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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成双:种族主义与北美毛皮边疆印白通婚的兴衰

更新时间:2020-04-21 17:49:16
作者: 付成双  
从而持续终生。丹尼尔·哈曼(Daniel William Harmon)的例子堪称典型。他最初对于印白的结合不以为然,但还是在1805年同一名印第安妇女结婚。哈曼最初并没有对妻子表现出太多的依恋,但随着孩子们的出生,当1819年哈曼准备离开贸易区回到东部定居区的时候,他已经无法抛弃他的妻儿。按照他的说法:“将我深爱的孩子们扔在荒野中,我如何能够在文明世界安心度日?一想到这样我就痛苦得要死,我怎能把他们从母爱中夺走,而让他们的母亲在余下的日子里遭受失去儿女的痛苦?”32哈曼最终把他的印第安妻子及子女都带回了佛蒙特,并终身生活在一起。著名贸易商人亚历山大·罗斯认为,种族通婚是“白人各个社会阶层爱恋印第安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33印第安妇女“甜美、举止优雅,感情细腻而坚贞,是天生的好妻子”。34罗斯本人1815年同一位印第安酋长的女儿结婚,并最终与其定居在雷德河居住区。据研究,有9名原西北公司的上层官员都与印第安妻子相爱终身。35

   在近代种族主义盛行的北美大陆,毛皮边疆的“乡村婚姻”能够暂时压制住白人内心的种族优越观念,接受印第安人的风俗和规则,是由当时特定环境条件所决定的。

   首先,毛皮边疆白人妇女的缺乏和印第安妇女的相对过剩使“乡村婚姻”成为可能。自从17世纪新法兰西毛皮商人越过大湖进入西北地区,直到1806年,广阔的西北地区在上百年的时间里没有白人妇女到来,而当时受雇于毛皮公司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虽然有的在欧洲或北美东部已有家室,但长期无法团聚。如1663年在东部新法兰西殖民地,男性居民的平均年龄只有22.2岁。36因此,在毛皮贸易时代,西北地区白人青年男性居多,却没有足够的白人妇女群体。而与白人妇女的缺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北地区土著妇女居多。由于受到长期的部落战争和瘟疫影响,土著妇女的数量大大超过各族男子的数量。在西部草原地区,女人和男人的比例大约是3∶1。根据亚历山大·亨利(A. Henry)1805年的记录,其领地内共有16995名印第安妇女,而男人只有7502名。同期在萨斯喀彻温河上游地区,印第安妇女的数量为13632人,土著男子则只有4823人。37

   其次,印第安部落的社会风俗为白人雇员与土著妇女的结合提供了可能。不同于西欧男权社会中对性及妇女的疯狂占有理念,印第安社会性观念相比西欧要开放。虽然土著社会对于通奸行为惩罚严厉:如果一名妇女犯下通奸行为,一般会被丈夫“砸碎脑壳”,38但是,印第安社会对于性分享和离婚的规定却比欧洲天主教社会宽松得多。根据西部探险者戴维·汤普逊的记述:“当他们无法平静共处的时候,就会像先前不太繁琐的结婚仪式那样,简单分开,而且双方可以自由地去追求所喜欢的任何人,并不认为这是品质上的污点。”39在草原印第安部落中,多妻制盛行,酋长一般都拥有多名妻子,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必需,也是一个男人地位和能力的象征。有些印第安酋长为了让毛皮商人接纳妇女,也向白人灌输“所有的大人物都应该有多名妻子”的理念。40

   北美土著人还有换妻的风俗,他们把这当作友谊的象征。根据格雷厄姆记载,土著男子会把妻子“出借给其他男人一夜、一月或者一年,而且有时候会在数年内交换妻子”。41根据土著社会的伦理规则,“出借妻子的习俗并不违背社会荣誉法则,相反,对上述珍贵礼物的拒绝才被视为对丈夫的羞辱”。42换妻、多妻风俗并不影响土著婚姻的严肃性,夫妻双方各尽义务,“比基督教所教化的文明民族的婚姻还要忠诚”。43因此,当白人与印第安人接触时,后者主动把妻子与女儿送给白人,这种在基督教伦理中被认为是极端荒唐的举动却是土著风俗的一部分,而且是友好的表示。当然,印第安人在表示友好的同时也并不是无欲无求,他们无法从白人那里得到妇女作为回报,但却期望得到友谊和物质的回报,这一点与旧世界的性交易有着本质区别。后者是赤裸裸的交换,而前者的基础则是友谊和通好。白人最初很难分清这一点,并且戴着欧洲文化的有色眼镜观察印第安社会,因而产生很多偏见和误解。据记载,大部分草原部落都主动寻求与白人通婚,甚至许多印第安丈夫鼓励妻子与白人交往。西部贸易商人罗伯森还发现:在受到白人酒精饮料的毒害后,有的印第安人甚至为了得到一瓶白兰地而出借自己的妻子。44除此之外,人类社会早已流传了数千年的性交易现象在土著社会也存在。据记载,早在18世纪30—40年代,每年就有60名女奴隶被送往蒙特利尔。45当年贸易商人小亚历山大·亨利一度被土著部落要求进行交易的行为弄得不胜其烦,甚至禁止土著妇女在贸易站附近活动。46

   第三,印第安妇女在毛皮边疆中的利用价值是“乡村婚姻”得以维持的现实基础。除了为白人提供家庭生活的温暖以外,印第安妇女还在毛皮贸易中发挥着经济和社会性的作用。首先,她们是一支重要的劳动力。在西北狩猎民族中,妇女除了照顾孩子和家庭外,还要负责采集和烹制食物、制作衣物、在男人打猎时背负物资等。47其次,印第安妇女还能够充当白人毛皮交易的翻译、谈判者和中间人,并教授白人土著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另外,有些土著妇女甚至直接参与到毛皮贸易之中。1821年,伊萨克·考伊称:许多公司领导层的成功都“有赖于他们的妻子的智慧和良好建议”。48其实,白人初到西北地区时不熟悉这一带的自然情况,要想成功,只能采取土著社会的生存方式。而土著社会由于分工不同,许多关键性的生存技巧完全是由印第安妇女所垄断的,后者把这些技巧传授给白人,从而保证了毛皮站的生存。“印第安妇女传统技术的经济价值让她们成为公司一支无价的劳动力。”49埃德蒙顿贸易站站长约翰·罗恩指出:“这儿的女人工作努力,如果没有她们,我不知道怎么去完成公司的工作。”50

   需要指出的是,土著妇女在跨族通婚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她们也利用自己的优势以谋求自身地位的改善。土著妇女一方面承担着繁重的社会劳动,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较大的话语权,比旧世界的妇女们在婚姻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一位温尼巴古族(Winnebago)印第安母亲一边告诫她的女儿要听哥哥的话,不要让他们尴尬,与此同时却又指出:“但等你长大了,可以跟你认定的任何人结婚。”51正是在这一看似矛盾的社会角色中,土著妇女也在积极寻求自身的角色定位,白人的到来无疑为她们提供了减轻负担和谋求另外一种生活的机会,而土著社会的换妻风俗则为她们与白人的交往营造了一种宽松的社会氛围。因此,范·柯克认为:“土著妇女在毛皮贸易中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牺牲者。她们主动寻求通婚,以改变其生活与环境。”52兰森也指出:“只要女性依然利用性这一因素,与他族的印第安人和欧美外来者建立联系,从而确保良好贸易得以开展,那么,无论印第安人还是白人男子都在妇女的性活动方面没有多少话语权。”53

   虽然有些印第安妇女利用白人与印第安人交易的机会,提升其社会地位,不过总体来说,这样取得成功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土著妇女通过她们辛勤的劳动为白人毛皮公司作出了贡献。而她们看似改善的地位是建立在非常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的,那就是她们对白人集团的有用性和其他族裔妇女的稀缺性。从白人贸易商与土著妇女按照印第安风俗结成的“乡村婚姻”中似乎看不到白人种族主义的影子,但并不等于印白之间没有文化上的冲突,也不等于白人毛皮商没有种族主义观念,只不过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白人的种族优越情绪没有用武之地,暂时蛰伏起来而已。只要毛皮边疆的这种平衡不被打破,“乡村婚姻”继续流行,白人种族主义就难以现身。然而,随着混血妇女数量的增多和白人妇女的到来,她们取代土著妇女先后成为毛皮商人结婚的主要对象。而随着这些替代品的出现,原本隐形的白人种族偏见逐渐暴露出来,“乡村婚姻”也由此走向没落。

  

   三、种族主义的兴起与印白通婚时代的终结

   毛皮边疆的印白通婚以18世纪7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此前白人贸易商结婚的主要对象是印第安妇女。大约从18世纪70年代起,随着“乡村婚姻”的流行,混血妇女的数量越来越多,她们逐渐取代土著妇女成为白人结婚的首选对象。“乡村婚姻”由此进入第二个历史时期,即白人与印第安混血妇女的结合,这也是白人种族主义逐渐兴起和“乡村婚姻”走向没落的阶段。

   在混血妇女出现以前,土著妇女是西北地区唯一可供通婚的对象,白人毛皮商主要是在不同的部落中选择通婚对象。而混血妇女的出现,则为白人毛皮商人提供了另外一种可供通婚的选择。到1770年以后,混血妇女的数量已经很多。如从1700年到1800年,哈德逊湾公司有记录的混血子女有200人,其中96个男孩,99个女孩,另外5个性别不详。54另外,为了应对贸易竞争,在19世纪以前的30多年,各贸易站站长大多鼓励员工结婚,这进一步增加了混血儿童的数量。结果,除了边远地区仍然选择土著妇女结婚外,混血女子成为“乡村婚姻”的主角。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其原因在于:第一,在落基山以东的广大区域内,毛皮贸易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与印第安妇女结合的商业意义不如以前那么重要。当然在边远地区,跨族通婚仍然处于重要地位,甚至到1821年,哈德逊湾公司总督辛普森还强调“联姻仍然是我们能够获得土著人友好的最安全的方式”。55而随着白人和印第安妇女交往增多,双方矛盾也在加深,甚至有些部落开始禁止其妇女与白人交往。1806年,西北公司颁布法令,禁止雇员与印第安妇女结婚,而与混血女子的婚姻则不在禁止之列。56这既可以看作混血女子群体壮大的标志,也是促使“乡村婚姻”进一步欧洲化的重要一步。第二,混血女子除了继承其印第安母亲的许多传统技能外,更符合欧洲的审美标准。这些女孩“在修养方面也取得不少进步,她们生性聪敏,善于模仿,很快就掌握了精致生活所需要的悠闲与优雅”。57第三,白人父亲的溺爱使得迎娶混血女孩更有利于年轻的毛皮雇员们未来的职业发展。许多白人父亲不再按照印第安社会的风俗要求给新娘提供聘礼,而是按照欧洲习俗为女儿准备一份嫁妆。有些公司上层官员给女儿的嫁妆还相当可观,如一个贸易站站长给他6个女儿每人的嫁妆都是1000英镑。58

   雷德河定居区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教会人士和白人妇女对“乡村婚姻”的攻击使得跨族通婚成为白人种族主义的牺牲品。1811年,塞尔科克勋爵(Lord Selkirk)取得哈德逊湾公司的控制权后,在大湖以西的雷德河与阿西尼比亚河交界处建立雷德河居住区。59此举引起西北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最终的结果是1821年两个公司合并,哈德逊湾公司成为大湖以西的唯一主宰。60塞尔科克殖民地的建立受到了毛皮公司员工的支持,它能够为那些无力送子女到东部或欧洲接受教育的员工们提供一个比贸易站更为正规和稳定的儿童教育场所,而且退休的员工也有望在雷德河居住区得到安置。这让哈德逊湾公司的广大雇员看到了他们在退出毛皮贸易后,就近实现英国化的未来前景,他们既不需要同印第安妻儿分离,还避免回到英国或东部加拿大的一些不适。

不过,塞尔科克殖民地的建立却给予“乡村婚姻”严重打击。其一,塞尔科克殖民地塑造了一种与此前150年的毛皮边疆截然不同的农业定居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毛皮贸易必不可少的印第安猎手、印第安妇女以及混血女孩所擅长的传统技艺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在农业定居社会中,当时所认定的妇女最重要的四种品德是“虔诚、纯洁、顺从和顾家”,61而土著妇女所擅长的传统生存技能变成了与文明化的农业定居社会相对立的野蛮化的象征。在白人定居者看来,只有去除这些野蛮性,文明的光芒才能照耀西部。塞尔科克殖民地的领袖麦克多奈尔(Miles MacDonnell)鼓吹用白人妻子来终结“与印第安妇女所形成的邪恶而丑陋的联系”。62其二,随着白人妇女的到来,“乡村婚姻”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迎娶白人妇女成为新的婚姻时尚。“乡村婚姻”虽然塑造了不少浪漫的爱情神话,但其存在的根本基础是可供选择的结婚对象的稀缺性和印第安妇女对毛皮贸易的有用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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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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