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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治史主旨简述

更新时间:2020-04-18 21:22:25
作者: 王晴佳  
更进一步,因为怀特强调历史的叙述话语本质上是诗性的,因此他认为应该也可以用欣赏、分析诗歌的方法来加以归纳、分类。写作诗歌首先是运用想象;其次,是用修辞学中的比喻或转义的手法将之展现。在怀特看来,比喻的手法大致有四种:隐喻、提喻、转喻和讽喻。从转义的角度观察,他认为黑格尔作品有提喻的特点,马克思的作品是转喻的,尼采的是隐喻的,而克罗齐的则是讽喻的。怀特的主张简单归纳就是:作者在收集了事实之后从事写作的时候,固然希求提出一个论点,也无可避免地显示出某种意识形态的倾向,但最后在他们写作的过程中,又受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结构的制约,那就是叙述的比喻形式——他们或者采用了隐喻和提喻,或者采用了转喻和讽喻(当然交叉使用的也不少见)。这就是怀特所谓“元史学”中的“元”的层次,而这个层次,即是史学家、思想家对历史加以想象的产物。

   想象显然无法凭空想象,于是怀特认为是借助了上面不同的比喻方式,但是什么决定了某个史学家采取哪种比喻方式呢?这就回到了他在《历史的解释》中提出的所谓在一个人的“孩提时代”便会同化某种书写常规的观点。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他希图对此做进一步的阐发:当史学家面对一个历史研究对象的时候,其目的自然是对其做出描述和解释,但在此之前,史学家首先要对这个对象预设成一个有序的形象,其中的各部分都自有关联。对于这种“预设的形象构建”的过程,怀特认为体现了一种诗性,如同诗人写诗运用想象对描述的事物做比喻性的描述一样[8]30-31。而怀特对史家运用语言写作,因此自然受到其结构制约的观点,又受到了列维-施特劳斯、福柯、罗兰·巴特等人的明显影响。除了福柯自己否认以外,这些人都被视为语言学中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语言与所指事物的关系,远不是透明的对称关系;语言的指称一定受制于其自身的文化网络,而在这网络中,语言只是符号,一定要置于这个文化网络中才能获得理解。怀特接受了这样的立场,同时又吸收了弗莱等人的理论,用比喻的各种方式来说明历史书写的既定语言结构。不过他最终并没有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史学家选择其特有的比喻方式抑或语言结构来进行历史著述的。他用诗歌做比仿,指出“预设的形象构建”,有其启发性,但没有讲明这个“预设”是由什么决定的。而如果不做论证说明,只是归结于一种始自孩提时代的经验,那么他的解释就未免神秘主义的色彩13。

  

   四、重构“实用的过去”

   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出版之后,在史学界几乎掀起了一场“革命”,因为怀特将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完全等同,并重申一种叙述形式和另一种叙述形式之间没有好坏之差,也即历史著述并无真假,只是语言结构的表现形式不同,让他名声大噪。对于熟悉战后文学批评理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者而言,他们对怀特的观点不会觉得陌生。从怀特之后在文学批评界所拥有的声誉来看,他有关叙述特性和比喻形式的阐述,让他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可是,对于不关心文学批评、强调文史分野的史学界同行而言,怀特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讨论历史书写的形式及其与历史解释的关系,却足以让他们大吃一惊。《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出版之后的几年,西方的许多杂志都发表了书评,而《历史与理论》等杂志还发表了篇幅很长的评论文章,显示此书在学术界受到的重视14。几乎所有史学界的评论者无一例外都会称赞怀特的新意,但同时也表示他的概念及其文字表述,十分难懂。譬如英国史家彼得·伯克,以后将以他的新文化史研究而闻名于世,在其书评中指出怀特跨学科的取径,使其《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新意迭出,极富原创性,但伯克同时也承认此书难读。发表于美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美国历史评论》和《近代史研究》上的书评,对怀特的创意也表示了高度的赞赏15。富有新意但文字艰涩,这是肯定《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书评者的基本意见。

   当然,《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批评者也不少。有人直接指出,虽然怀特竭力创新,但历史事件还是应该先于历史解释,无法本末倒置。还有的干脆指出,怀特将历史学等同于诗学和语言学,已经明显越界,无法苟同。值得一提的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还受到其他学科人士的关注,不过他们的评论与史学界同行相比,显得颇为不同。一位加拿大政治学家径直指出,他无法理解怀特的立场,因为按照怀特的观点,一个史家治史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储备,而是取决于他的人生体验16。而文学领域的评论则有不同的取向:一位评者指出,怀特的理论借用了太多其他学者的论述,显得有点消化不良;而另一位评者则颇为正确地预测,怀特的著作对于大部分历史学家而言,将会难以接受,其言下之意就是怀特的所作所为更像一位文学批评家17。

   上述这位评者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的确预示了怀特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之后的地位和影响。在1970年代,怀特已经转任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在那里担任历史意识研究部的讲座教授,培养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生。他还与《历史与理论》杂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经常在那里发表论文。同时,他还有许多论文发表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杂志上,被文学界人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18。他的老友、《历史与理论》杂志的编辑理查德·范恩在1998年发表了《海登·怀特之反响》一文,详细回顾和检讨了怀特的影响,其中指出,怀特的跨学科取径,让他成为当代为人引用最多的一位史家,不过那些引用他观点的人中间,只有为数不到百分之十五的是史学界人士19。换言之,怀特墙里开花墙外香,在1989年弗兰克·安可斯密特挑起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争论之前,其地位和影响主要在史学界之外。

   怀特在出版了《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之后,著述不辍,继续阐述历史叙述与语言(文学)形式之间的联系,然后再汇编成集。1987年出版的《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和历史再现》和1999年出版的《形象的现实主义:拟态效应研究》便属于此类。这些论文集处理的主题不一,很难简单概括其内容,但怀特写作的意图还是很明确,那就是从历史认识论和本体论这两个方面,批判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近代史学传统及其深远的影响。譬如《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和历史再现》一书收入了讨论叙述和叙述性在历史著述和理论中的角色,强调历史书写一旦采用叙述这一形式,那就无法避免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色彩。而在《历史解释的政治:学科和非崇高》中,怀特指出近代以来历史学的职业化过程,促使史学家采用平淡无奇的笔调写作,以求客观公正,其结果是抹平了“历史的崇高”,也即突兀奇特、出人意料,让人啧啧称奇、叹为观止的历史现象。同样,在《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作为资产阶级科学的历史著述》一文中,怀特指出作为兰克史学在理论上的代表作,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一书显然不是客观史学的样板,而是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氛围。《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和历史再现》还收入怀特在福柯死前写作、死后发表的《福柯的话语:反人类主义的史学》一文,相对全面地介绍和分析了福柯的学术对当代史学的潜在和深远的影响。此文的副题让人看到,怀特无愧是福柯在美国史学界的知音,因为福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要直到近年才为人所密切关注[9]58-141。

   怀特《形象的现实主义:拟态效应研究》的论文集也收入了几篇颇为重要的文章,如《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章,详细论证了史学家参用文学理论的必要性。怀特指出,对于历史书写而言,反映历史真相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一部历史著作叙述的故事,往往让人更注意其描写的风格而不是其描写的内容。他引用安克斯密特的话形容道,许多经典的历史著作,出于史学名家,但他们著作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告诉读者历史究竟如何发生,然后就到此为止,不再从事该方面的研究;相反,许多历史著作的伟大之处,正是因为它们刺激了其他人对历史产生了兴趣,愿意继续从事相关的研究[10]1-42。如同本文开头所说,怀特在访谈中承认,他对现代主义一直比较执着,而他所指的现代主义,主要指现代主义的小说,与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相对。他在《形象的现实主义:拟态效应研究》中对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批评史家奥尔巴赫的文学史研究,颇为欣赏。他认为,奥尔巴赫的名著《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虽然指出文学写作是现实的反映,也即拟态,但并不认为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是一个不断向现实接近的过程,而是姿态纷呈、各具形态。怀特此书的书名用的是“figural”,其意是“形象的”但又与“figurative”同一词源,又有比喻的意思,因为要构建形象/形态,常常需要修辞的比喻。于是,名词“figuration”就有了双关的意思,既可以是“形象的建构”,又可以指“形象的比喻” (比如说“这个姑娘如花似玉”“那个小伙体壮如牛”)。怀特在写作此书的时候,选择不再用容易引起误解为地理术语的“tropics”来指比喻学,而更多采用“tropology”来指比喻的使用,也即比喻学[10]66-100。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怀特借用文学理论,其意图是恢复或重建历史叙述中的形象,避免为了不偏不倚而让历史书写干涩无味的传统。走笔至此,需要提一下怀特曾提倡“影视史学”,1988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比较叙述史学和影视史学之间的关系,之后该杂志开辟了“电影评论”的专栏20。

   怀特在出版《形象的现实主义:拟态效应研究》论文集的时候,已经从加州大学退休,之后被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聘请为讲座教授,足见他在文学批评界受尊重的程度。不过,从1990年代开始,他的理论被冠以“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史学界引人瞩目,怀特已经不再是出墙的奇葩了。2010年,他的追随者罗伯特·多兰为他编辑了一部题为《叙事的虚构性》的文集,收录了怀特在1957—2007年间他自己没有收入的论文。2014年,怀特自己又编了《实用的过去》,收录了五篇论文,其中同名的《实用的过去》一文颇为重要。怀特此时已经是84岁的耄耋老人,在《实用的过去》一章及该书的结束语中,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治学,提到了他的老师博森布洛克的教诲,指出他治学的宗旨,无非是力求突破所谓近代客观史学的模式,希望能复活历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平铺直叙、不偏不倚的写法,近乎阉割了历史学的生命力,背叛了西方传统史学信奉历史学“为人生之师”的优良传统。怀特借用前辈学者迈克尔·奥克肖特的学说,认为其“历史的过去”和“实用的过去”的二分法颇具启发性:历史学家不应该只是希望重建历史的真实性而忘记了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宗旨,那就是为人们的认同建构和现实生活提供有益的服务。鉴于近年科技的进步和史学界出现的种种改革新潮,怀特指出有关过去的认知已经高度多元化,突破了职业史家的藩篱。他认为或许“过去学”一词方能概括今天世界上的人通过重构自己的记忆而不断塑造文化认同的现象。在这一情形下,如果历史学家能够清楚认识到自己的治学为的是提供一个“实用的过去”,也许历史学才能重振生机[11]3-24。

   在结束本文之前,也许有必要再回到怀特最出名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他在书中分析了四种比喻的形式:隐喻、提喻、转喻和讽喻,而从他的行文来看,他特别偏好讽喻,或许与他曾心仪克罗齐有关,因为他认为克罗齐的史学可以由讽喻来形容。而究其一生来看,怀特本身的治学也是颇具反讽意味的:他一生钟爱史学,始终不渝,但他将历史等同于历史书写、甚至文学创作的观点,却让许多史家长期视其为历史学门的一个“异类”。而更具讽刺意义的或许是,怀特一生推崇现代主义的文学和理论,但却因否定历史事实与虚构之本质区别而被封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他也因此成为当代最知名的一位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家。

  

   参考文献

[1][波]埃娃·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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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论丛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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