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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拖洋油箱”:近代温州闹米风潮的仪式与政治

更新时间:2020-04-19 18:34:17
作者: 冯筱才  

   摘    要:

   “拖洋油箱”是清末民国时期温州闹米风潮爆发时的一种仪式行动,抗议者用此方法来推动罢市,并对官府、富绅与粮商等造成压力,希望能解决口粮困难。闹米风潮的出现,在近代温州与轮粜制的衰微、“漏海”指控、粮食统购压力等有密切关系,也与各种地方权力派系斗争纠缠在一起。地方政府对风潮的应对,可以反映统治方式及官民关系的嬗变。194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粮食政策,与此前政策有重大差异,随着政府对粮食征收力度的增强,闹米风潮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抗议也日趋政治化、组织化,“拖洋油箱”最终成为当局禁止的行为。

   关键词:近代; 温州; 拖洋油箱; 闹米风潮; 仪式; 政治; 权力;

  

   前言

  

   洋油箱,孩子们拖着你/正如拖着锋利的犁/犁过大街,犁过城市的心脏/犁在人民的肩背上/罢市,喧嚣的呼喊起来了/罢工,城市的高大的建筑撼动了!……①1

   这是唐湜所写的现代诗《骚动的城》,它描写了1946年温州发生的一次闹米风潮。全诗从一个颇具地方色彩的街头仪式开始:“拖洋油箱”,即民众在大街上拖着煤油箱表达对口粮缺乏的不满,要求商店罢市,甚至聚众捣毁米行、米厂。这一抗议仪式的传统从清末就已经出现在温州,并且流行于整个民国时期,当地人士皆以“拖洋油箱”指代闹米罢市风潮。

   “闹米风潮”在中国古已有之。所谓“民变”、“民乱”,常由粮食问题引起。明清时期的城市民变中“粮食暴动”就占有很大比重2 。学术界对粮食风潮早有关注,1941年傅衣凌先生就发表《明清时代福建的抢米风潮》一文,特别强调商品经济发展与风潮之间的关系3 。以此为线索,社会经济史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曾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结合在一起。不过,后来在“阶级斗争”史观支配下,“抢米风潮”多被认为是一种经典的阶级压迫下自发的民众抗议行动,或革命爆发的导火线4 。

   1970年代以后有关粮食骚乱的研究,更多出现在明清史领域。王国斌在傅衣凌的研究基础上对粮食流通与骚乱之间关系有更细致的分析。他特别区分了国家、市场、民间惯习三种不同的粮食流通模式,及其对粮食骚乱带来的影响。在他看来,影响粮食流通状况的政治经济变迁让闹米风潮发生的可能性增加5 。在18世纪中国与欧洲,统治者对粮食骚乱的应对走向,反映出两种非常不同的政治经济秩序。清代的粮食骚乱,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引发根本性的制度革新,或成为新型国家建构的动力6 。堀地明则特别重视考察粮食骚乱的内部机制,包括抢米行动之形成、政府如何镇压骚乱、各种民间社团的表现、事后之处罚规则等,他都有比较细致的分析7 。

   学者们也研究了一些比较大的抢米风潮案例8 。除上述学者外,毕仰高(Lucien Bianco)曾从民众自发性抗争角度描述了1932年春漫延无锡全境的抢米风潮。他特别强调抢米行动绝大多数都是小规模、无组织的,行动者也仅是为其家庭获得有限食物9 。引起学者最大兴趣的是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相关论文可能有数十篇之多,涵盖制度、技术、秩序、官绅关系等各种主题10 。最近的研究对“政府统治效能”更为看重,如将长沙抢米风潮之发生视作是原有控制体系失灵的表现11 。马军亦强调政府统治力下降,无法合理应对粮食紧张及民众恐慌,是1945年后上海抢米骚乱发生的原因12 。

   在闹米风潮过程中,抗议民众通常都会以一定的仪式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比较传统的请愿形式包括“执香”、“抬城隍”等。抗议者在动员群众时也采取“鸣锣”、“揭帖”等形式。这种在特定时间空间的行动不同于日常不满的表达,带有强烈的宣告意味,其形式有时颇具表演性,这些或可被认为是一种街头政治仪式13 。当然,如果粮食骚乱造成严重后果,政府自然会禁止那些仪式,民众后来可能又会发明新的形式来表达抗议。清末民国时期温州街头出现的“拖洋油箱”就是这种闹米风潮的仪式。清末以降,温州粮食问题就越来越严峻,到1940年代后半期,米粮危机愈演愈烈,闹米风潮也一波接一波,对地方政治、社会均造成重要影响。闹米风潮背后的问题,不但涉及不同时期的政府治理模式,亦与官绅互动机制的变化有关。贫民、地绅与官员三者之间的博弈,都可以从风潮过程中窥见一斑。那么,近代中国闹米风潮的历史,前后究竟有什么变化?其形成机制如何?抗议人群如何聚集?他们又使用什么样的“仪式”传递其想法?官方如何应对这种抗议风潮?本文将聚焦于温州,考察闹米风潮背后地方权力结构的嬗变并分析“拖洋油箱”这一抗议仪式的特点及其演变。

  

   街头仪式及其信号意义:“拖洋油箱”

  

   最迟到1863年,煤油就已经进入中国14 ,煤油箱亦随之成为中国城乡社会常见的器物15 。这种由铁皮制作的长方体容器,不但坚固耐用,而且功能很多,人们可以用它来充当盛器,也可以作报警器、甚至武器。在浙江、江苏等一些地方,人们也用敲洋油箱代替原来传统的“鸣锣”方式,作为聚集民众的手段16 。清末温州即开始普遍使用煤油,民国时期瓯海关的煤油进口量已超过了浙海关17 。温州闹米风潮之中,“拖洋油箱”则成为一种标准的仪式行为:人们用绳子系在铁皮制作的煤油箱上,在石板铺成的街道上用手拉拽着快速行走或来回跑动,一个人紧接着一个人,一起发出“轰隆隆”的巨响,路旁的商店、业者看到这种行动,或听到响声,通常会迅速将店门关闭,否则商店就会面临被捣毁的危险,被动的罢市亦迅速得以实现,米风潮开始。

   目前笔者能查到温州民众以煤油箱作为抗议工具的较早案例发生在1896年。据《申报》报道,这年7月,瑞安民众声称米贵,反对地方殷富向外地粮商售谷,“鼓集少年沿街吵闹”,县令苏运卿即率队弹压,欲解散游行队伍。抗议者不但不听,“反将煤油箱沿途敲击”,“纠众成群”,将当地大绅孙仲容家门壁捣毁18 。这一则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细节:“少年”与“敲煤油箱”。

   由于集体抗议行动可能会招来官方的惩罚,因此,在近代温州闹米风潮中,通常都是以少儿为前驱,令其敲击或拖拉煤油箱高喊“罢市”。这种稚童策略,既让官方在处置时左右为难,亦可增加行动的灵活性19 。1906年,也是在瑞安城区,贫民以无米可粜,遂“遣童子沿街击洋油箱为号”,全城各店市一律关闭罢市20 。到民国时期,儿童在米粮抗议仪式中更扮演着导引性角色,不论游行队伍长短,至少从仪式上来看,多是从孩童拖洋油箱开始。

   不过,在仪式动作上前后似乎有差异。较早抗议者都是以“敲”煤油箱发出声音。“敲煤油箱”与传统的“鸣锣”相似,既有集众之功效,亦含有警告示威之意。如1906年3月《申报》称瑞安贫民“以煤油箱代锣沿街击令罢市”⑧。民国时期温州米粮抗议便基本上以“拖”或“拉”煤油箱为常见行动。如1912年初瑞安闹米风潮,贫民要求平粜,即“拖洋油箱于各殷富门首,屡示恐吓手段”⑨。到1916年,这种“拖”的办法似已普及开来,村镇民众亦可能因日常矛盾采取此一举动。张棡在其日记中曾记称有“无赖”要求粜米,唆使数百人“出拖洋油箱”到其侄家闹荒10。到1940年代,“拖洋油箱”便成为闹米罢市风潮标准代称。唐湜《骚乱的城》一诗,其起首句就是“洋油箱,孩子们拖着你”。

   拖拉煤油箱之仪式行动,通常是在石板铺就的街道上进行,其目的是要将抗议扩大化,威胁商店罢市。罢市之后,商人无法正常营业,不但经济上损失,而且容易让地方秩序紊乱。民众日常消费受到妨碍,无业者或“地痞”一类游民亦可能趁乱滋事。因此,罢市一旦发生,官府与地方商绅均大感压力。即使只有几个小孩在街道上拖动铁箱,街道两旁的店主都会非常紧张,担心自家成为攻击目标,人身财产遭受损失21 。由于罢市是抗议者首先要达到的行动目的,因此,抗议行动通常发生在繁华的商业区,如温州城区以五马街为中心的店铺集中区域,拖拉煤油箱的人边喊边跑,原来热闹的街道,便有可能因店家关门迅速变得冷清下来21 。

   然而,这种突然的举动未必人人能够听从,于是比较激烈的抗议者就会以暴力对付那些不配合者。1946年6月10日,温州爆发大规模闹米风潮。在五马街、南北大街、县城殿巷一带,出现成群结队的游行队伍,每队均由孩童数人拖油箱作为前导,后面则紧随“手执铁器木棍”的“短衣民众”,发现有商店未完全闭门停业,即行捣毁。为了造成全面罢市,抗议者连菜场亦不允许买卖,同时对那些依然上街之烫发妇女或穿长衫者,以剪刀强行剪其头发或衣服,街道上遂人迹寥寥22 。如果人力车夫把客人拉到五马街,客人就会被抗议者以“罢市”为由强行拉下车,并把三轮车车轮的气放了,使其无法继续营业23 。

   新的抗议仪式的使用,不一定意味着传统抗议方式就被放弃。如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的“执香请愿”的形式,较晚清出现的“拖洋油箱”要和缓得多,故有时候仍会被人们使用。1912年1月,温州米粮来源濒绝,米铺相继闭歇,人心惶恐,地方老人遂各执炷香至军政分府请愿24 。1940年11月,为抗议民食无着,温州复出现老人集体执香到县府请愿一幕25 。老人执香与孩童拖油箱,都具有弱势群体被逼请愿之意味,亦表示米荒的严重程度,但后者则直接与罢市相连,更带有胁迫强制他人参与之色彩,有时候抗议者会同时采取这两种仪式策略,以对官绅造成更大的压力。

   在温州,这种拖油箱罢市的抗议方式不仅在闹米风潮中使用,当地方发生其他类型集体行动时,亦可能出现。据说1919年乐清县学生救国会的学生就曾“拖着煤油箱沿街奔跑,向群众宣传不购买日货,监督商店不出售日货”26 。亦有人回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比较偏僻的瑞安大峃镇上,一旦出了重大事件,即有人拿着马口铁煤油箱在镇大街上边拖边喊,于是全部商店、居民都关了门,罢市之后,“整个大峃街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27 。可见,“拖洋油箱”后来在温州地区可能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罢市抗议符号。

  

   闹米风潮的若干成因:粜、“漏海”与统购

  

   为什么会出现闹米风潮?那些在温州街头拖着洋油箱罢市的人,其诉求为何?针对对象又是谁?闹米风潮,简而言之,当然是与贫民获得粮食之渠道发生障碍有关,无论是米贵,还是供应不足,都会直接引起民众对粮食安全的担忧。米价季节性的涨落都是正常现象,但为何有时幅度不大的米价上涨会引发严重风潮;有时粮食断销却没有出现大规模抗议?我们必须从具体的历史制度与地方政经环境来作分析。

   清末温州的米粮抗议,其实多以富户“闭粜”为理由,这可能源于传统荒年救济惯例⑨。远在春秋时代,“劝分”法就已出现,即官府劝谕富户为贫民举办平粜10。至宋代,它已成为政府办理荒政之重要举措11,南宋绍熙年间瑞安知县董熠所著《救荒活民书》即将“劝分”列作主要赈灾办法12。所谓“劝分”,最初可能是官方劝谕富户自动举办平粜救济灾民,但到宋代劝分政策已从自愿发展到强制①。强粜大户余粮(又称“发廪”)为劝分主要办法②,至少在南宋温州已有官员在使用③。

官方强制“发廪”,显然对富户不大有利。可能在贫民闹米及官府强制劝分双重压力下,地方社区合作性质很强的“轮粜”制度便在温州应运而生,即富户按照田亩数派定粜米数额,按规定之平价轮流售给贫民。这套制度在清末民初温州地方文献中被称作“轮粜”“粜门牌米”“庄米”等。瑞安乡绅赵钧在其1834年的日记中即记道“自五月十五日城市饥民劫乱后,到处减价轮粜”28 。1898年当地另一位乡绅张棡亦在日记中称“自家粜门牌米”,并请族长、房长坐局监督29 。1906年张又记曰“外间因米粮贵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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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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