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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丹:倾心“融合”还是漠然“旁观”?——沈从文川南土改行的思想史与文学史意义

更新时间:2020-04-16 16:22:00
作者: 姚丹  
“其主要兴趣在于技艺而不在于广场”的奴隶和匠人,虽然他们的劳动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存所需,也帮助自由人解决了生存所需,但因为他们没有进入“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不具有“人”的政治属性,因而是非人的。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状态,与古希腊奴隶是相似的。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剩余劳动为那些“不劳动的人”提供了两样东西,一是“生活的物质条件”,二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54],因而“剩余劳动”“是除劳动阶级以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55]。而整个工人阶级却由于繁重劳动而不可能有“自由时间”发展个人的精神空间。阿伦特认为,正是延续着这种“劳动是非人”的思路 ,马克思才提出“革命的任务”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取消劳动,‘自由王国’才能代替‘必然王国’”[56]。从精神生活(包括政治参与)这个角度讲,劳动是被动的,桎梏人的。

   而沈从文所写的这位“老同志”,他的劳动是否有“低贱”的特征呢?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老同志”是华北革命大学的炊事员,“主要工作是管大灶水火”,说白了,就是厨房里的伙夫。但他“其实整天心手两不闲”:

   饭上桌子时,端盆拿碗照例一大阵子忙。过后,不是赶紧蹲到炉灶边看火添煤,就得守在热气腾腾大缸开水边等待洗碗。天气那么热,任务来时,两只大手就不断在那缸滚热开水中捞来捞去。一顿饭得洗大小碗盆四百件,过水八百回,三顿饭统共二千四百次左右,不是件简单容易事。工作中圆润额角不免满是大颗大粒汗水。[57]

   “老同志”从事的确实是重复单调,技术含量有限而体力消耗巨大的较原始的劳动。由于劳动量繁重,他又自动牺牲看戏时间去做烧水的活,无法参与娱乐,而文化程度低又沉默寡言的他也很少和大家发生精神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为了“自己和众人”的生存而劳动,而使其他学员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来学习、休息和娱乐。从古典哲学或者马克思的角度看,这样的劳动一定程度上是服从于“必然性”的“非人”劳动;而沈从文却通过“政治参与-道德意义”的建立,以及“历史创造的真正承载者”两个维度,翻转出老同志劳动意义的正面价值。“老同志”,在沈从文的解读里,是通过为公众服务的劳动,而进入公共事务,参与了政治,这正如蔡元培赞扬的一战中国劳工,由于进入欧洲战场,参与公共事业的劳作而改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而老同志不仅进入公共事务为大家服务,而且还在道德上提供了“榜样”的作用。在沈从文看来,老同志所具有的“新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是可以“长年不变的为在改造中的知识分子学习示范”。沈从文认为,有着“简质素朴的心”,“工作谨严认真”而“个人的需要那么少”的老同志,“提供到职务上却是无保留的热忱和全部劳动力”。付出多而需要少,这无私品格正是沈从文所认可的。再者,在沈从文的理解里,历史创造也是涓滴汇流成海,是坚忍而持续的积跬步以至千里;虽然沉默的老同志的工作是琐屑的,然而,“中国能够站起来”,就是依靠“老同志一样的劳动人民,在无私无我的为建设国家而努力”。

   “老同志”某种程度上是沈从文的自我精神写照。小说写道,虽然从内心里,老同志对革命道理的认同是很强烈的,“从领导干部口中听来的革命道理,就和自己心腔子里想的一个模样”, 但苦于表达不出,而只能以双手的劳作来传达内心的激动。“和自己心腔子里想得一样”,其实也是沈从文在川南土改行中对于“封建剥削”学说等革命道理的理解的状态。对新的时代和社会,他有发自内心的认同之处,但是他不愿意也无法介入到以滔滔不绝的“演说”-“言说”为主要构成物的“政治活动”中。因而,“沉默”而“工作(劳动)”反而成了他在公共生活中的常态。这是沈从文自觉而又无奈的选择,一如他在土改山中的“看风景”,“如游离却又融洽”。而这种状态却很难被认为是“积极”的。丁玲以无言的方式拒绝推荐《老同志》就是明证。而在沈从文这里,沉默的美学原是代表着最有建设性的以“劳动创造”融入新中国的安身立命的原则。劳动是辛劳的,是“自然所强加的永恒必然性”,但它又是“最人性的和最富生产性的人类活动”。“老同志”在无私付出的劳动中感到满足,获得自己的主人翁感觉——“个人因工作积极负责任,得到普遍应有的尊敬”。沈从文也想通过自己默默的写作,为普通人写心,既将他们在历史巨变中的所思所行凝定成文字,而自己的工作也在文字凝定中一同进入历史,具有一定的“纪念碑”意义。这样的设想既然遭遇重创,他只好改作他想。

   新中国文学的领导者为何拒绝这种“沉默美学”,拒绝以双手劳作而非滔滔雄辩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的主人公,是耐人寻味的另外话题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美学”的主人公多以身心双重焕发为特征,而沉默则很难展现“心”之焕发的风采,这从后来“样板戏”的主人公一定要大段自我抒情即可证明。另一方面,沈从文的“沉默”包含一种“冒犯”,是对那些嘴上流利阐发“唯物主义”原理而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挑剔、懒惰的知识分子的冒犯,恰如他从事文物研究更重视“物质实物”而轻视“专家”视如珍宝的“纸面材料”,是对专家的冒犯一样。他所自觉归队的是一个底层的手作的沉默的群体。

   如果说“新人民观”是沈从文“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新社会最基本的契合点,一个最重要的认同基础”[58],那么再具体一点,我们可以说,“劳动”理论是沈从文“人民观”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59]。如上面论述中已经提到的,“劳动”的意义,首先表现在现实中提升的“劳动者”的尊严感;此外,“劳动”整体改动了历史阐释框架。“劳动创造历史”或者“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为沈从文所热情接受,他的表述是“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他的后半生,主要的使命就是要将这样的“提法”落实,以“史实”的方式来证明“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他要“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60]。沈从文关心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实存物,不但因为其美,而且因为其中还凝结着创造者全部的生活热情,他“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而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他认为每一项作品,都是劳动者的个人史,包含着“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是“那个作者”的“生活挣扎形式”,也是“心智的尺衡”[61]。这样,他通过研究文物,进入的是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史”与“心史”,而非文人的“抒情史”[62]。的确,沈从文说过在“事功”与“有情”的对立中他倾向于“有情”,这是对一切生命“有情”,而非仅仅局限于文人之抒情;这是对汲汲于“功利”的蔑视,是对一切沉默工作而筑起历史的无名者深沉的爱。

   注释:

   [1]新世纪以来,沈从文新中国时期思想情感与写作的变化,依然为学者所关注。钱理群2009年的《1949—1980:沈从文的坚守》(见《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一文,总结了沈从文与新中国意识形态契合的三个要点:“新爱国主义”思想、“新人民观”和“新唯物论”。本文在钱先生有关沈从文“新人民观”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考察。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主要依托沈从文书信来结构传记,受张著启发,本文亦以沈氏书信为主要材料着重从“内部”研究沈从文。沈从文土改书信收于《沈从文全集》第19卷,本论文中沈从文的个人见解如引自该卷,皆为书信,不单独标注日期。

   [2][12][15][16][17][18][21][22][23][24][25][26][28][29][30][34][35][36][38][40][41][42][45][46][4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78页,第186页,第310页,第313页,第310页,第310页,第179页,第180页,第330页,第220页,第266页,第268页,第172页,第172页,第246—247页,第179页,第183页,第345页,第176页,第200页,第171页,第186页,第223页,第296页,第31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4][14]沈从文:《川南内江县第四区的糖房》,《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302页,第302页,第311页。

   [5]沈从文:《人与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13—14页。

   [6][7]沈从文:《巧秀与冬生》,《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1期,第113页,第113—114页。

   [8][9][11]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在这篇文章中,秦晖将20世纪以来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研究模式概括为“乡土社会和谐论”和“租佃关系决定论”两种。民国时期,“乡土社会和谐论”以乡村建设派为代表。乡建代表人物梁漱溟就认为中国农村“不独没有形成阶级的对抗,乃至职业的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也每为家族的或地方乡土的关系之所掩”。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44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章第一条,第2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13]沈从文参看的资料中,有关川南地主和农民租佃关系,提到租佃名目和内容的,有三个文件比较具体:一,1950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二,林采著《川南田租剥削概述》;三,内江地区土改学习资料《川南租佃》。

   [19]邓以蛰:《国画鲁言》,《邓以蛰全集》,第110—11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另外在《沈从文全集》中收有一封《给一论文作者》的信,信的开篇就将邓以蛰和余绍宋、黄宾虹、张伯驹等人并列为“有眼睛”的“见好画不少”的“论画专家”,可见沈从文了解并敬佩邓以蛰。参见《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61页。

   [20]当然如果“较真”,也可以说沈从文从前的小说不是无立场而是立场暧昧,甚至如郭沫若所说是“反动”的。

   [27]沈从文在川南土改行的书信中明确提到的山水画家是夏圭和石涛。不过他对中国古代画家的了解远不止于这两位。从他1947年的那封书信中,我们了解到他对中国山水画历史脉络是极为熟悉的。信中提到王维的《辋川图》(已亡佚),以及仍存于故宫的唐卢鸿的《草堂图》,指王卢同属“隐逸画人”。参见《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61页。

   [31]小川环树:《风与云》,《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周先民译,第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32][33]格雷厄姆·罗布:《探索法国》,王梦达译,第17页,第1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7]W.J.T.米切尔编:《风景与权力》,杨丽等译,第12页,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39]参见姜涛:《“有情的位置”:再读沈从文的“土改书信”》,《文艺争鸣》2018年第10期。这个判断是在回应李斌对沈从文的批评。李斌认为沈从文的土改行始终是取静默旁观者的姿态,无法融入当地具体斗争中,“是参观土改,而不是参加土改”。(李斌:《沈从文的土改书写与思想改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姜涛在肯定李斌对沈从文批评的“深透”之后,婉转地为沈从文做了一点辩护,认为“居高临下的长时段视角,也不只是超然静观的视角,而显现为过去、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贯通”。姜涛的观点与本文比较接近。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也强调:“希望在主体内部扬弃个我与历史的差异,在个人生命史的纵深中去把握时代变化,整合复杂多方的生命及历史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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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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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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