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晴佳: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

————四个方面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4-19 18:38:11
作者: 王晴佳  
培根对历史类作品做如此详细的分别,是希望它们之间能相互补充,但有趣的是,他本人写作的历史作品——《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I),则基本遵循了“君主之鉴”的著述传统,追求生动和富有感染力的优美叙述,而不注重运用可靠的史料和详实的考证。换句话说,培根虽然有心,但却没有将他的想法付诸实践。由此而论,在16、17世纪,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抑或博古学与历史学,尚是两种学问。博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差别,与学者与文人的差别相近。

  

   二、传统史学的终结

   虽然取向不同,但博古运动的开展和皮浪主义的盛行,让人们突破传统的权威,注意追求知识的真伪,也让史家看到事实对于历史写作的重要性。到了18世纪,博古学与历史学因此开始出现合流的趋向。这一合流,以历史学家吸收博古研究的成果,力求将自己的叙述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为特征。而这一做法的结果,就是使历史学逐渐脱离修辞学的范畴、走出“君主之鉴”的传统。换言之,传统史学——或“历史之艺”(ars historica),于是也就渐渐地走向了终结。

   但这是一个逐渐、曲折而又复杂的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一心想恢复古典文化,但在古典文化中,史学并没有占据太高的地位。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断言,史学与诗歌相比,后者更为高级、更有创意。“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的事件。”⑤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可能也反映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偏见。因为比如修昔底德式的历史著作,就希望能总结历史教训,并不只是堆砌史实。亚里士多德的态度,也让人看出古典作家重视知识的实用性,因此在近代以前,历史写作注重修辞和文采,也就让人可以理解了。但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家的研究,则让人看到在“达”和“雅”之外,还有“信”的重要性。无怪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ia,1407-1457)这位学问精深的学者,便对亚里士多德看低历史的做法,提出异议。瓦拉说道:“与诗歌相比,历史更有活力,因为它更真实。”他还指出,历史所揭示的,不是抽象的真理,而是具体的真理。⑥

   瓦拉的观点,其实已经暗示史学有其不同的方法,而探索并说明历史的独特方法,正是当时学者改造传统史学的一个必经之路。博丹的《理解历史的方法》(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在1566年的出现,并不偶然。在博丹之后,法兰西人朗瑟罗·拉·波佩利尼艾尔(Lancelot Voisin de la Popelinière,1541-1608)写作了也许是欧洲最早的一本史学史的著作。他用进化的观点来叙述史学的变化,认为诗歌或史诗的写作,代表了历史著述的初级阶段。具体而言,希腊史学经历了传说、史诗、散文和典雅文体(乃至矫揉造作)的演变。拉·波佩利尼艾尔也指出罗马史学的演化过程,与希腊史学类似。从他的描述来看,显然他注重的主要是历史表现形式,也即文体的变化。由此来看,拉·波佩利尼艾尔似乎还受历史属于修辞学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但与古典作家不同的是,他已经提出理想的史家,要用中立的态度,对史实做因果分析和判断,并展现历史的真相。⑦

   其实注重和探讨历史方法本身,已经表明那时的学者,不再视传统的史学写作模式为典范了。在博丹、拉·波佩利尼艾尔和培根等人从理论层面分析史学的性质和变迁及其与其他学问的关系的时候,马比昂(Jean Mabilion,1623-1707)则提供了一本具体探讨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著,那就是他的《古文献学论》(De re diplomatica)。在讨论《古文献学论》的意义之前,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马比昂写作此书的背景。17世纪的欧洲学者开始注意历史著作的真伪,与文艺复兴想恢复古典文化自然有关,甚至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出现了不少伪作和赝品——既有托古之作、也有以假当真或者真假混杂。如果只是为了欣赏古人的文笔,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和新教两派争论激烈,历史文献的真实性便成了论证的关键。所以博古学者之中,既有新教徒、又有天主教徒,而且后者还居多。个中缘由,不难理解——新教挑战了教会,使得天主教处于守势。为了反击,他们更需要运用慎密严格的方法,对各种文献做详尽的考证,以求捍卫教会的立场。

   马比昂就是一位天主教的学者,长期在修道院潜心向学,研究各种古文献。如上所述,近代欧洲以前的公文和宪章,大都写在羊皮上,以求保存久远。马比昂对这些羊皮文献,做了几十年的深入研究,积累了鉴别真伪的丰富经验。他写作《古文献学论》,与天主教反击新教的行动有关。宗教改革以后,促使了一些新的天主教团体的成立,耶稣会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个。因为新教质疑那时教会背离了早期基督教的传统,耶稣会士便特别注重掌握有关教会历史的真确知识。在冉·博兰德(Jean Bolland,1596-1665)的领导下,耶稣会的学者着手编写多卷本的《圣徒传》(Acta Sanctorum)。毋庸置疑,他们的编纂,力求基于可靠的文献,以免再度受到新教学者的嘲讽和质疑。其中的一位学者丹尼尔·丕皮布罗奇(Daniel Papebroch,1628-1714)在参与编写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法兰西修道院、特别是最著名的圣德尼圣殿所藏的羊皮文献,伪作和假冒品可能不少,因此提出质疑,表示这些文献都不可信。面对这一指责,马比昂受托反击,写就了《古文献学论》,既说明他反驳丕皮布罗奇理由,而且还总结了鉴定古文献的各种方法和手段。

   马比昂的对手丕皮布罗奇指出法兰克王国的一些传世文献,存在假冒品和赝品,有其理由,因为在圣德尼教堂,存有法兰克王国早期的许多羊皮文件,有的被认为由国王戴格贝尔特一世(Dagobert I,603-639)亲笔所录,但中世纪史家比德(St.Bede,672/673-735)和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538-594)等人的著作中却没有提及。鉴于在中世纪,托古之作不少,因此丕皮布罗奇指出,在戴格贝尔特一世以前的法国古文献,全部都是伪作,而且愈古愈假。但他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而且他本人没有亲自检查过那些文件。马比昂则相反;他的反驳基于他多年的实践经验。马比昂指出,在7世纪、甚至更早,法兰西人就有羊皮公文;戴格贝尔特一世确有亲笔公文,其后继者的类似文件和抄件亦不少。为了证明他自己论述的正确,马比昂在《古文献学论》中,交代了他自己辨别文献真伪的经验,其中包括如何结合“外证”(羊皮、字体、笔法等)和“内证”(文体、语法、称谓和内容),来取得可靠的结论。⑧

   在看到马比昂的反驳以后,据说丕皮布罗奇承认他的结论有误。但胜负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争论表明,在瓦拉之后,历史文献学已经渐渐成为一门显学。马比昂本人的成就,得到了法国上层和法王路易十四的青睐,而丕皮布罗奇在那时也享有盛名,被视为近代历史考证学派的先驱。纪尧姆·比戴因此这样形容历史文献学在当时的地位变化:“以前只是为了锦上添花,现在则成了复古和重建的唯一手段。”而后人的评论更为精炼,经过17世纪,“历史文献学从婢女变成了女王”。更有人指出,与“历史之艺”相比,那时出现了“批判之艺”(ars critica),即系统考证历史文献的专门学问。⑨瑞士学者冉·拉·科勒尔克(Jean Le Clerc,1657-1736)曾写就《批评之艺》(Ars Critica)一书,因此被通常认为是这一学问的代表人物。科勒尔克本人的治学,以考订、诠释基督教经典著称。“批判之艺”的方法,也就是用考订文本、比较史实出发,补充、检验和鉴定古书内容的真伪(有些古书整个就是假托之作而有的古书则掺有后人添加的部分)。

   重要的是,“批判之艺”在17世纪的出现和逐步兴盛,开始对传统的“历史之艺”造成了冲击。换言之,由于博古学、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使人感到应该采取研究的方法,将历史的写作建筑在详实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之上。因此博古学和历史学这两种原本不同的学问,开始走向汇合。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原因。⑩内在的原因与传统史学的内容有关。经过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古典史学获得重生,人们也相信能古为今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发现,其实古今不同;古典史学提供的经验教训,并不适合已经变化了的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7世纪欧洲已经见证了科学革命的成功。这一成功对文艺复兴初期人们一味崇古的思维,产生了剧烈冲击。当然,当时还有不少人坚信今不如昔,但也有一些人开始相信今胜于昔的可能。于是,在当时的法国和英国学界,出现了一场“古今之争”。(11)无论胜负,这一争论的出现,表明历史观已经开始改变。

   博古学与历史学在那时汇合的外在原因,就是批判、考订史料手段的完善和对历史真相兴趣的极大增强。毋庸赘言,这两者相辅相成:正是因为有了确证史实的手段,人们才增强了对历史真相的兴趣,而这一兴趣的增加,又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和完善考订史料真伪的方法。法兰索瓦·保都因(Bauduin,1520-1573)力求将法律学与历史学相结合,便是一例。保都因亦是法国学者,比博丹和拉·波佩利尼艾尔更早。他是法学家出身,对罗马法研究精深,又试图将之运用于当时。但是保都因很快就发现,古代遗传下来的法律文献中,既有法律的内容,又有历史的内容;后者用来说明前者。因此要想古为今用,吸收古人的智慧,必须将这两者分清。同时他也指出,要想真正了解古代的法律,必须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在保都因眼里,史学与法学有不少相似之处。第一就是两者都重视起源,即前例或先例;引用先例或前例来说明或论证一个事件或案件,在史学与法学的实践中,都十分常见并且必要。其次,法学和史学都强调证据,而证据又有目睹和转述之分;在目睹和转述之间,又以前者为重。但如果要落实证据,“批评之艺”也即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就必不可少。复次,保都因又指出研究历史和法律,都依照时间顺序而逐渐发展—前者从传闻、传说到历史叙事,后者则从习惯法到制定法。最后,保都因强调,历史学就其性质和范围而言,应该是普世的,须概括世界所有的地区。保都因有此想法,体现了他的基督教信仰,但也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密切相关。一言以蔽之,到了17世纪,保都因、博丹和拉·波佩利尼艾尔都已经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增强其研究性,不能只追求措辞华丽、故事动人,以求以古鉴今,而是要寻求真实的历史知识。而“批判之艺”的倡导者科勒尔克的表述最为直率。他认为史家必须具有批判的思维,对史料加以鉴定,确定其可靠性,然后用清晰、浅白的文字表述出来,不附加自己的修饰。历史著述要摒弃华而不实和虚浮雕琢的修辞笔法。(12)

   在17世纪末年,“批判之艺”开始走向盛期,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历史和批判词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的出版,其著者是法国学者皮埃尔·贝耶尔(Pierre Bayle,1647-1706)。这本词典的名字,也许是传统的“历史之艺”与新兴的“批判之艺”结合的最佳证明,因为贝耶尔的意图,就是要展示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成果,不愿盲目地接受前世传下的知识。因此这本词典的出版,成为质疑、检讨和整理17世纪以前的所有知识的一个尝试,是皮浪主义的一个典型实践。贝耶尔的词典,以人物传记为主,并参有一些有关宗教教义和哲学观念的条目。贝耶尔能以一人之力,写作这些条目,反映出他的博学,但更新颖的是,他写的条目,均附有详细的注释,力求将之建立在已有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本词典的出版让人看到,历史著述不再是修辞学的附属,而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抑或科学。传统史学由此也就走向了终结。

  

   三、历史哲学的兴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0920.html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