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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治史主旨简述

更新时间:2020-04-18 21:22:25
作者: 王晴佳  
换言之,虽然19世纪被人视为“历史学的世纪”,但怀特提到,其实在那个世纪之末和20世纪初,西方已经有人预言地指出历史学已经形同槁木,比如尼采和布克哈特。而“一战”爆发之后,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存在主义等思潮,更是对历史学发出种种批评。这些批评的产生,自然与当时欧洲和西方所经历的重大历史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怀特同时指出,史家们在观念上的故步自封、方法上的陈旧保守也是重要的原因。他写道:

   历史学家在传统上认为,历史研究既不需要一种特定的方法论,也不需要特殊的知识装备。通常所说的历史学家的“训练”就大部分来说包括学习几种语言,熟练的档案工作,和一些固定的练习以便熟悉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和杂志。此外,有一些有关人类事务的一般经验,读一些邻近学科的论著,加上自制能力和“坐功”(Sitzfleisch),就是所需要的一切了。[6]50

   有趣的是,怀特此处用了一个德文字 “Sitzfleisch”,其本意是“臀部”,这里指的就是中文里所说的“坐功”,也即俗话“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意思。怀特对史家工作特质的描述,基于他的亲身经历,所以至今仍然感到颇为恰当,但他显然对此毫不满意,因为在他眼里,如果历史研究像斯图亚特·休斯所言,结合了科学和艺术,那也只是19世纪末的社会科学和19世纪中叶的艺术,仍然是过时的东西。不过如果读者细读休斯的论著,可以发现至少在科学的方面,休斯希望史家吸收心理史学的方法,在那时比较先进,并不过时10。

   但怀特显然有一个相当不同的关注点。他说史家采用的是19世纪末的社会科学,指的是历史研究仍然希望在描述史实之后,揭橥历史演进的规律。而他最有兴趣的方面则是,如何吸收和采纳19世纪末期以来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趋向。他的《历史学的重负》一文,充分展现了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不但在大部分历史工作者中十分少见,而且即使是思想史家一般也不会对文学、小说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从怀特晚年与人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他一直保持着阅读(历史)小说的兴趣,对文学界出现的新气象十分关注。这是怀特与众不同、抑或高人一头之处[3]69-75。

   《历史学的重负》还有一重要性,那就是指出了怀特之后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详细阐述的立场:历史书写和历史解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并不能做到客观地“如实直书”。相反,怀特认为历史书写与文学、艺术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勾画一样,只是展现了该现象的一个方面。即使这一描述是正确的,但还是并不全面,因为有“许多正确的观点,而每一种都要求有其自己的再现风格”。在这句话之后,怀特表述了他关于历史书写的一个关键立场:

   这将使我们认真对待那些创造性的曲解,提供这些曲解的人都能以和我们一样的严肃性看待过去,但却怀着不同的情感和知识指向。因此,我们不应该再幼稚地期待关于过去某一特定时代或复杂事件的陈述与某些事先存在的“原始事实”“相对应”。我们应该认识到构成这些事实本身的东西正是历史学家像艺术家那样努力要解决的问题,他用所选择的隐喻给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编序。[6]58

   这段话的正确理解就是,怀特不但将历史书写等同于客观历史本身,而且认为历史书写与艺术、文学创作(也即所谓的“创造性的曲解”)一样,手段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历史书写无非是史家选择某一种隐喻而对某一段历史的一种“编序”而已。

  

   三、想象—历史学之“元”

   怀特《历史学的重负》一文,虽然很长,但他显然意犹未尽。而他的读者尽管不多,但其中不少人对他历史学无异于文学和艺术的“革命性”的观点,兴趣颇浓,因此建议他写成一本书,这就是后来让他名闻遐迩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有四百多页,不免让人望而生畏。比这略早一些,怀特还在一个文学批评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解释》一文,已经简要地阐述了《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怀特在文学批评杂志上发表《历史的解释》这篇论文,对解读他的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前所述,怀特有着阅读文学批评和小说的习惯。在《历史的解释》一文中,他提到了被誉为20世纪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诺思罗普·弗莱的理论。弗莱在其《批评的剖析》一书中,对文学写作根据情节和主题做了分类,指出有喜剧、悲剧、浪漫剧和讽刺剧这些基本形式。而弗莱用的是 “mythos”这一词语,其意是“神话”但也指作品的隐含主题或主要情节[7]162-239。怀特对此理论深感兴趣,虽然他也用“mythos”,但更偏爱“plot”(情节),认为像文学、诗歌一样,历史书写同样包含一个“情节结构”(plot-structure)。由此,他创造了“emplot”这个动词和 “emplotment”的名词,意为“情节设置或建构”,用来说明这一情节结构是由史家创造性地设置、构造出来的11。这其实就是怀特在《历史学的重负》中所谓的“编序”。所以他在《历史的解释》中这样写道:“一个历史学家构建的悲剧的情节,在另一个历史学家那里可能成为喜剧或罗曼司。”[6]75

   那么,是什么决定一个历史学家将其书写构建成一个悲剧抑或喜剧呢?怀特的回答参考了结构主义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和思想史家柯林武德的论点,但更倾向于弗莱的理论,那就是取决于一种写作的或“文学的常规”,而这一常规早在史家或诗人的早年便已在其思想内根植了。怀特这样描述:

   历史学家与诗人一样,当孩提时听到第一个故事时就已经开始同化这些常规了。因此,历史叙述中存在着“规则”,即便不是“规律”的话。比如,米什莱不仅是一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他还不断地编排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历史,将其构建成一部“罗曼司”。而托克维尔则被视为是“现实主义”的,常与米什莱所谓的“浪漫主义”形成对照,其大部原因是因为托克维尔决定将同期的历史构建成一部悲剧。对法国历史的这两种阐释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在所分析的、按编年顺序而形成的“事实”层面上发生的,而是在关于这些事实所构建的故事层面上发生的,因为每个故事都与众不同。[6]76

   鉴于怀特对于文学批评和小说的兴趣,他对历史解释的分析便在意识形态等层面上加上了写作风格和情节构造的面向。易言之,怀特认为历史学家著史所拥有的主观立场,不管是隐含的还是明显的,不仅由他们的政治意向、宗教信仰等所决定,还受到他们自孩提时代便养成的写作偏好和趣味的影响。

   在他《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导言中,怀特更将这一属于个人写作偏好的常规,定义为历史书写的深层结构而加以重点叙述。如前所述,怀特的史学观念的形成,受到了意大利学术思想特别是克罗齐的很大影响。而克罗齐史学理论的著名论点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即不管史家处理的是哪段时期的历史,其书写本身必然反映了史家在他那个时代对过去的思考。同样受到克罗齐思想影响的英国思想史家柯林武德对此观点做了发挥,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史家写作历史,均是历史思考的产品。在写作《历史的解释》一文时,怀特花了不少笔墨讨论柯林武德的思想。显然,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对他论证历史叙述等于历史解释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虽然洋洋洒洒,但对柯林武德却只是一笔带过,而且还是因为克罗齐的关系。不过,从《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副题可以看出,怀特用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而“想象”一词,正是柯林武德提出来形容史家的工作的。怀特在《历史的解释》一文中也特别做了论述,可见柯林武德对怀特影响之深[6]73-77。

   从《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写作结构来看,又与《历史学的重负》一文有许多关联。怀特在《历史学的重负》中指出19世纪末以来历史学和历史主义观念出现的危机,认为当今的史家不能熟视无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启蒙运动以来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发展,以黑格尔的论著为代表;第二部分描述19世纪的四种“现实主义”的历史书写模式,其意图是交代在启蒙运动历史哲学影响下的历史研究及其代表人物: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第三部分则注重19世纪后期开始对上述这四种历史书写模式的批评和摒弃,以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的论著为对象。因此,从内容上看,《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是一部史学思想史,讨论的是18世纪至20世纪初年历史观念与书写的变迁。像怀特这样内容比较全面的论著,在这个领域并不多见,这是他此书的一个贡献。

   不过,《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虽然比较全面,但并不完全反映怀特广博的学识。如上所述,他很早就开始接触和阅读文学理论和小说,也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传统和新潮十分熟悉,并有相关的论著,只是现在很少有人注意了。举例而言,怀特是美国史学界、甚至美国学术界最早介绍米歇尔·福柯学术思想的人之一。而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他对当代的思想家(比如他相当熟悉的卡洛·安东尼)没有多花笔墨,更没有详细讨论小说与历史书写的关系,与他在同期发表的许多论文取径比较不同。这些论文后来收入他于1978年出版的《话语的比喻》这本论文集12。

   怀特写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让他得以进一步阐述他在《历史的解释》等论文中提出的历史叙述等于历史解释的观点。这是此书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贡献。在《历史的解释》中,他指出史家写作历史,会受到意识形态、解释模式和情节建构等三个方面的影响。而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他借用了弗莱的论点,指出历史书写其实就是一种“言语结构”,但弗莱说的是小说,而怀特则指历史著作,完全将史学与文学相等同,显示一个颇具争议的“革命性”的立场。而怀特毫不含糊,直接将之作为《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我将从最明显的方面考察历史著作,即是说,把历史著作看作以叙述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言语结构,其目的是将过去的结构和过程变成一个模式或肖像,然后我想通过再现这些结构和过程来解释它们究竟是什么。”[8]2怀特交代了《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写作的两个宗旨:一是论证历史著述无非是言语结构的一种形式;二是通过详尽的描述、分析,重现这些形式的形成及其诸种表现。

   从上述前提出发,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选择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八位: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前面四位可以说是史学家,而后面四位是哲学家。怀特不加区别地将他们并列处理,体现了他认为构建、解释和书写历史,史学家与哲学家的工作无异的主张。然后他根据他考察的三个方面做了如下的分列:一是在历史解释模式上,他认为这些著作体现有形式论、机械论、有机论和情景论等四种;二是从情节的设置和建构考量上,则有浪漫剧、悲剧、喜剧和反讽剧等四类;三是在意识形态的表述上,又有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区分。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述,只能举例说明。如《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指出米什莱大致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马克思显然是激进主义,兰克倾向保守主义,而克罗齐属于自由主义。在阐述这些不同类型或形式的时候,怀特论及的对象其实超出了这上述八位,而是涉及19世纪许多重要人物。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虽然归纳了上述三种类型,但怀特写作的主要兴趣则在强调历史著述的“诗性”。因为如果仅从意识形态和历史解释这两方面来考察,他在书中所处理的人物,都无法完全置于一种类型或形式底下。可是,从文学形式也即情节设置和建构的角度来观察,怀特则认为他们之间的区别则相对比较明显:米什莱的作品是浪漫剧的、兰克是喜剧的、托克维尔是悲剧的、布克哈特是反讽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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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论丛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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