代毛皮资源的枯竭、英美之间俄勒冈争端的最终解决、欧洲市场上消费时尚的变化,毛皮贸易走到了尽头。70随着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来自安大略的大批农业移民的迁入,农业拓殖代替毛皮贸易成为加拿大西部新的发展方向。1869年,哈德逊湾公司与加拿大联邦政府签订协议,以30万英镑的价格将公司所属的西部土地卖给加拿大联邦,标志着哈德逊湾毛皮帝国的正式解体。71

   从1867年的康奈利案到1886年琼斯案的法院判决,揭示了“乡村婚姻”从被认可到被正式否决的历史变迁。1867年,加拿大法庭审理“康奈利诉乌尔里奇”(Connolly v. Woolrich)一案时,主审法官蒙克(Coram Monk)在充分听取各方面关于“乡村婚姻”的来龙去脉,以及康奈利与苏珊共同生活23年的案情陈述以后,作出判决:“在西北地区被认为有效、合法的婚姻……而我却宣布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结合是非法同居,并把他们的子女标为私生子?我想我不能这样做。也不会有任何的法律、正义、理智和道德允许这样做!”72法庭最终认定康奈利与苏珊属于合法婚姻,等于正式认可了“乡村婚姻”的有效性。

   然而,蒙克的判决并没有成为其他类似判决的先例。随着西部农业开发的大规模展开,白人农业定居者对印第安人的种族主义偏见持续增加。1886年,拉姆西法官在审理“琼斯诉弗雷泽”(Jones v. Fraser)一案时,推翻了此前蒙克法官对“乡村婚姻”的认定,认为“一个文明人与野蛮妇女的同居,无论持续多长时间,都不能被认定为我们社会所定义的夫妻关系”。 73 拉姆西法官的判例成为以后加拿大处理印白通婚案件的“范例”,当1912年安大略最高法院审理“福布斯诉福布斯”(Forbes v. Forbes)一案时,再次确认:“一个白人与印第安妇女没有经过基督教仪式而以夫妻名义同居,只要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存在能够举行仪式的机构,即不认定其为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74由此可见, “乡村婚姻”从法律意义上被否决了,种族主义取得了胜利。

  

   四、混血族群梅蒂人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抗争

   19世纪20年代以后,越来越强烈的白人种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土著妇女失去了对“乡村婚姻”的主导权,连通婚所产生的大批混血后代也遭受歧视,在毛皮公司中升迁受阻。面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强大压力,一批混血后代也越来越具有独立的民族意识,他们开始彰显自身的印第安血统,努力维护自身的权利。一个独立的混血族群——梅蒂人由此逐渐形成。从一定程度上说,梅蒂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群体的出现本身就是西北地区逐渐兴起的白人种族主义所催生的。

   首先是欧洲化教育让部分混血后代认识到自身的独特性。毛皮商人在与印第安妇女跨族交往的最初时期,基本上对混血子女没有特别关注,这些混血儿童基本上都随母亲加入印第安部落。从18世纪中期开始,随着“乡村婚姻”的流行,白人父亲开始关注其混血子女的教育问题,并引导着混血子女的教育朝着欧洲化的方向发展。不仅一些有条件的公司上层官员将子女送到东部或者欧洲接受教育,连普通雇员也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欧洲文明的熏陶。哈德逊湾公司还在许多贸易站建立了学校,向这些混血子女传授文化知识。混血男孩的培养目标是成为毛皮公司未来的中层人员;对于女孩们,则希望她们通过学习欧洲文化,将来能够嫁给毛皮公司中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然而,欧洲化教育培养了这些混血子女的自我认同和独立族群意识。接受欧洲化教育可以让他们摆脱印第安文化的影响,接受基督教文化和伦理观念,但也在无形中让他们意识到自身作为混血群体所具有的独特性。

   面对欧洲化趋势,西北公司的法裔混血子女与哈德逊湾公司的英裔混血子女所走的是不同道路:英裔混血子女主要走同化的路子,倾向于否认印第安属性;而法裔混血后代则更注重对本群体权利的强调,承认其白人与印第安人双重祖先身份。19世纪60年代初到西部进行地理考察的探险家派勒泽,就看到了苏格兰裔混血族群与法裔混血族群在对待欧洲化问题上的差异,认为如果前者的母亲或妻子是印第安人,他对她们很好,但并不当作伴侣。而法裔混血族群则对印第安母亲、妻子,尤其是岳母倾注全部感情。75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混血子女逐渐成长为新兴的混血族群的领袖。毛皮公司上层的混血子女原本更倾向于融入欧洲文化,然而,白人移民的到来以及随后兴起的种族主义阻断了他们的升迁之路。这些利益受到伤害但受过良好教育的混血子女成为后来梅蒂人权利运动的领导人。据统计,在1790—1810年,西北公司的30名混血后代在东部或英国接受教育,然后以绅士身份回到内地,这些人认为自己具有独立身份和地位,成为后来梅蒂人争取权利运动的领导人。76梅蒂人的著名领袖路易·里埃尔(Louis Riel)正是从东部加拿大接受法律教育,然后返回雷德河定居区的。77

   其次,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使一些下层法裔雇员及其混血子女解除了与毛皮公司的关系,逐渐发展成为自由猎手,从而在走向梅蒂人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一些下层的法裔毛皮公司雇员升迁无望,便离开贸易站,通过通婚成为土著部落的一员,甚至许多法裔雇员正是因为受到土著妻子的鼓动才成为自由猎手的,如贸易站站长纳尔逊一个下属的妻子就经常鼓动其丈夫离开。78这些白色印第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后,会带领混血家庭逐渐脱离印第安部落,新建自己的村落。这些独立混血家庭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需要建立起对周围区域毛皮猎捕和交易的控制权,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与以前的白人贸易商人和单纯的印第安人或者混血后代不同,他们是梅蒂人的雏形。79根据加拿大西部史学家福斯特的研究,在梅蒂人形成过程中,从公司雇员到自由猎手的转变是关键性一步。自由猎手“与家人而不是与印第安部落或贸易站生活,为孩子们能够融入一个不同于印第安人部落和贸易站的氛围奠定了基础”。80

   最终,以雷德河流域为中心的主要依靠猎捕野牛为生的这部分法裔混血族群发展成为梅蒂人。雷德河与阿西尼比亚河交汇区,地处从大湖区通向西北毛皮主产区的交通要道,这一带水草丰美,野牛分布很广。脱离毛皮公司的自由猎手及其家人逐渐在这一带汇集,他们猎捕野牛,为西北公司提供牛肉饼,同时也向边界以南开拓贸易,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混血猎手或者毛皮公司的下层混血后代都自动发展成为梅蒂人。比如早在17世纪就定居在大湖周围的苏圣玛丽、麦科米克等地区的那些法裔混血族群,面对毛皮贸易的衰落和白人农业移民的西进,并没有发展出强烈的自我族群意识,也没有产生强力的领袖。81

雷德河居住区的建立和白人种族主义歧视,强化了雷德河周围混血族群的自我民族意识,促使他们在政治上完成了向梅蒂人的转变。1811年,哈德逊湾公司的塞尔科克勋爵在雷德河与阿西尼比亚河交汇处建立起雷德河定居区,遭到了西北公司的强烈敌视。西北公司为了达到反击哈德逊湾公司的目的,于是挑动这一带的梅蒂人攻击雷德河居住区,理由是该居住区不仅对后者的生活和贸易造成损害,还威胁到他们对周边土地的控制权。在西北公司利用梅蒂人打击商业竞争对手的同时,雷德河地区的梅蒂人也利用两大公司竞争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1814年,雷德河居住区的领导人发布了著名的“牛肉饼宣言”,声称:牛肉饼对于殖民地居民的生存至关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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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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