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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侨明:转型中国与流动的社会工作:一个基于本土化实践的理论框架

更新时间:2020-04-21 01:35:10
作者: 李侨明  
[16]在这个意义上,流动的社会工作持批判—诠释论的立场。

   (1)社会工作者受政治情境与社会意识的形塑,这些外部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工作者的立场。在实践领域,一线社工往往极力地回避“商业”和“政治”因素,认为这些因素是非专业相关的高风险因素,一旦涉入其中将使自己丧失专业的独立性,谈商、谈政则色变。其实这是个较大的误区,难以想象一个不懂什么叫人大代表制度,不知道人大、政协如何产生、不懂得政府、居委会如何运作,不懂基本的经济发展原理的社工,如何在社区中去推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只有“懂经济,懂政治,懂社会,懂文化”的“四懂”社工才能够将案主放置在其经济社会脉络与政治情境中,注重自身作为“人”的完整性和流动性,才能精准有效地理解具有流动性内涵的人和社会,才能提供适切有效的服务。

   (2)流动的社会工作主张服务对象与社会福利制度关系的多元性,不从自由主义或社群主义的主张去支持某一种论调。服务对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互动关系往往由社会工作的实践情境所决定。面对一些特别的现象,例如,开着宝马车的居民轻松地回避审核制度而领取失业救济金和经济适用房;低保家庭为了取得低保的待遇而不愿意让其大学毕业子女工作;拥有多套房产的中产阶层的人士为得重疾的儿女而向社会公众募捐等等,我们很难去将责任归因于社会福利制度或者个人。这不等于说,这些现象与制度的缺失、不完善没有关系;也不等于说人性没有善恶。在鲍曼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脆弱性连接”的个体化时代。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下,人际冷漠、公共意识淡薄、事实个体与权力个体分离、丧失社会批判意识(任东景,2010)。[17]这种现象,鲍曼将之归因为自我对他者责任的伦理消亡。流动的社会工作认同这种判断,也认同其重建社会的公共空间重,塑为他者负责的道德观。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工作主体的“人”,我们不但要看到前者的需求和问题被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所形塑,而且也应该看到后者本身作为“人”的限制。社工应对社会制度和结构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助人工作具有敏锐而谨慎的反省能力。

  

   二、流动的专业伦理:道德的实践还是伦理的洁癖

   通常,我们会把社会工作称之为“道德的实践”。[18]这样的说法其合理性有三:(1)社会工作根植于宗教慈善和人道主义,有自身独特的专业伦理操守和规范;(2)社会工作的使命不单单是解释社会问题,还必须回应民众与社会的需求;(3)社会工作者以服务民众、促进社会正义以及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一般认为,社工的理念、社工的道德及伦理是社工有别于其他职业的“灵魂”。在韦伯的意义上,从新教伦理与现代职业的关系中去看现代职业伦理观,社工伦理并不能单独地成为其区别于其他现代职业的条件,所有的职业都有“绝对同等的价值”。[19]因此,流动的社会工作伦理是实践性的,拒绝为了区分职业分工与特性而画地为牢。实践性在此指的是在伦理理论与实务操作之间循环往复地修正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康德为代表的道德绝对主义者认为,道德应该是绝对而确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改变及挑战;而以边沁为代表的道德相对主义者则站在功利的立场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坚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善”。实际上,社会工作者无论秉持哪一种道德理念都会面临道德的困境;如何做出道德伦理的选择,依旧不可能在道德上“十全十美”。道德绝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都有其优缺点,更值得我们深究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在实践中跨越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争论。有学者将“道德的实践”理解为“社会工作者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修行”。⑤这意味着它并非把社会工作这一门专业(职业)在道德上凌驾于其他的专业(职业),而是对社会工作者及其服务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尤其涉及了社会工作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及其社会责任。这种理解将关注社会工作实践道德回归到关注社会工作者,即社会工作者自身的道德作为社会工作实践道德的一部分,“反求诸己”。然而,这种理念对社会工作者本人的专业素养和道德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容易使社会工作者被自己塑造为“道德的圣人”。既然是圣人,可能就不能犯错误;不犯“错误”可能就解不开道德伦理的困局。

   在实践中,社工经常会讨论服务当中有无蕴含“社工元素”、“社工理念”,讨论社会工作者及其所做的服务有无“社工味”等等,这些都是对“道德实践”的坚守。例如,社工带领新移民在新社区进行的“社区游”,除了介绍当地社区的历史故事、人文地理和公共资源,以便让新移民尽快融入当地社区生活之外,也需要在服务的过程中有意地促进新移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促使他们变成彼此熟悉的社区支持网络。在这个社区活动中“互动”就是该活动最能体现“社工元素”的核心,而社工亲和的形象,活动的轻松温馨氛围,陌生居民之间通过活动而发展了友好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支持网络等等,都体现实践中强调的“社工理念”“社工元素”及“社工味”。如果社工在策划“社区游”的活动时,没有花心思去构思背后的社工理念、社工元素,没有在活动中体现专业独有的“社工味”,那么这样的社会工作活动并没有实践其职业理念、能力和方法,与一般的旅游导赏无异。没有社工理念实践的“活动”是不合格的,甚至是有悖于职业道德的。

   然而,道德实践常被复杂的社会现实所挑战。回应各种情形的道德伦理问题,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道德的实践”如何避免伦理的“洁癖”。笔者把伦理的“洁癖”理解为,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面对职业道德和伦理“两难”困境时的“完美主义”倾向,即不允许自身专业伦理上有任何“瑕疵”的理念和做法。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案主的自决权及其限制的伦理实践。顾名思义,自决权指的是案主对自己所面临的情况和困难,一般情况下都有自行决定处理方式的权利。在个别案例中,案主的自决权则可能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某16岁的未成年少女到某市三甲医院要求堕胎,医生告知她妊娠时间已达20周以上不能进行堕胎,否则有生命危险,并且未成年人必须在家长的陪同下前往医院才能进行手术。尽管如此,少女仍强烈要求医生进行手术,被医生拒绝后,在医院的公共走廊地面上打滚抗议,并导致众人围观。医院的心理医生初步诊断该少女没有精神疾病的征兆后,医院相关负责人致电笔者求助。笔者赶至现场后,既无法与她有效沟通,也无法进一步获取家庭联系方式。可能因受怀孕影响导致其敏感多疑,她只愿意与医院一位“老乡”保安员沟通。医院认为,应当联系相关救助部门将少女火速转移出医院。而社工认为,在没有联系到少女的监护人或者亲友之前,贸然联系救助部门(况且没有专门的针对这类事件的救助部门)是对案主隐私与自决权的侵犯。这个案例中隐藏的实际上是两个伦理问题:(1)医院和少女,谁才应当是笔者的案主?(2)少女的生命健康权与其隐私权、自决权之间的冲突应当如何解决?只有谨慎、充分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社工才可能在“两难”困境中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传统的社会工作伦理观将案主的生命权置于专业伦理的优先等级,这在人道主义的道德立场上并无可置喙,只是这种伦理观并没有解决生命权优先带来的其他伦理问题。

   在另外的一个案例中,关于自决权限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案主为75岁的老妇人,长期忍受儿媳言语上的辱骂,偶尔还遭受其殴打。笔者看到老妇人身上的伤痕后,第一反应是建议其报警。而此时老妇人坚持不让笔者报警,原因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报警的话会让她儿子也“没面子”。她只是希望社会工作者警告她儿媳不要再有类似的行为。⑥案主的自决权在什么情形下应当受到适当的限制?Biestek提出四种情形常被用来作为限制案主自决的参考依据,它们分别是:(1)案主具做出积极而有建设性决策的能力;(2)民法产生的限制;(3)道德产生的限制;(4)以及机构功能产生的限制。[20]根据这四个要件去考虑该个案,便会得出不应当限制老人自行决定的权利。尤其重要的是,老人受到“家丑不可外扬”的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影响很深,很担心儿子受到邻里、社会的非议。也就是说违背传统观念而报警对她来说反而是“不道德”的。[21]案主的家暴问题,后来反而在其家族长辈“二叔公”的主持下得以暂时解决。

   一方面,在传统的熟人社会,诸如长者受到家暴、少女早孕类似的社会问题,传统的道德人伦秩序可以提供非专业伦理上的较为妥善的道德预防与道德救济。但随着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传统的道德人伦体系与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已经随着解体,且无法在城市重建。尽管“家丑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依然有文化与认知上的影响力,但是也已经不能提供伦理上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在城市化、工业化与市场化的现代化进程中,职业分工为这类社会问题提供了弥补性的专业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专业主义的道德伦理仍然很难解决失去传统道德基础的社会问题。行政、司法等公权力部门也不会贸然介入此类事件,社会工作者也依旧是“外人”,依旧很难如何完满地做出处理的方案。吊诡的局面由此产生,传统的道德秩序因现代的流动性而失去其威力,无法防止家庭、社会问题的产生,而置身中国传统道德秩序之外专业的伦理也失去了人伦的支撑。即专业伦理并不能为因传统社会解体而产生的问题提供道德指引。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一遇到道德伦理困境,社会工作者就必须举手投降。我们如果抛开二元对立的道德伦理原则,“反求诸己”,再将自己回归“普通人”的身份,用“在世平民”的姿态,[22]在文化和生活情境中去接受难以避免的“道德瑕疵”、社会工作实践的不完满,才有可能逃离社会工作伦理洁癖的泥淖。

   因此,流动的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观主张实践上的专业伦理与中国本土性文化伦理的结合。这与社工传统意义上的伦理相对论最大的差异是,后者扩大了专业道德伦理的范围,吸收、借鉴了本土性文化道德秩序的积极因素。从这方面来说,流动的社工专业伦理观是传统专业伦理观的本土化建构物。反过来说,流动的专业伦理也可能会重新塑造传统的社会伦理秩序。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也可能从流动的专业伦理的现代性中吸取其存续于时代的持续力量。在实践操作上,主要是反思哪些是过时陈旧的社工守则和理论,哪些是需要及时吸收添加的。笔者常听到这样的讨论,能不能留手机号码、微信号码给居民?家访时能不能跟村(居)民一起吃饭?过年过节能否收村(居)民的礼物?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值得按我国具体的情景予以探讨,不能一概照搬照抄西方对于“隐私”、“专业关系”的界定,否则社会工作者就可能陷入古学斌等学者所反思的“文化识盲”陷阱,容易被文化负载和理论负载蒙蔽双眼,丧失真正的文化敏感。文化识盲带来的影响是,不能做到同情的理解具体场景的文化脉络,将自己携带的文化理解和社工价值观、知识和技巧“强加”于他人。例如,某党群服务中心的社工小燕因过于讲求“公平”,拒绝因不识字婆婆参与活动领取奖品,继而发生言语冲突;而小燕的督导则把婆婆的行为归因为“无理取闹”,心理动因则为“自卑情结”。这显然是讲“技术”而不讲“人情”、讲“专业”而不讲“关系”,一叶障目、本末倒置。

  

   三、流动的专业范式:万能范式存在吗

   社会工作发展一百多年来,其理论建构和实践边界一直在发生新的变化和整合。以下将从时间、空间以及范式之争去分析。

(1)从时间维度看,主导社会工作发展的范式转变具有鲜明的流动性。20世纪30—60年代,在心理动力学主导的个案工作阶段,心理学的视角在社工专业中处于全盛的时期。社会工作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代表的心理动力理论在其影响下,注重改善守成秩序下的个人因素,很少关注社会改革问题,曾一度陷于精神诊断的模式。70年代开始,不同的理论异军突起,环境因素重新获得比较重要的地位。总体而言,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建构可划分为心理动力视角、行为与认知疗法、危机干预与任务中心模式、人本主义模式和存在主义模式、社会心理建构理论、社区与社会发展、激进与批判视角、女性主义视角、增权与倡导理论等等多种理论、模式与视角(派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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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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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兰州)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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